中国官员去私企经商，经《华尔街日报》“中国官员纷纷下海去私企”（2014年9月5日）一文，再度成为海外中文世界关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
本人曾亲历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官员下海潮，认为这两波“下海潮”产生的因由完全不同，1992官员下海潮的关键词是“发展”，2014的关键词是“避祸”。
*1992年“下海”：体制外求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官员下海潮，是奔发展机会去的。不过，他们只是全民下海潮当中的一只力量。当时正逢中共建政以来最重要一次思想解放，社会成员可以拥抱商品经济，堂而皇之地公开追求财富。深圳当时领风气之先，先于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证交所，国有民营企业忙着股份制改造、圈地，这些都需要一些政府官员帮忙。比如要想股票上市，必须经过体改办、人民银行金融处多个部门同意，才能拿到上市指标；批土地，得国土部门一个个处挨个求下来，规划处、建设处一个也不能少。这些事情，下海官员在政府部门有熟人，找人办事方便，企业自然优礼。那时候，一些曾在各种会议上见过的熟人，一年半载不见，就有了座驾，手持当时十分稀有的“大哥大”，一副成功人士派头。我在路上行走时，经常会有座驾停下，然后一位熟人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到哪去？我送你一程。”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已下海并成为有车一族。
不过，这些下海官员当中，除了少数懂经营的人，大多数对企业的价值都是一次性的。后来的发展并非都一帆风顺，有人借此积累了资本，自己创业办公司；有人走上了股份制改造与资产重组这条专业化道路。据媒体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失败者已经沉寂，成功者中有少部分人成为商界精英，万通董事长冯仑在国家体改委处长位置上辞职下海；嘉德拍卖公司、泰康人寿的创办人陈东升从国务院发展中心副厅级官位上离职，成为“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
*一种不得已的“下海”*
官员当中还有一种迫不得已的“下海”，即被踢下海。国土局、建设局，以及负责公司上市指标审批的部门，如人民银行金融处、体改办，这些政府部门是商界寻租重镇，官员们与企业热衷于玩官商一家亲，推杯换盏成为日常交往方式，官员们指教企业如何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比如哪些人是办事时必须“搞惦”的关键人物，用什么方法行贿最有效。这些官员们深知自己的资本就是身在公门，有对企业设置关卡的权力。一旦离开，资本立即化为零，原来与企业的同盟基础不复存在。因此，这些人下海，完全是被逼。例如深圳市体改办某负责人，就是因为“风闻”太多，深圳市常委开会决定，限时要求其自动离职，没公开摆上台面的理由是促其离职，不出丑闻，以保全更多的人。二是深圳市国土局在1990年代中期大换血，除法规处与办公室之外，几乎每个处的主任科员以上全部换马，限期三个月，自谋出路。据说公布这条消息的理由是：这样做是组织上爱护你们，趁没出事之前自谋发展。当时国土局大小官员四处找地方接收，不少原来与他们打得火热的企业却不想接收这些失去权力的官员，以各种理由婉拒。一位熟识的董事长如此对我解释他们不想接收原关系户某处长的原因：在国土局，能办事，大家低声下气求他，给他好处。如今既然不在了，这用钱买来的交情谁还认？何况他也拿得够了。另外一种类型是因腐败入狱的官员，因为口风紧，没“攀咬”，保住了一些人。出狱后，受惠企业主赠送一笔“创业资金”，中国某着名证券公司的总裁Z就是这种经历。
这种下海原因不可能见诸于官方记载，本人回忆录也不会谈及。但这种现象确确实实是一批政府官员不得不辞去“公职”下海的的原因。
*2009：民企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民营企业寿命折射了其生存环境是否宽松。据公开资料，1993年以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2010年，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民企寿命长的时期，就是民企生存条件宽松、官员愿意“下海”之时。
2002年十六大之后，“三个代表理论”成为中共指导思想，民营企业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进入各地政协、人大。沿海及发达地区的省市工商联主席，不少由民营企业家出任，因此民企有过几年短暂的黄金发展时期。一些有经商才能的官员辞官下海，但因创业门槛提高，自办公司不容易成功，多受聘于私企充当高薪职业经理人，并未形成官员下海潮。从2008年左右开始，民企经营环境开始恶化，中国大型国企被宣传成“共和国长子”，2009年关于“国进民退”的大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升温。多位知名企业家因种种原因锒铛入狱。而此前那些高调亮相的下海官员，“有的在咸湿海水中被呛水，有的被劈头盖脸的浪头打晕，还有的几度挣扎后还是逃回了岸上……”，被媒体用作“呛水”例子的有辞去福建省资讯产业厅厅长下海的游宪生，浙江省财政厅原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等多位。
《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连续多年监测并发布《中国企业家年度犯罪报告》，他们对过去数年的案例研究发现，近5年媒体曝光的企业家犯罪越来越集中在民营企业家身上。2009年，民营与国营企业家犯罪曝光数为49：35，2013年，被曝光的民营企业家与国企犯罪数量已成为270︰87。也正是这种险恶的生存环境，导致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有不少人无意接班家族企业，希望从政。与此同步发生的，就是公务员考试的急剧升温。
*2014：官员下海为避祸*
2013年开始，北京反腐风声日紧，政治嗅觉最灵敏的当然是官场，从“八不准”严厉推行、各地收缴官员因公护照并禁止出国游，官员房产内部登记等措施接二连三出台，许多官员知道这轮反腐并非江胡时期那种“干打雷不下雨”式反腐，如何保住自身平安就成了优先考虑。也因此，一些官员在“东窗事发”之前辞官下海也算一种选择，只是这种“选择”究竟是出于保护伞劝谕的结果，还是主动选择，外人无从得知其详。以查裸官最多的广东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仅广州市就有4名县处级(含)以上的官员辞掉公职，加入民企或上市公司担任高管。
按照《中国官员纷纷下海去私企》这篇文章的说法，原来在政府或国企工作的官员，是“因为这种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而且能带来强大的人脉关系网”，现在要去私企，是因为“从宴会、商务舱座位、特殊待遇、国外旅游等均被取消，以及难以获得灰色收入了”，这一总结实在过于皮相。收入福利减少、腐败风险加大与政治责任加强，对于入公门不久的低阶年青公务员来说，可能影响他们重新选择职业。但对于45岁以上的官员来说，这并非主因。这些人太熟悉官场与商界的关系，明白以下道理：在中国做官与经商是完全不同的行当，从官员到商人是从“恩赐者”到求人者的转变，会做官者不一定会经商。因此，只要公门里还能继续混下去，他们绝大多数人不会在中国中小民企纷纷破产，经营环境严重恶化之时辞官下海。可以说，2014年官员下海，乃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这苦衷确实来自于反腐，主要是为了避祸。一旦辞官，就有了出入国门的自由，是进是退均不受限制。
可以说，2014年辞官避祸的道理与官员自杀、被自杀一样，原有利益链条上的关键链条一断，其关系网上的其他人就安全了。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本人曾亲历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官员下海潮，认为这两波“下海潮”产生的因由完全不同，1992官员下海潮的关键词是“发展”，2014的关键词是“避祸”。
*1992年“下海”：体制外求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官员下海潮，是奔发展机会去的。不过，他们只是全民下海潮当中的一只力量。当时正逢中共建政以来最重要一次思想解放，社会成员可以拥抱商品经济，堂而皇之地公开追求财富。深圳当时领风气之先，先于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证交所，国有民营企业忙着股份制改造、圈地，这些都需要一些政府官员帮忙。比如要想股票上市，必须经过体改办、人民银行金融处多个部门同意，才能拿到上市指标；批土地，得国土部门一个个处挨个求下来，规划处、建设处一个也不能少。这些事情，下海官员在政府部门有熟人，找人办事方便，企业自然优礼。那时候，一些曾在各种会议上见过的熟人，一年半载不见，就有了座驾，手持当时十分稀有的“大哥大”，一副成功人士派头。我在路上行走时，经常会有座驾停下，然后一位熟人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到哪去？我送你一程。”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已下海并成为有车一族。
不过，这些下海官员当中，除了少数懂经营的人，大多数对企业的价值都是一次性的。后来的发展并非都一帆风顺，有人借此积累了资本，自己创业办公司；有人走上了股份制改造与资产重组这条专业化道路。据媒体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失败者已经沉寂，成功者中有少部分人成为商界精英，万通董事长冯仑在国家体改委处长位置上辞职下海；嘉德拍卖公司、泰康人寿的创办人陈东升从国务院发展中心副厅级官位上离职，成为“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
*一种不得已的“下海”*
官员当中还有一种迫不得已的“下海”，即被踢下海。国土局、建设局，以及负责公司上市指标审批的部门，如人民银行金融处、体改办，这些政府部门是商界寻租重镇，官员们与企业热衷于玩官商一家亲，推杯换盏成为日常交往方式，官员们指教企业如何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比如哪些人是办事时必须“搞惦”的关键人物，用什么方法行贿最有效。这些官员们深知自己的资本就是身在公门，有对企业设置关卡的权力。一旦离开，资本立即化为零，原来与企业的同盟基础不复存在。因此，这些人下海，完全是被逼。例如深圳市体改办某负责人，就是因为“风闻”太多，深圳市常委开会决定，限时要求其自动离职，没公开摆上台面的理由是促其离职，不出丑闻，以保全更多的人。二是深圳市国土局在1990年代中期大换血，除法规处与办公室之外，几乎每个处的主任科员以上全部换马，限期三个月，自谋出路。据说公布这条消息的理由是：这样做是组织上爱护你们，趁没出事之前自谋发展。当时国土局大小官员四处找地方接收，不少原来与他们打得火热的企业却不想接收这些失去权力的官员，以各种理由婉拒。一位熟识的董事长如此对我解释他们不想接收原关系户某处长的原因：在国土局，能办事，大家低声下气求他，给他好处。如今既然不在了，这用钱买来的交情谁还认？何况他也拿得够了。另外一种类型是因腐败入狱的官员，因为口风紧，没“攀咬”，保住了一些人。出狱后，受惠企业主赠送一笔“创业资金”，中国某着名证券公司的总裁Z就是这种经历。
这种下海原因不可能见诸于官方记载，本人回忆录也不会谈及。但这种现象确确实实是一批政府官员不得不辞去“公职”下海的的原因。
*2009：民企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民营企业寿命折射了其生存环境是否宽松。据公开资料，1993年以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2010年，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民企寿命长的时期，就是民企生存条件宽松、官员愿意“下海”之时。
2002年十六大之后，“三个代表理论”成为中共指导思想，民营企业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进入各地政协、人大。沿海及发达地区的省市工商联主席，不少由民营企业家出任，因此民企有过几年短暂的黄金发展时期。一些有经商才能的官员辞官下海，但因创业门槛提高，自办公司不容易成功，多受聘于私企充当高薪职业经理人，并未形成官员下海潮。从2008年左右开始，民企经营环境开始恶化，中国大型国企被宣传成“共和国长子”，2009年关于“国进民退”的大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升温。多位知名企业家因种种原因锒铛入狱。而此前那些高调亮相的下海官员，“有的在咸湿海水中被呛水，有的被劈头盖脸的浪头打晕，还有的几度挣扎后还是逃回了岸上……”，被媒体用作“呛水”例子的有辞去福建省资讯产业厅厅长下海的游宪生，浙江省财政厅原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等多位。
《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连续多年监测并发布《中国企业家年度犯罪报告》，他们对过去数年的案例研究发现，近5年媒体曝光的企业家犯罪越来越集中在民营企业家身上。2009年，民营与国营企业家犯罪曝光数为49：35，2013年，被曝光的民营企业家与国企犯罪数量已成为270︰87。也正是这种险恶的生存环境，导致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有不少人无意接班家族企业，希望从政。与此同步发生的，就是公务员考试的急剧升温。
*2014：官员下海为避祸*
2013年开始，北京反腐风声日紧，政治嗅觉最灵敏的当然是官场，从“八不准”严厉推行、各地收缴官员因公护照并禁止出国游，官员房产内部登记等措施接二连三出台，许多官员知道这轮反腐并非江胡时期那种“干打雷不下雨”式反腐，如何保住自身平安就成了优先考虑。也因此，一些官员在“东窗事发”之前辞官下海也算一种选择，只是这种“选择”究竟是出于保护伞劝谕的结果，还是主动选择，外人无从得知其详。以查裸官最多的广东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仅广州市就有4名县处级(含)以上的官员辞掉公职，加入民企或上市公司担任高管。
按照《中国官员纷纷下海去私企》这篇文章的说法，原来在政府或国企工作的官员，是“因为这种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而且能带来强大的人脉关系网”，现在要去私企，是因为“从宴会、商务舱座位、特殊待遇、国外旅游等均被取消，以及难以获得灰色收入了”，这一总结实在过于皮相。收入福利减少、腐败风险加大与政治责任加强，对于入公门不久的低阶年青公务员来说，可能影响他们重新选择职业。但对于45岁以上的官员来说，这并非主因。这些人太熟悉官场与商界的关系，明白以下道理：在中国做官与经商是完全不同的行当，从官员到商人是从“恩赐者”到求人者的转变，会做官者不一定会经商。因此，只要公门里还能继续混下去，他们绝大多数人不会在中国中小民企纷纷破产，经营环境严重恶化之时辞官下海。可以说，2014年官员下海，乃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这苦衷确实来自于反腐，主要是为了避祸。一旦辞官，就有了出入国门的自由，是进是退均不受限制。
可以说，2014年辞官避祸的道理与官员自杀、被自杀一样，原有利益链条上的关键链条一断，其关系网上的其他人就安全了。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