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9月14日讯】（新唐人记者钟离述综合报导）中共惯于信息封闭和善于舆论造假，被世界西方各国所共识。日前，有媒体将中共曾传得活灵活现的假故事，再现网上，让读者再次体会到中共独裁暴政下国人所蒙受的欺骗。
9月13日，海外中文网站转载了一位网友了解到中共撒弥天大谎：“周恩来逝世联合国破例降半旗”后的一篇心得体会文章。
文章称，在中国，总会流传着大量的精彩故事。其中，“联合国破例为周恩来降半旗”就是作者这代人最熟悉、最感动的一则故事。当时，作者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坚信不疑。不过，触网后，很快就看到有网友撰文置疑这个故事了，于是，就动摇了作者的坚信，最后，由动摇到怀疑、由怀疑而最终再次走向了坚信。只是，坚信这个故事是假的了。
作者称，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据说是希特勒的名言。不过，在言论开放的社会里，谎言是很难被重复成真理的。言论开放的社会不畏惧谎言，也不畏惧事实。大家只要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只有在言论封闭的社会里，才会造成既恐惧事实，又恐惧流言的古怪现象。
作者认为，中国是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大量的谎言，在完全封闭时期，被认为是真理的谎言，正在被开放地言论证伪，这是中国的现状。于是，人们就能发现一些尖锐的对立，一些人认为是谎言的东西，却被另一些人奉为真理。哪些人是对的呢？这只有靠自己获取信息、开动脑筋来判断了。
作者提供了一个快速地粗略鉴别真伪的方法，就是你什么时候获取的信息，什么时候形成的判断。如果是在完全封闭时期获取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则基本上可以判定是错的，这并不是怀疑你的逻辑判断能力，而是因为你那时获取的信息一定是假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在虚假信息或不完整的信息基础上推理，即使是非常正确严密地逻辑推理，也只能出来假结论、错结论。
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故事如何被拆穿？
早在2007年，有网友在论坛上对周恩来的骗人故事给予揭穿，当时曾引起舆论哗然。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中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作者分析，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悼念的规格高说明人格高；破格悼念更显得人格非凡。
但是这个故事并不真实。作者从下面几点予以揭示：
第一，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而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如果不降半旗才真是“破例”。
作者分析，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我想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第二，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也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树立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文章称，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馀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第三，“没有子女”在中国以外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甚至是一种失败。
作者分析，没有子女，即便不算什么过错的话，绝没有任何“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他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你的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土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的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轰动情节。想不通他怎么能在出书时竟把如此重要的事件给漏掉了。
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子女
2014年4月14日，海外中文网站转载了百度百家周海滨系列文章《国家之子：我如何访问红二代》的第五篇文章，介绍了邓颖超为何没给周恩来留下儿女。文章是根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口述整理的。
文中提到，27岁的周恩来与21岁的邓颖超于1925年8月8日结婚。
1925年10月，周恩来正带领黄埔军校学员跟随蒋介石在汕头东征期间，新婚不久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邓颖超未经周的同意，用药物把胎儿流产了。
“得知打胎后，周恩来大发脾气。”周秉德透露，“七妈（邓颖超）真没见过伯伯发这么大脾气。”
但事已至此，周恩来夫妇只好寄希望于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当时只有21岁的邓颖超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生育的机会，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几乎是死里逃生。
1926年下半年，邓颖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她选择了让母亲留在身边照顾，满足周恩来当父亲的愿望。“七妈觉得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所以吃得特别注意，吃得特别好。”
第二次怀孕的预产期恰恰是1927年3月。两人却分居两地。周恩来去上海，3个多月已经杳无音信了；为了养胎，邓颖超一直留在广州。
1927年4月，她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经医生检查, 胎儿发育正常, 只是体重超过正常婴儿的标准。
可是因为孩子营养太好，巨大胎儿9斤多，造成难产，邓颖超请求医生用产钳助产，终于孩子还是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但是因为体胖身重和产钳用力过重，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邓颖超秘书赵炜曾回忆邓颖超后来对这事的遗憾，“我也曾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
1927年：“四・一二”事件，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捉拿周恩来。
周秉德说，为了躲避大追捕，还在修养的邓颖超不得不从广州转移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坐船辗转到了上海，在这个过程中，邓颖超呕吐不止，非常辛苦。
到上海后，周恩来派人将邓颖超接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诊所。医生检查后说，邓颖超生产以后也没有休息，子宫根本没有恢复，以后你就没有生育的可能了。
文中提到，没有孩子，这是周恩来、邓颖超一辈子最大的遗憾。邓颖超曾对秘书赵炜透露自己曾化名去找着名妇科专家林巧稚治病。但最终没能如愿。
9月13日，海外中文网站转载了一位网友了解到中共撒弥天大谎：“周恩来逝世联合国破例降半旗”后的一篇心得体会文章。
文章称，在中国，总会流传着大量的精彩故事。其中，“联合国破例为周恩来降半旗”就是作者这代人最熟悉、最感动的一则故事。当时，作者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坚信不疑。不过，触网后，很快就看到有网友撰文置疑这个故事了，于是，就动摇了作者的坚信，最后，由动摇到怀疑、由怀疑而最终再次走向了坚信。只是，坚信这个故事是假的了。
作者称，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据说是希特勒的名言。不过，在言论开放的社会里，谎言是很难被重复成真理的。言论开放的社会不畏惧谎言，也不畏惧事实。大家只要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只有在言论封闭的社会里，才会造成既恐惧事实，又恐惧流言的古怪现象。
作者认为，中国是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大量的谎言，在完全封闭时期，被认为是真理的谎言，正在被开放地言论证伪，这是中国的现状。于是，人们就能发现一些尖锐的对立，一些人认为是谎言的东西，却被另一些人奉为真理。哪些人是对的呢？这只有靠自己获取信息、开动脑筋来判断了。
作者提供了一个快速地粗略鉴别真伪的方法，就是你什么时候获取的信息，什么时候形成的判断。如果是在完全封闭时期获取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则基本上可以判定是错的，这并不是怀疑你的逻辑判断能力，而是因为你那时获取的信息一定是假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在虚假信息或不完整的信息基础上推理，即使是非常正确严密地逻辑推理，也只能出来假结论、错结论。
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故事如何被拆穿？
早在2007年，有网友在论坛上对周恩来的骗人故事给予揭穿，当时曾引起舆论哗然。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中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作者分析，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悼念的规格高说明人格高；破格悼念更显得人格非凡。
但是这个故事并不真实。作者从下面几点予以揭示：
第一，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而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如果不降半旗才真是“破例”。
作者分析，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我想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第二，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也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树立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文章称，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馀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第三，“没有子女”在中国以外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甚至是一种失败。
作者分析，没有子女，即便不算什么过错的话，绝没有任何“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他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你的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土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的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轰动情节。想不通他怎么能在出书时竟把如此重要的事件给漏掉了。
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子女
2014年4月14日，海外中文网站转载了百度百家周海滨系列文章《国家之子：我如何访问红二代》的第五篇文章，介绍了邓颖超为何没给周恩来留下儿女。文章是根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口述整理的。
文中提到，27岁的周恩来与21岁的邓颖超于1925年8月8日结婚。
1925年10月，周恩来正带领黄埔军校学员跟随蒋介石在汕头东征期间，新婚不久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邓颖超未经周的同意，用药物把胎儿流产了。
“得知打胎后，周恩来大发脾气。”周秉德透露，“七妈（邓颖超）真没见过伯伯发这么大脾气。”
但事已至此，周恩来夫妇只好寄希望于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当时只有21岁的邓颖超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生育的机会，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几乎是死里逃生。
1926年下半年，邓颖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她选择了让母亲留在身边照顾，满足周恩来当父亲的愿望。“七妈觉得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所以吃得特别注意，吃得特别好。”
第二次怀孕的预产期恰恰是1927年3月。两人却分居两地。周恩来去上海，3个多月已经杳无音信了；为了养胎，邓颖超一直留在广州。
1927年4月，她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经医生检查, 胎儿发育正常, 只是体重超过正常婴儿的标准。
可是因为孩子营养太好，巨大胎儿9斤多，造成难产，邓颖超请求医生用产钳助产，终于孩子还是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但是因为体胖身重和产钳用力过重，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邓颖超秘书赵炜曾回忆邓颖超后来对这事的遗憾，“我也曾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
1927年：“四・一二”事件，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捉拿周恩来。
周秉德说，为了躲避大追捕，还在修养的邓颖超不得不从广州转移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坐船辗转到了上海，在这个过程中，邓颖超呕吐不止，非常辛苦。
到上海后，周恩来派人将邓颖超接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诊所。医生检查后说，邓颖超生产以后也没有休息，子宫根本没有恢复，以后你就没有生育的可能了。
文中提到，没有孩子，这是周恩来、邓颖超一辈子最大的遗憾。邓颖超曾对秘书赵炜透露自己曾化名去找着名妇科专家林巧稚治病。但最终没能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