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9月28日讯】在中共政治语境中，身兼“官员”和“商人”双重角色的“红顶商人”，虽然名义上是被禁止的，但实际上这种人大量存在，并自由自在地游走于编制内外。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共各地共排查出的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有近8万人，完成清理约5.5万人。不过，当今最牛气的红顶商人 ，非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莫属。
9月27日，大陆媒体报导，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屡被禁止的“红顶商人”，仍在编制内外自由游走。
自去年10月，中共组织部下发通知，，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中共官员“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其后，大陆各地开展了规范清理行动。
结果，江苏省排查出5374人，4726人退出；山东摸排出7640人，已清理规范6038人；全国各省区市共排查出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近8万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是，吉林省3名原副省长违规担任地方银行、担保公司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董事长，其中1人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处理，另外2人辞去在企业兼任的职务。
报导说，在一些市区县的融资平台公司，掌门人往往都是“红顶商人”，由副市长、副区长、副县长等兼任，很多公司的关键岗位负责人也往往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很多企业视为官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除企业外，很多中共官员在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兼职，一些协会的正副会长中，一半都是现任官员，利用官员影响力，通过办会、评奖向企业“敛财”的手法同样恶劣。
知情人士指，在高官涉腐行为中，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往往在他们的家人身边总围绕着一些“成功商人”，也往往正是这些人在为高官或高官家人输送利益，既让对方享受好处，又可以“手上无泥”，自己亦可捞好处。
虽然习近平王岐山自掀起反腐风暴以来，想剪除这类“红顶商人”，打掉高官及他们家人身边的“钱袋子”。 但有评论认为，今天的中国，这种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存在，而中国民众对这些腐败官员、幕后“太子党”和特殊“红顶商人”的憎恨也在与日俱增。
“红顶商人”卷土重来
因为“红顶商人”集权力和财力于一身，一手制定政策，一手利用政策赚钱，中共官员到企业兼职历来禁而不止。当局只清理，不惩罚，导致“红顶商人”不但卷土重来，而且越来越多。
2004年，中共当局曾对“红顶商人”进行过查禁，当时，仅北京和南京就有400“红顶商人”中箭落马。
到2006年，中共开始施行《公务员法》； 2013年，中组部再发意见，用“严禁”“不得”“不准”等词语，对已退休或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到各类企业兼职也进行了刚性规定。
但是“从目前曝光的情况看，多轮‘禁令’都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已查出的大规模违规兼职，不能简单“一辞了之”，需要对违规兼职者一查到底，对隐形腐败形成追缴；对一些不留弹性的限制与回避条款需严肃、到位执行。
当今最牛气的红顶商人
前几年就有评论指，中共领导人子女历来从政又从商，邓小平次子邓质方曾被称为“中国地产大王”；李鹏长子李小鹏被称为“电力大王”，次子李小勇因非法集资，负罪潜逃新加坡；王震之子王军，任保利集团董事长，人称“军火大王”。
不过，他们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相比，已成昨日黄花。江绵恒集电信大王、科技精英、商界奇才、政治明星于一身，是当今权势最大的太子党。
评论说，当今最牛气的红顶商人非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莫属了。江绵恒不但早已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又新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与此同时，还继续兼职三家公司董事，即中国网路通信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等单位的董事。
江绵恒还被称作“中国电信大王”──他兼职的三家公司之一的中国网通，已经是中国第三大电讯公司。江绵恒于1982年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86年9月赴美留学，在美国的一所三流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不久，竟突然被官方封为微小卫星专案“创新一号”的“首席科学家”，接下来如坐直升飞机一般，连跳三级，升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前几年在轰动一时的“神州五号”升空中，人们愕然发现江绵恒竟也站在送行的行列中，原来不知他还是“神五”升空工程副总指挥！
江绵恒的头衔不断增加，遍及党政军：中共将其王牌集团军38军建成高科技数码化军队，江绵恒出任顾问；中共策划“金盾工程”，建立防堵筛选境外资讯的庞大的防火墙，江绵恒出任总策划。江绵恒提出：对全国进行严密数码监控。
“金盾工程”完成后，全中国公众场所遍布闭路监视电视，一切电话、网际网路通讯、财务往来、个人行动、坐火车搭飞机、出入国境的记录，都都被纳入庞大资料库中造成国民的一言一行全部掌握在当局的监控下。
9月27日，大陆媒体报导，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屡被禁止的“红顶商人”，仍在编制内外自由游走。
自去年10月，中共组织部下发通知，，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中共官员“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其后，大陆各地开展了规范清理行动。
结果，江苏省排查出5374人，4726人退出；山东摸排出7640人，已清理规范6038人；全国各省区市共排查出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近8万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是，吉林省3名原副省长违规担任地方银行、担保公司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董事长，其中1人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处理，另外2人辞去在企业兼任的职务。
报导说，在一些市区县的融资平台公司，掌门人往往都是“红顶商人”，由副市长、副区长、副县长等兼任，很多公司的关键岗位负责人也往往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很多企业视为官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除企业外，很多中共官员在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兼职，一些协会的正副会长中，一半都是现任官员，利用官员影响力，通过办会、评奖向企业“敛财”的手法同样恶劣。
知情人士指，在高官涉腐行为中，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往往在他们的家人身边总围绕着一些“成功商人”，也往往正是这些人在为高官或高官家人输送利益，既让对方享受好处，又可以“手上无泥”，自己亦可捞好处。
虽然习近平王岐山自掀起反腐风暴以来，想剪除这类“红顶商人”，打掉高官及他们家人身边的“钱袋子”。 但有评论认为，今天的中国，这种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存在，而中国民众对这些腐败官员、幕后“太子党”和特殊“红顶商人”的憎恨也在与日俱增。
“红顶商人”卷土重来
因为“红顶商人”集权力和财力于一身，一手制定政策，一手利用政策赚钱，中共官员到企业兼职历来禁而不止。当局只清理，不惩罚，导致“红顶商人”不但卷土重来，而且越来越多。
2004年，中共当局曾对“红顶商人”进行过查禁，当时，仅北京和南京就有400“红顶商人”中箭落马。
到2006年，中共开始施行《公务员法》； 2013年，中组部再发意见，用“严禁”“不得”“不准”等词语，对已退休或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到各类企业兼职也进行了刚性规定。
但是“从目前曝光的情况看，多轮‘禁令’都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已查出的大规模违规兼职，不能简单“一辞了之”，需要对违规兼职者一查到底，对隐形腐败形成追缴；对一些不留弹性的限制与回避条款需严肃、到位执行。
当今最牛气的红顶商人
前几年就有评论指，中共领导人子女历来从政又从商，邓小平次子邓质方曾被称为“中国地产大王”；李鹏长子李小鹏被称为“电力大王”，次子李小勇因非法集资，负罪潜逃新加坡；王震之子王军，任保利集团董事长，人称“军火大王”。
不过，他们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相比，已成昨日黄花。江绵恒集电信大王、科技精英、商界奇才、政治明星于一身，是当今权势最大的太子党。
评论说，当今最牛气的红顶商人非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莫属了。江绵恒不但早已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又新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与此同时，还继续兼职三家公司董事，即中国网路通信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等单位的董事。
江绵恒还被称作“中国电信大王”──他兼职的三家公司之一的中国网通，已经是中国第三大电讯公司。江绵恒于1982年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86年9月赴美留学，在美国的一所三流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不久，竟突然被官方封为微小卫星专案“创新一号”的“首席科学家”，接下来如坐直升飞机一般，连跳三级，升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前几年在轰动一时的“神州五号”升空中，人们愕然发现江绵恒竟也站在送行的行列中，原来不知他还是“神五”升空工程副总指挥！
江绵恒的头衔不断增加，遍及党政军：中共将其王牌集团军38军建成高科技数码化军队，江绵恒出任顾问；中共策划“金盾工程”，建立防堵筛选境外资讯的庞大的防火墙，江绵恒出任总策划。江绵恒提出：对全国进行严密数码监控。
“金盾工程”完成后，全中国公众场所遍布闭路监视电视，一切电话、网际网路通讯、财务往来、个人行动、坐火车搭飞机、出入国境的记录，都都被纳入庞大资料库中造成国民的一言一行全部掌握在当局的监控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