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学联的同学们宣布了北上要求会见大陆领导人的细节。在漫长的占领行动之中，亲共派‘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炒作冲突、占路的场面，企图排除争取真正普选的讨论。学联成员计划北上，重新聚焦政改议题，进一步揭示由特区政府到人大政协不负责任，拒绝处理当前政治局面的龟缩心态。
亲共派针对学联直接的部署，只懂以‘国情’反击。据明报的报导，有一度协助学生与政府斡旋的中间人，因应北上谈判举动，认为学联‘狂妄自大’，完全不理会北京办事‘有规有矩’云云，‘不是想见谁便见谁’。又有人指称学联今次举动是‘上访’。
北京的封建朝廷心态从来没有改变，当舆论机器开动定性，也就实际反映他们的思路逻辑没有摆脱天朝心态，由此引证，北京面对这场北上，多数只会是闭门不见，原机送客，既维持封建王朝的体统，也作出拒绝正面处理的信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身陷险境或取得成果的机会皆甚微，只显示北京延续死拖烂拖，回避处理的方向。
结果虽近笃定 意义影响深远
北上会见的结果几可笃定，但背后的意义却殊不简单。大陆方面数十年来，一直视对港治工作为重要一环，通过各种途径渗入社会各层面，不是甚么特别的趣闻。前途谈判和进入过渡期，中共领导人更重视笼络香港各个团体：才俊团、商界、公务员都获见面以示重视，甚至打趣说连街坊会也有机会接见。显示中共着力聆听香港声音，配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论调，香港人似乎已受困于中共刻意营造的氛围之中。
时而势易，八九年的决裂已显示中共没有需要面对反对声音，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成为了已到口的肥肉以后，香港更只是中国大陆予取予用的经济部署工具，自当没有需要重视香港民意。单纯的香港人也以为高规格接待理所当然，也以为两地关系和承诺理所当然，原来当年所错过的，是把握当年的优势和机会，取得釐定中港关系的主动权，到今时今日才不知不觉间发现黄花已谢。
举个例子，八十年代当日由李鹏飞、周梁、李柱铭、李国能等人组成的才俊团，因着统战需要而与习近平的父亲，当日的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习仲勋接见。当年所谓‘才俊团’仅是香港之业界代表；但三十年后，大家记忆犹新的立法会访沪之旅，与立法会议员会见的仅是正部级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但立法会可是一个拥有百万选民授权的民意机构。当日没有确定一个相对尊重的中港关系，造就了今日大陆以其垄断宪制的权力，背弃一国两制承诺的局面。
学联直入核心 确立应有态度
因此，今时今日学联北上，直接要求北京走出闭壳，要求政府首脑李克强拿出正面而尊重的态度，处理香港的政制事务和民意，既系重申当前困局的原因所在：北京对香港政制的诸多动作，就要求解铃还需系铃人；也是打破北京所坚持的两个藩篱：一是维持专制政权所凭伺的官民藩篱、二是天朝中心所凭伺的中央/臣属的藩篱。学联带出的信息不外乎两点：正面处理，尊重以待。
从书本上看，基本法写明北京只管外交国防，政制问题本不应该任由北京上下其手，有些人以此为由，认为不应该与北京对口政改事务；但政治现实，远较一纸空文更值得今时今日处理；未来前途，远较白纸黑字值得确立。既然北京老早经已无视基本法，任意扭曲揣释；学联就从政治行动上直接指出，特区政府既然没有意志去处理当前事务，北京就应该解决自己遗下的烂摊子，不要再躲在权力的阴幕里。
更重要的是，北京开动黑白双簧，明线攻击港人‘僭越’，暗线挖苦学联‘上访’，实际上就显示触动了中国大陆的忌讳，今时今日就明白表示一国两制已死，纵然深圳河两岸彼此关系，已有很大转变，但我城以骨气为经，以理据为纬，不卑不亢，重新昭示‘直接面对、尊重态度’原则，就成就了‘新中港关系’的轴线。
文章来源：独立媒体
亲共派针对学联直接的部署，只懂以‘国情’反击。据明报的报导，有一度协助学生与政府斡旋的中间人，因应北上谈判举动，认为学联‘狂妄自大’，完全不理会北京办事‘有规有矩’云云，‘不是想见谁便见谁’。又有人指称学联今次举动是‘上访’。
北京的封建朝廷心态从来没有改变，当舆论机器开动定性，也就实际反映他们的思路逻辑没有摆脱天朝心态，由此引证，北京面对这场北上，多数只会是闭门不见，原机送客，既维持封建王朝的体统，也作出拒绝正面处理的信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身陷险境或取得成果的机会皆甚微，只显示北京延续死拖烂拖，回避处理的方向。
结果虽近笃定 意义影响深远
北上会见的结果几可笃定，但背后的意义却殊不简单。大陆方面数十年来，一直视对港治工作为重要一环，通过各种途径渗入社会各层面，不是甚么特别的趣闻。前途谈判和进入过渡期，中共领导人更重视笼络香港各个团体：才俊团、商界、公务员都获见面以示重视，甚至打趣说连街坊会也有机会接见。显示中共着力聆听香港声音，配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论调，香港人似乎已受困于中共刻意营造的氛围之中。
时而势易，八九年的决裂已显示中共没有需要面对反对声音，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成为了已到口的肥肉以后，香港更只是中国大陆予取予用的经济部署工具，自当没有需要重视香港民意。单纯的香港人也以为高规格接待理所当然，也以为两地关系和承诺理所当然，原来当年所错过的，是把握当年的优势和机会，取得釐定中港关系的主动权，到今时今日才不知不觉间发现黄花已谢。
举个例子，八十年代当日由李鹏飞、周梁、李柱铭、李国能等人组成的才俊团，因着统战需要而与习近平的父亲，当日的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习仲勋接见。当年所谓‘才俊团’仅是香港之业界代表；但三十年后，大家记忆犹新的立法会访沪之旅，与立法会议员会见的仅是正部级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但立法会可是一个拥有百万选民授权的民意机构。当日没有确定一个相对尊重的中港关系，造就了今日大陆以其垄断宪制的权力，背弃一国两制承诺的局面。
学联直入核心 确立应有态度
因此，今时今日学联北上，直接要求北京走出闭壳，要求政府首脑李克强拿出正面而尊重的态度，处理香港的政制事务和民意，既系重申当前困局的原因所在：北京对香港政制的诸多动作，就要求解铃还需系铃人；也是打破北京所坚持的两个藩篱：一是维持专制政权所凭伺的官民藩篱、二是天朝中心所凭伺的中央/臣属的藩篱。学联带出的信息不外乎两点：正面处理，尊重以待。
从书本上看，基本法写明北京只管外交国防，政制问题本不应该任由北京上下其手，有些人以此为由，认为不应该与北京对口政改事务；但政治现实，远较一纸空文更值得今时今日处理；未来前途，远较白纸黑字值得确立。既然北京老早经已无视基本法，任意扭曲揣释；学联就从政治行动上直接指出，特区政府既然没有意志去处理当前事务，北京就应该解决自己遗下的烂摊子，不要再躲在权力的阴幕里。
更重要的是，北京开动黑白双簧，明线攻击港人‘僭越’，暗线挖苦学联‘上访’，实际上就显示触动了中国大陆的忌讳，今时今日就明白表示一国两制已死，纵然深圳河两岸彼此关系，已有很大转变，但我城以骨气为经，以理据为纬，不卑不亢，重新昭示‘直接面对、尊重态度’原则，就成就了‘新中港关系’的轴线。
文章来源：独立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