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是秦桧说的。他要杀岳飞，罪名是谋反。韩世忠质问：有何证据？秦桧说“莫须有”。这里，“莫”作“或”解，莫须有不是不需有，而是或许有，可能有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莫须有”定罪，是以推测想象定罪。封建时代没有无罪推定，官场权力争斗，恶吏欺压百姓，罗织罪名，只要说可能有，便可抓人，杀人。人命有如草芥，多少人因“莫须有”丢掉性命！
社会确实在发展，牛车变汽车，戏子成名星，但“莫须有”一点没变。文化大革命，批斗地富反坏右，理由是“人还在，心不死”。人活着本身就成了罪名，心不死更是可以进行广泛想象。什么心，死没死，是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敌对势力”是什么势力？我到至今也没弄明白。批评官员，要求人权是不是敌对？古代“谋反”是指反对皇帝老儿，虽不合理，毕竟很明确。这“敌对势力”含含糊糊，正是一顶“莫须有”的帽子。结果你跟单位领导有意见，你就是敌对势力。嘉禾的县委和政府对那些不愿拆迁的人说：你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你一辈子。补偿不够不愿拆迁，怎么就影响嘉禾了？嘉禾是所有嘉禾人的嘉禾，难道就不包括这些利益受到侵害被强拆的嘉禾人？荒谬的推导也是一种“莫须有”，居然还要用这种推导影响人家一辈子，世上有这样不讲理的吗？
罪名的含糊固然是“莫须有”，把“莫须有”引入管理之中，更是现代人对“莫须有”的发扬光大。奥运会、运动会、人代会、党代会，要确保安全。于是周围打工的，做小贩的，拾荒的，上访的，走亲戚的，统统被赶走。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安全”的可能隐患。这不，可能即“莫须有”又来了。而这些人的不得安生，全是拜“莫须有”所赐。社会组织本是社会个体为了各种目的建立起来的。这其中或许会对政权有威胁，为了保住政权，于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只能由政府来建立，来领导。由于“莫须有”即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社会组织被消灭。文艺新闻，思想文化，可能会对政权产生某种影响，于是建立审查部门。你写小说、写电影、写文章，要先审查，后发表，你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而审查过程的奔波，打点，和时间的消耗，以及被压制，正是“莫须有”对你的侵害。
中国的人文学相较于自然科学，不知要发达多少倍。却没有伸张人权的思想洞见，没有对权力丑恶的精辟分析，没有对制度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人文领域充斥保卫政权的方法研究。那些历代大儒，学者名流，多在研究影响政权稳定的可能因素。而现代的研究越来越细，大有“华盛顿一只蝴蝶煸动翅膀，北京就会产生龙卷风”的逻辑。“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实不是写小说的有什么发明，而是当权者对小说作者的推测想象。当这种思维转变为一种管理规则管理行为时，“莫须有”则存在于体制之中。每一个人都会在这种体制下，受到“莫须有”的侵害，比如“菜刀实名制”。中国人自由受到侵害，多与这种所谓的专家学者有关，他们能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出发，提出管理措施，献计于当权者，以维护某种统治。他们唯一不考虑的是人权。
无罪推定不单是一种法律规则，而应成为一种管理理念。所有公民都应推定为“好人”，并不存在什么“阶级敌人”，更不能去确立一个“敌人”的比例。那些在奥运村周围谋生的人，谋生是他的权利，在他没有具体破坏奥运会的行为时，如何能设想他是“不稳定因素”，并对他实行强制驱逐？官员出行，实行清场，就是把人民看作敌人。官员接触民众，可能有危险，正如一个普通民众到火车站坐火车可能被砍一样。但只是可能，为了消除这种可能，你能去驱逐所有人，把所有人当成犯罪嫌疑份子？“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正是“莫须有”的登峰造极。如果无罪推定不能成为体制的理念，政权就会把人民当作潜在的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莫须有”的侵害。
我就是受害人之一。说来话长，事情源于一次人事任命。有一位市里的强势领导要越级安排他的人到一基层单位任职，而县里预先的考虑是我。在中国，一个较高层次的领导要在基层安排一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只是由于我发表过一些论文，在当地有那么一点点“名声”，他的安排就有困难。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发表过论文，就是给我带来灾难的根源，因为我妨碍了他使用权力。于是造谣，说我有男女问题。当然也非造谣，而是说可能有，或许有，即“莫须有”。结果是组织一个小组对我进行调查，调查不是调查以前的事，而是观察现实行为，即暗中监视于我。所以这个小组对我是保密的，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个小组，所有人都被警告，不得向我告之。我开始也不知道，只是时间一长，岂能不知？这时间有多长？从九四年到现在，有二十年！直到我写这篇文章，他们仍然监视于我。
监视是全方位的。我家的卧室，客厅，卫生间都装有微型摄像，我的言谈行为包括夫妻性行为都受到监视，我出行受跟踪，电脑被监控，邮件被截击捡查。这种监控全天候，不分日夜。我估计这个小组人数起码在7人以上。他们配备有专车，拥有先进的监视监听设备，二十年的时间，花费的费用我估计可能超一千万。这些人实际上是为这个强势领导服务（家丁），并权力无边，与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甚至警察不同，我怀疑（只是怀疑）是安全局的。
小组中包括有医生。因为在我没有出现他们认为有的，男女方面的那么一回事时，就想强迫我去犯罪或犯错，但此事如何强迫得了？于是暗中秘密下药（对我秘密，对其它人不秘密），在菜肴中，在包子中，在啤酒中，在饮用水中，都下过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香烟中，在药店卖的中成药中也下过他们想下的药。这些药物主要是兴奋和性功能方面的药物，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下药使我身体受重创。我去医院看病，并不是给我看病的医生下药，而是这位小组中的医生下药，只不过是假这位给我看病医生的手而已。2011年我开始上网，这个小组中又增加有电脑行家。任务是干拢我上网。截击我的电子邮件，防止我在网上“乱说话”，他可能使用和我IP号相同的电脑（我对电脑不熟悉，只是猜测），删除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我的言词和文章。并遏制我的文章扩大影响，阻止我获得稿费。特别是最近，我想通过网路找律师维权，他们更是全力截击。我与外界的个人联系被截断，而本地人（包括家人和律师），则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并受到严厉警告，不得帮助于我。
这就是“莫须有”给我带来的二十年灾难。一个官员说可能有，或许有，家丁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实际上有。从自身的经历，我终于理解什么叫刑讯逼供，什么叫暴力压迫，什么叫流氓手段，什么叫暗无天日。开始，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调动这么多的人，花费这么多的费用，延续这么长的时间，总得要“组织”研究一下吧，但要打击我的只有这一个领导，其它人能同意？而且，这些人的单位能愿意？他们就没有其它事，用这么多的人来对付我一人？即便为了巴结领导，可我已经对他或他的权力使用没有威胁，值得这么大动干戈？
上网之后，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事。终于明白：第一，叫一个官员认错是很难的，为了掩盖一个错误，他会犯一百个错误。而且不计成本。高层如此，基层也如此。第二，说集体领导组织决定都是假的，人叫刘汉为“第二组织部长”，皆因他手眼通天，没有人会听“组织的”，而只听“领导”的。在刘汉活跃的地方，那里还有什么“组织”？第三，这个政权中的很大部分人不是干“公务”，而是对付人民。对付谁，由领导决定。反正是对付人，也就谈不上什么浪费不浪费，这就是工作。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体制的官员最喜欢的是“莫须有”，当他要打击对手，欺压百性，而又无确凿证据时，说可能有，或许有。就是一种十分聪明的方法，它可避开法律，而又达到打倒人的目的。
乌呼，千年前的秦桧，如今何其多也！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略有删减）
社会确实在发展，牛车变汽车，戏子成名星，但“莫须有”一点没变。文化大革命，批斗地富反坏右，理由是“人还在，心不死”。人活着本身就成了罪名，心不死更是可以进行广泛想象。什么心，死没死，是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敌对势力”是什么势力？我到至今也没弄明白。批评官员，要求人权是不是敌对？古代“谋反”是指反对皇帝老儿，虽不合理，毕竟很明确。这“敌对势力”含含糊糊，正是一顶“莫须有”的帽子。结果你跟单位领导有意见，你就是敌对势力。嘉禾的县委和政府对那些不愿拆迁的人说：你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你一辈子。补偿不够不愿拆迁，怎么就影响嘉禾了？嘉禾是所有嘉禾人的嘉禾，难道就不包括这些利益受到侵害被强拆的嘉禾人？荒谬的推导也是一种“莫须有”，居然还要用这种推导影响人家一辈子，世上有这样不讲理的吗？
罪名的含糊固然是“莫须有”，把“莫须有”引入管理之中，更是现代人对“莫须有”的发扬光大。奥运会、运动会、人代会、党代会，要确保安全。于是周围打工的，做小贩的，拾荒的，上访的，走亲戚的，统统被赶走。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安全”的可能隐患。这不，可能即“莫须有”又来了。而这些人的不得安生，全是拜“莫须有”所赐。社会组织本是社会个体为了各种目的建立起来的。这其中或许会对政权有威胁，为了保住政权，于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只能由政府来建立，来领导。由于“莫须有”即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社会组织被消灭。文艺新闻，思想文化，可能会对政权产生某种影响，于是建立审查部门。你写小说、写电影、写文章，要先审查，后发表，你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而审查过程的奔波，打点，和时间的消耗，以及被压制，正是“莫须有”对你的侵害。
中国的人文学相较于自然科学，不知要发达多少倍。却没有伸张人权的思想洞见，没有对权力丑恶的精辟分析，没有对制度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人文领域充斥保卫政权的方法研究。那些历代大儒，学者名流，多在研究影响政权稳定的可能因素。而现代的研究越来越细，大有“华盛顿一只蝴蝶煸动翅膀，北京就会产生龙卷风”的逻辑。“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实不是写小说的有什么发明，而是当权者对小说作者的推测想象。当这种思维转变为一种管理规则管理行为时，“莫须有”则存在于体制之中。每一个人都会在这种体制下，受到“莫须有”的侵害，比如“菜刀实名制”。中国人自由受到侵害，多与这种所谓的专家学者有关，他们能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出发，提出管理措施，献计于当权者，以维护某种统治。他们唯一不考虑的是人权。
无罪推定不单是一种法律规则，而应成为一种管理理念。所有公民都应推定为“好人”，并不存在什么“阶级敌人”，更不能去确立一个“敌人”的比例。那些在奥运村周围谋生的人，谋生是他的权利，在他没有具体破坏奥运会的行为时，如何能设想他是“不稳定因素”，并对他实行强制驱逐？官员出行，实行清场，就是把人民看作敌人。官员接触民众，可能有危险，正如一个普通民众到火车站坐火车可能被砍一样。但只是可能，为了消除这种可能，你能去驱逐所有人，把所有人当成犯罪嫌疑份子？“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正是“莫须有”的登峰造极。如果无罪推定不能成为体制的理念，政权就会把人民当作潜在的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莫须有”的侵害。
我就是受害人之一。说来话长，事情源于一次人事任命。有一位市里的强势领导要越级安排他的人到一基层单位任职，而县里预先的考虑是我。在中国，一个较高层次的领导要在基层安排一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只是由于我发表过一些论文，在当地有那么一点点“名声”，他的安排就有困难。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发表过论文，就是给我带来灾难的根源，因为我妨碍了他使用权力。于是造谣，说我有男女问题。当然也非造谣，而是说可能有，或许有，即“莫须有”。结果是组织一个小组对我进行调查，调查不是调查以前的事，而是观察现实行为，即暗中监视于我。所以这个小组对我是保密的，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个小组，所有人都被警告，不得向我告之。我开始也不知道，只是时间一长，岂能不知？这时间有多长？从九四年到现在，有二十年！直到我写这篇文章，他们仍然监视于我。
监视是全方位的。我家的卧室，客厅，卫生间都装有微型摄像，我的言谈行为包括夫妻性行为都受到监视，我出行受跟踪，电脑被监控，邮件被截击捡查。这种监控全天候，不分日夜。我估计这个小组人数起码在7人以上。他们配备有专车，拥有先进的监视监听设备，二十年的时间，花费的费用我估计可能超一千万。这些人实际上是为这个强势领导服务（家丁），并权力无边，与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甚至警察不同，我怀疑（只是怀疑）是安全局的。
小组中包括有医生。因为在我没有出现他们认为有的，男女方面的那么一回事时，就想强迫我去犯罪或犯错，但此事如何强迫得了？于是暗中秘密下药（对我秘密，对其它人不秘密），在菜肴中，在包子中，在啤酒中，在饮用水中，都下过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香烟中，在药店卖的中成药中也下过他们想下的药。这些药物主要是兴奋和性功能方面的药物，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下药使我身体受重创。我去医院看病，并不是给我看病的医生下药，而是这位小组中的医生下药，只不过是假这位给我看病医生的手而已。2011年我开始上网，这个小组中又增加有电脑行家。任务是干拢我上网。截击我的电子邮件，防止我在网上“乱说话”，他可能使用和我IP号相同的电脑（我对电脑不熟悉，只是猜测），删除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我的言词和文章。并遏制我的文章扩大影响，阻止我获得稿费。特别是最近，我想通过网路找律师维权，他们更是全力截击。我与外界的个人联系被截断，而本地人（包括家人和律师），则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并受到严厉警告，不得帮助于我。
这就是“莫须有”给我带来的二十年灾难。一个官员说可能有，或许有，家丁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实际上有。从自身的经历，我终于理解什么叫刑讯逼供，什么叫暴力压迫，什么叫流氓手段，什么叫暗无天日。开始，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调动这么多的人，花费这么多的费用，延续这么长的时间，总得要“组织”研究一下吧，但要打击我的只有这一个领导，其它人能同意？而且，这些人的单位能愿意？他们就没有其它事，用这么多的人来对付我一人？即便为了巴结领导，可我已经对他或他的权力使用没有威胁，值得这么大动干戈？
上网之后，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事。终于明白：第一，叫一个官员认错是很难的，为了掩盖一个错误，他会犯一百个错误。而且不计成本。高层如此，基层也如此。第二，说集体领导组织决定都是假的，人叫刘汉为“第二组织部长”，皆因他手眼通天，没有人会听“组织的”，而只听“领导”的。在刘汉活跃的地方，那里还有什么“组织”？第三，这个政权中的很大部分人不是干“公务”，而是对付人民。对付谁，由领导决定。反正是对付人，也就谈不上什么浪费不浪费，这就是工作。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体制的官员最喜欢的是“莫须有”，当他要打击对手，欺压百性，而又无确凿证据时，说可能有，或许有。就是一种十分聪明的方法，它可避开法律，而又达到打倒人的目的。
乌呼，千年前的秦桧，如今何其多也！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