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2月18日讯】（新唐人记者田飞综合报导）近期，香港出现了以真普选为诉求的“雨伞革命”；无独有偶，台湾则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九合一”选举，导致执政的国民党大惨败，民进党大胜，台湾政治版图重划。香港和台湾最新政局的发展引发各界关注和讨论。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吴国光先生在《动向》杂志撰文，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中共试图以“促进经济增长来反制社会不满，强化权钱联盟以推动物质繁荣”的“中国模式”来影响香港和台湾，不过都遭遇了抗议和失败。
吴国光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称作“三个中国”。虽然台湾是否可以称为中国外界尚有争论，但至少它们近年来已经被圈进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而这种“中国模式”是从中国大陆放大、延展，进而涵盖港、台等地。香港和台湾政治发展背后的经济社会深层原因，均根植于“中国模式”对香港、台的渗透和笼罩。
2003年7月，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中共“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当月底，大陆居民港澳“自由行”项目就开始大幅度放开，而大陆与香港“更紧密经济伙伴协议”也在当年签署并实施；另外，还有更多的大陆香港经济一体化措施相继被推行。
文章认为，香港被圈入这种“中国模式”正是在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之后加倍提速的。中共的这些措施除了增加香港对于大陆的经济依赖等长期效果之外，明显是针对香港居民对回归中国主权之后政治状况强烈不满的一种经济收买战略，意图通过繁荣香港经济来弱化和对冲香港居民的政治抗议。
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也加紧了对于整体香港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如新闻媒体、大中小学教育等。这种经济收买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的做法，与中共政权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在大陆的作为一脉相承，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实质。
文章分析，“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是权力和金钱的联盟，其必然造成大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不正常地获得超额巨大利益，小资本和一般民众因此沦为牺牲品的社会经济后果。而香港被融入“中国模式“后，这种经济社会症状也开始在香港呈现、蔓延并恶性发酵，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剥夺了香港新一代的经济机会，也导致向称廉洁的香港政府腐败丑闻频出。
一个本来自由繁荣的香港，从2003年开始不到10年的时间，就迅速沦为中共权贵阶层和那些依附大陆专制政权的香港权贵们挥霍奢侈的乐园，本来在经济自由环境中依靠辛勤劳动能够做到丰衣足食的一般民众则开始失去起码的经济和福利保障，公民权利也被步步剥夺。
吴国光博士认为，这就是“雨伞革命”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而台湾的故事也与此类似。
他批评，国民党马英九政权为了“拼经济”，汲汲于陆台经济一体化；为了家族经济和政治利益，国民党老权贵阶层更是数典忘祖、丑态百出地争相向中共叩头。正是他们的努力和主导，台湾也开始出现“中国模式”的后果：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社会失序，权贵横行。
文章又指出，中共的这套“中国模式”手法已经深度吞噬香港、台湾，并正在跃跃欲试行销全球！但是，“雨伞革命”和“九合一”选举，宣告了香港和台湾的民意并不接受这种“中国模式”。
文章认为，在一个“中国模式”下，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中国”的政局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凸显了一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和自新能力是如何紧密地与这个社会的政治安排相联系：
“在台湾，有民主制度，民众可以通过选票周期地表达意愿，通过宪政程序更换权力执掌者，从而有可能和平有序地以民众的喜恶来影响政府、改变施政；在香港，还有相当程度的公民自由，民众可以通过游行抗议来表达意愿，但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即使持续两个多月的坚韧民主抗争，也不可能得到当局的正面回应，强大的民意竟然敌不过一个小小玩偶行政长官的愚顽下作；在中国大陆，这两者都没有，所能看到的只是言论的收紧、镇压的加剧，是民意被压制、被愚弄、被强奸、被阉割，是‘中国模式’进一步升级换代，权贵要以此取得更大的利益收获，社会要为此付出更大的长远代价。”
文章最后指出，大陆、香港和台湾对“中国模式”的三种反应，深刻揭示的正是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没有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一个社会只能要么沉沦、要么爆发，那个政府只能在火山和深渊之间强力维稳。票子固然重要，选票却更重要；没有选票，只要票子，最终落得两者皆失。试问那些仍然沉迷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避权利、抗议与政治唯恐不远的愚昧国人，面对这样的对比，你有什么资格反对港人行使自由抗议权利？又有什么本钱抵制台湾人心倾向独立？”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吴国光先生在《动向》杂志撰文，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中共试图以“促进经济增长来反制社会不满，强化权钱联盟以推动物质繁荣”的“中国模式”来影响香港和台湾，不过都遭遇了抗议和失败。
吴国光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称作“三个中国”。虽然台湾是否可以称为中国外界尚有争论，但至少它们近年来已经被圈进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而这种“中国模式”是从中国大陆放大、延展，进而涵盖港、台等地。香港和台湾政治发展背后的经济社会深层原因，均根植于“中国模式”对香港、台的渗透和笼罩。
2003年7月，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中共“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当月底，大陆居民港澳“自由行”项目就开始大幅度放开，而大陆与香港“更紧密经济伙伴协议”也在当年签署并实施；另外，还有更多的大陆香港经济一体化措施相继被推行。
文章认为，香港被圈入这种“中国模式”正是在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之后加倍提速的。中共的这些措施除了增加香港对于大陆的经济依赖等长期效果之外，明显是针对香港居民对回归中国主权之后政治状况强烈不满的一种经济收买战略，意图通过繁荣香港经济来弱化和对冲香港居民的政治抗议。
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也加紧了对于整体香港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如新闻媒体、大中小学教育等。这种经济收买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的做法，与中共政权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在大陆的作为一脉相承，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实质。
文章分析，“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是权力和金钱的联盟，其必然造成大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不正常地获得超额巨大利益，小资本和一般民众因此沦为牺牲品的社会经济后果。而香港被融入“中国模式“后，这种经济社会症状也开始在香港呈现、蔓延并恶性发酵，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剥夺了香港新一代的经济机会，也导致向称廉洁的香港政府腐败丑闻频出。
一个本来自由繁荣的香港，从2003年开始不到10年的时间，就迅速沦为中共权贵阶层和那些依附大陆专制政权的香港权贵们挥霍奢侈的乐园，本来在经济自由环境中依靠辛勤劳动能够做到丰衣足食的一般民众则开始失去起码的经济和福利保障，公民权利也被步步剥夺。
吴国光博士认为，这就是“雨伞革命”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而台湾的故事也与此类似。
他批评，国民党马英九政权为了“拼经济”，汲汲于陆台经济一体化；为了家族经济和政治利益，国民党老权贵阶层更是数典忘祖、丑态百出地争相向中共叩头。正是他们的努力和主导，台湾也开始出现“中国模式”的后果：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社会失序，权贵横行。
文章又指出，中共的这套“中国模式”手法已经深度吞噬香港、台湾，并正在跃跃欲试行销全球！但是，“雨伞革命”和“九合一”选举，宣告了香港和台湾的民意并不接受这种“中国模式”。
文章认为，在一个“中国模式”下，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中国”的政局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凸显了一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和自新能力是如何紧密地与这个社会的政治安排相联系：
“在台湾，有民主制度，民众可以通过选票周期地表达意愿，通过宪政程序更换权力执掌者，从而有可能和平有序地以民众的喜恶来影响政府、改变施政；在香港，还有相当程度的公民自由，民众可以通过游行抗议来表达意愿，但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即使持续两个多月的坚韧民主抗争，也不可能得到当局的正面回应，强大的民意竟然敌不过一个小小玩偶行政长官的愚顽下作；在中国大陆，这两者都没有，所能看到的只是言论的收紧、镇压的加剧，是民意被压制、被愚弄、被强奸、被阉割，是‘中国模式’进一步升级换代，权贵要以此取得更大的利益收获，社会要为此付出更大的长远代价。”
文章最后指出，大陆、香港和台湾对“中国模式”的三种反应，深刻揭示的正是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没有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一个社会只能要么沉沦、要么爆发，那个政府只能在火山和深渊之间强力维稳。票子固然重要，选票却更重要；没有选票，只要票子，最终落得两者皆失。试问那些仍然沉迷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避权利、抗议与政治唯恐不远的愚昧国人，面对这样的对比，你有什么资格反对港人行使自由抗议权利？又有什么本钱抵制台湾人心倾向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