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月29日讯】在中共一胎化的计生政策下，中共计生官员以“非法超生”为由，将农民家庭的新生儿强行抱走早已不是新鲜事。近日陆媒报导，四川简阳农民邹玉花31年前诞下一名男婴被计生办强行抱走后，近日才寻回。
大陆媒体27日报导，58岁的邹玉花是四川简阳老君井乡卧龙村农民，1983年4月，27岁的邹玉花诞下一名男婴。此前，她已经有一个3岁的儿子。
时任老君井乡党委书记的吴太章和乡计生办主任夏仕群告诉邹玉花，按照计生政策，超生户要么交罚款，要么孩子被抱走。邹玉花的丈夫张明发，当时也是村官，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留下这个男孩的代价昂贵，张明发被计生办带走结扎，家里1.5亩承包地被收走，并要上交1601元超生罚款。张明发向亲戚朋友借了1100元，凑齐了罚款。
当年10月6日，村会计到张家给这名男婴上户口登记材料，3天后，50多名政府人员和警察，在公安局领导和区计生办主任带领下，从邹玉花怀里抢走了男婴，退还了1000元罚款。
吴太章说，1983年，老君井乡被抱走孩子的有两家，张明发家是其中之一。
孩子被抱走第5天，镇上要求张明发开检讨会，用大喇叭对外广播检讨实况。张明发成了超生户“典型”。不久后，张明发一家离开了村子，搬到了贾家镇。
孩子被抱走后，张明发从简阳县计生局打听到，所有超生被抱走的小孩都有分配计划，被送给单身汉或没有孩子的家庭，但他们找遍全市也没找到自己的儿子。
1997年，一名王姓单身汉送来一个14岁的男孩说，这就是他们当年被抱走的儿子，两口子对这名男孩倾尽心血，“送他读书，当兵，复员后送他去驾校，给他攒钱买了辆小货车。”
但在抚养了9年之后，这名男孩不辞而别，与张家断绝了联系。
“寻亲”传单找回亲人
去年在距离贾家镇40多公里的31岁男子袁鹰，为了寻找亲生父母，把寻亲传单贴遍了简阳多个乡镇。3月的一天，袁鹰接到了简阳市计生局的电话，说找到一个“疑似亲生父母”，也是1983年被抱走孩子的家庭。袁鹰当时在齐齐哈尔做生意，当天飞回成都。
第二天，袁鹰掏了7000元，与“疑似父亲”做了加急亲子鉴定，但双方并无血缘关系。“疑似母亲”不死心，又执意自掏腰包和袁鹰再做一份亲子鉴定，但结果仍是非亲生。
袁鹰说，“拿到亲子鉴定的时候，那个妈妈哇哇大哭，我也挺不是滋味。我们都失去了亲人。”
去年6月，袁鹰在简阳市电视台做了一周的寻亲广告，但毫无效果，之后袁鹰决定发传单找亲生父母。
11月28日上午，袁鹰在简阳市贾家镇张贴的寻亲传单，被邹玉花的一个邻居无意中捡到，转到了邹玉花手中。邹玉花马上拿起电话说：“我在1983年丢了个娃儿，我们见一下子嘛。”
袁鹰接到电话后，并没有十分激动，他在张贴寻亲传单的5天里，每天都能接到50多这样的电话。
当天，张明发夫妇和袁鹰3人赶到了成都一家医院做DNA亲子鉴定，12月16日，袁鹰和张明发夫妇都拿到亲子鉴定，结果显示，邹玉花是袁鹰的生母。
早在2011年，多家媒体就曾披露，在贵州、湖南等省份的一些政府儿童福利院的孤儿并不是真正的孤儿，而是中共计生官员以“非法超生”为由，将农民家庭的新生儿抱走，以此免除对他们的“罚款”。
这些孩子被以3千至8千元人民币（460至1250美元）出售到儿童福利院（孤儿院），再以约3万美金高价卖到欧洲或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从中获取暴利。
大陆媒体27日报导，58岁的邹玉花是四川简阳老君井乡卧龙村农民，1983年4月，27岁的邹玉花诞下一名男婴。此前，她已经有一个3岁的儿子。
时任老君井乡党委书记的吴太章和乡计生办主任夏仕群告诉邹玉花，按照计生政策，超生户要么交罚款，要么孩子被抱走。邹玉花的丈夫张明发，当时也是村官，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留下这个男孩的代价昂贵，张明发被计生办带走结扎，家里1.5亩承包地被收走，并要上交1601元超生罚款。张明发向亲戚朋友借了1100元，凑齐了罚款。
当年10月6日，村会计到张家给这名男婴上户口登记材料，3天后，50多名政府人员和警察，在公安局领导和区计生办主任带领下，从邹玉花怀里抢走了男婴，退还了1000元罚款。
吴太章说，1983年，老君井乡被抱走孩子的有两家，张明发家是其中之一。
孩子被抱走第5天，镇上要求张明发开检讨会，用大喇叭对外广播检讨实况。张明发成了超生户“典型”。不久后，张明发一家离开了村子，搬到了贾家镇。
孩子被抱走后，张明发从简阳县计生局打听到，所有超生被抱走的小孩都有分配计划，被送给单身汉或没有孩子的家庭，但他们找遍全市也没找到自己的儿子。
1997年，一名王姓单身汉送来一个14岁的男孩说，这就是他们当年被抱走的儿子，两口子对这名男孩倾尽心血，“送他读书，当兵，复员后送他去驾校，给他攒钱买了辆小货车。”
但在抚养了9年之后，这名男孩不辞而别，与张家断绝了联系。
“寻亲”传单找回亲人
去年在距离贾家镇40多公里的31岁男子袁鹰，为了寻找亲生父母，把寻亲传单贴遍了简阳多个乡镇。3月的一天，袁鹰接到了简阳市计生局的电话，说找到一个“疑似亲生父母”，也是1983年被抱走孩子的家庭。袁鹰当时在齐齐哈尔做生意，当天飞回成都。
第二天，袁鹰掏了7000元，与“疑似父亲”做了加急亲子鉴定，但双方并无血缘关系。“疑似母亲”不死心，又执意自掏腰包和袁鹰再做一份亲子鉴定，但结果仍是非亲生。
袁鹰说，“拿到亲子鉴定的时候，那个妈妈哇哇大哭，我也挺不是滋味。我们都失去了亲人。”
去年6月，袁鹰在简阳市电视台做了一周的寻亲广告，但毫无效果，之后袁鹰决定发传单找亲生父母。
11月28日上午，袁鹰在简阳市贾家镇张贴的寻亲传单，被邹玉花的一个邻居无意中捡到，转到了邹玉花手中。邹玉花马上拿起电话说：“我在1983年丢了个娃儿，我们见一下子嘛。”
袁鹰接到电话后，并没有十分激动，他在张贴寻亲传单的5天里，每天都能接到50多这样的电话。
当天，张明发夫妇和袁鹰3人赶到了成都一家医院做DNA亲子鉴定，12月16日，袁鹰和张明发夫妇都拿到亲子鉴定，结果显示，邹玉花是袁鹰的生母。
早在2011年，多家媒体就曾披露，在贵州、湖南等省份的一些政府儿童福利院的孤儿并不是真正的孤儿，而是中共计生官员以“非法超生”为由，将农民家庭的新生儿抱走，以此免除对他们的“罚款”。
这些孩子被以3千至8千元人民币（460至1250美元）出售到儿童福利院（孤儿院），再以约3万美金高价卖到欧洲或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从中获取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