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新华网》刊文，中共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大陆高校座谈会上高调宣称高校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不允许各种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一石激起千层浪，袁部长的话音刚落，网路上迅即反对声四起，种种追问、质疑、批驳、揶揄、奚落、反讽……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公共知识分子、高校知名学者带头，各路网民纷纷转发、点赞，袁部长的几句话让网路又大大地热闹了一回。
遭遇如此猛烈之反弹，想来必不在袁部长意料之中，堂堂一个部长竟然被国民们嬉笑怒骂到颜面扫地，不知他现在是否会后悔：29号座谈会上的表演要是低调些就好了。然而，但凡一个热点现象的出现，要反思的都不应只是当事者本人。一个社会热点，它是不易察觉的民心民意的外显化，是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的晴雨表，就袁部长遭声讨这一社会热点而言，民意所指就绝不单单是一个教育部、一个袁部长，这一次官方与民间观点的直接对抗，核心问题是国民对半个多世纪来中共意识形态钳制自由思想的一次公开抗议。
袁部长的讲话义正言辞、简明扼要，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共产体制下的国人们对类似这样的政治宣讲、政治威胁也都是耳熟能详的了。袁部长的政治套话的意思不外乎是：“西方价值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居心叵测和险恶的，并且它还极具欺骗性、诱惑性；在社会主义与“西方价值观念”对峙，共产意识形态正处在前所未有之挑战之时刻，教育部有权力要求和指挥教师们想社会主义之所想，教社会主义之所教。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人们当即不约而同反问：这个共产主义不就是欧洲上空的一个幽灵，由西而来降至我东土的吗？一个用“西方”学说砸烂了本土文明后建立起来的政权，现在却大谈什么拒绝“西方价值观念”，岂不是陷入逻辑上的自我证违？这自然难免引来人们的哄笑。
为了澄清这种逻辑上的混乱，《求是》杂志2月2日刊发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继东为袁贵仁辩护的文章。文章解释“西方价值观念”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政治思潮及其宣扬的西方政治价值观”，朱文指责有人是在“故意曲解”袁讲话的意思，是有“险恶用心”的。
朱文的立场表达比袁贵仁的讲话更直接，却非但不能制止人们对袁贵仁的嘲笑，反而只是将自己也贡献出来成为供大家嗤笑的一个小丑而已。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逐渐打破了此前社会等级的概念，公民精神由此诞生。我们可以说，公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必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递越来越快，透明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公开化。更大大增强了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广度与深度，这其中当然也会包含政治事务。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共产国家，既然它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的成果，已接受了全球化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则，并加入成为其中一员，它又怎么可能阻挡得了那个与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经济运作程式相配套的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呢？至于说宪政这种契约政治，也是18世纪公民精神兴起后，为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而逐步完善起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宪政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它也是基本适应于现代公民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
尽管袁贵仁部长和朱继东副主任说起“西方价值观念”、“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时摆出一幅很强硬的架势，在理性的阐释与论证面前他们的强硬态度却变得不可理喻，也只不过是为掩饰他们的无知、愚蠢或者明知错误也不改过的蛮不讲理而故作姿态罢了。
朱继东文章中，普世价值也被包括进了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西方价值观念”之中。朱文中“普世价值”四个字是被加了引号的：因为在被共产意识形态洗了脑的人眼里，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在共产思维中，好与坏没有绝对的标准，人们都只是在为私的利益之心的基础之上来判定善与恶、好与坏，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核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了。这一观点，恰恰证明了共产学说是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一个怪胎。如果没有普世的价值标准，人类必将陷入无法想象的混乱之中；人类的历史证明，就是因为有普世价值的存在，人们才可能通过友好的协商解决各种矛盾纠纷；才会在各自的文化中发展出近似的情感和道德观念；才会同仇敌忾去共同迎战各种残暴与丑恶对人类整体的威胁；才会在有圣者贤人出现时，人们心甘情愿去追随。共产理论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其本质上是将人性定性为利益至上的性恶论。然而，追溯到共产学说的鼻祖，马克思在他的理论论述中就已暴露出了这种观点的无法自洽。试想，一边谴责剥削者，追求所谓的正义与崇高，一边又否定有超功利层面的善恶标准的存在，那么马氏自己说过的所有那些有关道德的美妙的颇具煽动性的词句岂不都也成了空中楼阁？一个理论，在其创立之初即是谎言，至于后来者假其谎言建立起来的政体，也就只能继续沿着这谎言所指的错误的方向越走越偏离普世价值之常轨了。
如此大言不惭地当众否定、藐视普世价值，在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们看来真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可笑之人可笑之事。只是那长期浸泡在共产邪说里，为升官发财的中共官员，或趋炎附势的所谓中共御用学者，被一点眼前的小利熏迷了良心，被世人嘲笑也不自知，因而愈发显得猥琐荒唐。普天下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敢摇头摆尾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国外先进文化的代表”（朱继东语），被人骂成“脑残”真是一点不为过了。
朱继东文中说人们把共产意识形态归入袁部长批判的“西方价值观念”之中，是有意混淆概念的“别有用心”，此话说得倒是不错。人们是钻了袁部长讲话逻辑错乱的空子，奚落的不只是一个袁部长，而是对中共政权整体的恬不知耻的诘难与指责。共产理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从来采用的都是专制独裁的办法，而因为其指导理论的庞杂，又使得它的独裁统治相比其它独裁有着更迷惑人的华丽外衣。
马克思的着述几乎包罗万有，细究起来，在其追求人类自由平等的崇高远大的空洞远景下，掩盖的却是粗糙鄙陋的利益决定论和无情无义的暴力斗争学说。中共政权在其执政过程中，对从其鼻祖处学来的这套蒙人术运用得娴熟自如。要想夸谁想利用什么，就说什么是符合共产主义的；要想打倒谁想整垮什么，就说你是反共产主义的敌对势力。半个多世纪来，中共政权一直就是这样任其好恶地在中国大地上折腾着各种运动，玩着各种手腕，犯下无数错误和罪行，却依然牢牢把持权力，反覆无常而又能言善辩地欺骗着中国的民众。
但是，把戏总是老一套，终有被识破的一天；贪婪和无耻被无限放纵，再大的遮羞布也总有盖不住的一天。今天的中共政权把戏已经耍尽，那些空洞的共产学说也再难掩盖住数不尽的中共官员们的丑行。事实证明，嘴上高调唱得越响，恶事可能做的就越多。这不，袁部长一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立马就有人在网上披露了对他和他儿子贪腐行为的举报信。一个依仗职务之便，破坏教材选用正常程序，违法违规出版教材，从中牟取巨额私利的部长，他口号喊得再正确，又怎么会有人相信他呢？人们早就看穿：“权贵的任何政治表白第一动机是自身政治利益，而非政治文宣所虚拟的漂亮诱人的正义目的”（摘自新浪微博），中共的官员们很习惯拿政治大话当滥用权力的遮羞布，但当人们把这样的伎俩揭穿，遮羞布也就成了官员们脱不得也穿不得的皇帝的新衣了。
一个官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这一个官员的问题；所有的官员都是表面“伟、光、正”，背地里狠毒龌龊无耻下流，那就是整个制度的问题。共产制度是一片邪恶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中已无法生长出品性优良的官员。中共政权已陷入危机，这已是无法逃避的事实，然而其危机的出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外的敌对势力，而是其自己选择背人类普世价值而行的必然结果。
在中共政权危如累卵、朝不保夕的时刻，有人愈是发出垂死挣扎之歇斯底里的保共产邪说之论调，亦是其在共产体制下做恶太多无法与其切割的必然。但是，今天中国人已是愈来愈清醒和勇敢起来，逐渐的，对共产邪说的摒弃与清算的势头会越来越猛，现在中共官员们就已经感到无处藏身的压力了，如再不识时务改过自新，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共的彻底崩溃，那些倚仗着共产威权做过的坏事都必然会受到人间正义的制裁。
遭遇如此猛烈之反弹，想来必不在袁部长意料之中，堂堂一个部长竟然被国民们嬉笑怒骂到颜面扫地，不知他现在是否会后悔：29号座谈会上的表演要是低调些就好了。然而，但凡一个热点现象的出现，要反思的都不应只是当事者本人。一个社会热点，它是不易察觉的民心民意的外显化，是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的晴雨表，就袁部长遭声讨这一社会热点而言，民意所指就绝不单单是一个教育部、一个袁部长，这一次官方与民间观点的直接对抗，核心问题是国民对半个多世纪来中共意识形态钳制自由思想的一次公开抗议。
袁部长的讲话义正言辞、简明扼要，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共产体制下的国人们对类似这样的政治宣讲、政治威胁也都是耳熟能详的了。袁部长的政治套话的意思不外乎是：“西方价值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居心叵测和险恶的，并且它还极具欺骗性、诱惑性；在社会主义与“西方价值观念”对峙，共产意识形态正处在前所未有之挑战之时刻，教育部有权力要求和指挥教师们想社会主义之所想，教社会主义之所教。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人们当即不约而同反问：这个共产主义不就是欧洲上空的一个幽灵，由西而来降至我东土的吗？一个用“西方”学说砸烂了本土文明后建立起来的政权，现在却大谈什么拒绝“西方价值观念”，岂不是陷入逻辑上的自我证违？这自然难免引来人们的哄笑。
为了澄清这种逻辑上的混乱，《求是》杂志2月2日刊发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继东为袁贵仁辩护的文章。文章解释“西方价值观念”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政治思潮及其宣扬的西方政治价值观”，朱文指责有人是在“故意曲解”袁讲话的意思，是有“险恶用心”的。
朱文的立场表达比袁贵仁的讲话更直接，却非但不能制止人们对袁贵仁的嘲笑，反而只是将自己也贡献出来成为供大家嗤笑的一个小丑而已。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逐渐打破了此前社会等级的概念，公民精神由此诞生。我们可以说，公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必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递越来越快，透明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公开化。更大大增强了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广度与深度，这其中当然也会包含政治事务。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共产国家，既然它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的成果，已接受了全球化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则，并加入成为其中一员，它又怎么可能阻挡得了那个与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经济运作程式相配套的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呢？至于说宪政这种契约政治，也是18世纪公民精神兴起后，为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而逐步完善起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宪政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它也是基本适应于现代公民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
尽管袁贵仁部长和朱继东副主任说起“西方价值观念”、“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时摆出一幅很强硬的架势，在理性的阐释与论证面前他们的强硬态度却变得不可理喻，也只不过是为掩饰他们的无知、愚蠢或者明知错误也不改过的蛮不讲理而故作姿态罢了。
朱继东文章中，普世价值也被包括进了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西方价值观念”之中。朱文中“普世价值”四个字是被加了引号的：因为在被共产意识形态洗了脑的人眼里，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在共产思维中，好与坏没有绝对的标准，人们都只是在为私的利益之心的基础之上来判定善与恶、好与坏，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核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了。这一观点，恰恰证明了共产学说是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一个怪胎。如果没有普世的价值标准，人类必将陷入无法想象的混乱之中；人类的历史证明，就是因为有普世价值的存在，人们才可能通过友好的协商解决各种矛盾纠纷；才会在各自的文化中发展出近似的情感和道德观念；才会同仇敌忾去共同迎战各种残暴与丑恶对人类整体的威胁；才会在有圣者贤人出现时，人们心甘情愿去追随。共产理论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其本质上是将人性定性为利益至上的性恶论。然而，追溯到共产学说的鼻祖，马克思在他的理论论述中就已暴露出了这种观点的无法自洽。试想，一边谴责剥削者，追求所谓的正义与崇高，一边又否定有超功利层面的善恶标准的存在，那么马氏自己说过的所有那些有关道德的美妙的颇具煽动性的词句岂不都也成了空中楼阁？一个理论，在其创立之初即是谎言，至于后来者假其谎言建立起来的政体，也就只能继续沿着这谎言所指的错误的方向越走越偏离普世价值之常轨了。
如此大言不惭地当众否定、藐视普世价值，在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们看来真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可笑之人可笑之事。只是那长期浸泡在共产邪说里，为升官发财的中共官员，或趋炎附势的所谓中共御用学者，被一点眼前的小利熏迷了良心，被世人嘲笑也不自知，因而愈发显得猥琐荒唐。普天下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敢摇头摆尾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国外先进文化的代表”（朱继东语），被人骂成“脑残”真是一点不为过了。
朱继东文中说人们把共产意识形态归入袁部长批判的“西方价值观念”之中，是有意混淆概念的“别有用心”，此话说得倒是不错。人们是钻了袁部长讲话逻辑错乱的空子，奚落的不只是一个袁部长，而是对中共政权整体的恬不知耻的诘难与指责。共产理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从来采用的都是专制独裁的办法，而因为其指导理论的庞杂，又使得它的独裁统治相比其它独裁有着更迷惑人的华丽外衣。
马克思的着述几乎包罗万有，细究起来，在其追求人类自由平等的崇高远大的空洞远景下，掩盖的却是粗糙鄙陋的利益决定论和无情无义的暴力斗争学说。中共政权在其执政过程中，对从其鼻祖处学来的这套蒙人术运用得娴熟自如。要想夸谁想利用什么，就说什么是符合共产主义的；要想打倒谁想整垮什么，就说你是反共产主义的敌对势力。半个多世纪来，中共政权一直就是这样任其好恶地在中国大地上折腾着各种运动，玩着各种手腕，犯下无数错误和罪行，却依然牢牢把持权力，反覆无常而又能言善辩地欺骗着中国的民众。
但是，把戏总是老一套，终有被识破的一天；贪婪和无耻被无限放纵，再大的遮羞布也总有盖不住的一天。今天的中共政权把戏已经耍尽，那些空洞的共产学说也再难掩盖住数不尽的中共官员们的丑行。事实证明，嘴上高调唱得越响，恶事可能做的就越多。这不，袁部长一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立马就有人在网上披露了对他和他儿子贪腐行为的举报信。一个依仗职务之便，破坏教材选用正常程序，违法违规出版教材，从中牟取巨额私利的部长，他口号喊得再正确，又怎么会有人相信他呢？人们早就看穿：“权贵的任何政治表白第一动机是自身政治利益，而非政治文宣所虚拟的漂亮诱人的正义目的”（摘自新浪微博），中共的官员们很习惯拿政治大话当滥用权力的遮羞布，但当人们把这样的伎俩揭穿，遮羞布也就成了官员们脱不得也穿不得的皇帝的新衣了。
一个官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这一个官员的问题；所有的官员都是表面“伟、光、正”，背地里狠毒龌龊无耻下流，那就是整个制度的问题。共产制度是一片邪恶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中已无法生长出品性优良的官员。中共政权已陷入危机，这已是无法逃避的事实，然而其危机的出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外的敌对势力，而是其自己选择背人类普世价值而行的必然结果。
在中共政权危如累卵、朝不保夕的时刻，有人愈是发出垂死挣扎之歇斯底里的保共产邪说之论调，亦是其在共产体制下做恶太多无法与其切割的必然。但是，今天中国人已是愈来愈清醒和勇敢起来，逐渐的，对共产邪说的摒弃与清算的势头会越来越猛，现在中共官员们就已经感到无处藏身的压力了，如再不识时务改过自新，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共的彻底崩溃，那些倚仗着共产威权做过的坏事都必然会受到人间正义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