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2月26日讯】（新唐人记者李韵综合报导）所谓的镇反运动，是1950年代初，中共建政后发动的第一场肃清反对势力的运动，目的是巩固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根据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制定了杀人指标和比例，“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镇反”运动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至今亲历者回忆当时的血腥与残酷，仍不寒而栗。
《黄花岗杂志》2008年第7期，曾刊登作者虞廷的《恐怖年代回忆之——枪毙》一文。文中忆述，50年代的镇反运动，一些地方枪毙人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四川人因此有一个说法，把枪毙叫做“敲砂罐”，打碎人的脑袋就像敲破一个砂罐那么简单。
文章说，某人被枪毙都不直说，只说被敲砂罐大家便明白了，那时人的脑袋还不值一个砂罐，真有人把你家的砂罐打破了，你还可以理直气壮的索赔，而脑袋被敲碎了，家里的人却不敢吭一声，甚至不敢去收尸。
虞廷说：我在镇反以后出世，从长辈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镇反的故事。现在回过头看，那些被枪毙的人，除了少数真正的罪犯外，大多数都是被冤枉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相信我们曾经有过那样耻辱而恐怖的时代，不相信人类残忍到如此程度。
虞廷说，八十年代后期，我在Z县县志办公室任编辑，办公室里有一位调研员叫范远茂，谈起当年的镇反运动，他说自己当年在官坝区亲自主持过多次公审会（枪毙人的会），有一次枪毙12个人，同时拉了一些人来陪杀场。
他一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了！”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一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着就是一阵枪声。枪响之后清点尸体却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把陪杀的也枪毙了一个。，但在当时不算什么，写一张纸条就行了，就这么轻松。
血腥暴行令人发指
镇反运动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除了枪毙所谓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外，还莫名其妙地枪毙了许多无辜之人。
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是Z县泰来乡罗家岭人，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但还是被Z县派去的民兵一颗子弹结束性命。
马剑秋是Z县石宝人，当年担任Z县自卫总队长，掌握着全县的武装力量。当中共军队进军西南，快要到达Z县时，他命令Z县所有武装人员将枪支弹药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还派人守卫县档案馆，使历史档案无一卷毁损。
一切停当后，他徒步城外数里迎接中共军队入城，军队入城不久，新政权稳定局势后，马剑秋马上就成了阶下囚，并被判处死刑，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倾诉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终于盼来了共产党，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马剑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园草坪后来长期成为Z县的刑场，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里倒在枪口下，鲜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块土地。
作者说，Z县精忠中学（现Z县中学）教师、陕西人张国锦被枪毙，那简直就是一场死亡游戏，这一天，西山公园广场又黑压压地坐满了人，15个死囚被押了上来，当宣布张国锦的罪名为“一贯道”成员时，张一口否认，并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一贯道，只要在场的有一个人看见我参加过一贯道，请站出来讲话。
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似乎有点慌了，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一贯道之外的新罪行。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他揭发张国锦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说他曾看见张国锦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
随后，张国锦等15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作者说，据父亲说，散会后，一路不少群众为张国锦流泪。
毛制定杀人指标在国内立威
大陆史学家杨奎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中指出，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稳，民心不服，各地爆发的反抗相当激烈。中共对此没有力量全面扑灭，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军队的失利，中共准备出兵，毛认为机会来了，他把朝鲜战争当作彻底清除大陆与中共相敌对势力的“千载一时之机”。
1951年1月，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共党魁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中共还荒唐地制定杀人指标。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许可权。毛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30%左右。
仅仅广西军区统计数据（不包括广西省地方公安局统计）就有3万4千多“反共救国军”官兵被杀，其中包括参加过北伐抗战的国军高级将领。
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馀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黄花岗杂志》2008年第7期，曾刊登作者虞廷的《恐怖年代回忆之——枪毙》一文。文中忆述，50年代的镇反运动，一些地方枪毙人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四川人因此有一个说法，把枪毙叫做“敲砂罐”，打碎人的脑袋就像敲破一个砂罐那么简单。
文章说，某人被枪毙都不直说，只说被敲砂罐大家便明白了，那时人的脑袋还不值一个砂罐，真有人把你家的砂罐打破了，你还可以理直气壮的索赔，而脑袋被敲碎了，家里的人却不敢吭一声，甚至不敢去收尸。
虞廷说：我在镇反以后出世，从长辈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镇反的故事。现在回过头看，那些被枪毙的人，除了少数真正的罪犯外，大多数都是被冤枉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相信我们曾经有过那样耻辱而恐怖的时代，不相信人类残忍到如此程度。
虞廷说，八十年代后期，我在Z县县志办公室任编辑，办公室里有一位调研员叫范远茂，谈起当年的镇反运动，他说自己当年在官坝区亲自主持过多次公审会（枪毙人的会），有一次枪毙12个人，同时拉了一些人来陪杀场。
他一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了！”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一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着就是一阵枪声。枪响之后清点尸体却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把陪杀的也枪毙了一个。，但在当时不算什么，写一张纸条就行了，就这么轻松。
血腥暴行令人发指
镇反运动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除了枪毙所谓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外，还莫名其妙地枪毙了许多无辜之人。
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是Z县泰来乡罗家岭人，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但还是被Z县派去的民兵一颗子弹结束性命。
马剑秋是Z县石宝人，当年担任Z县自卫总队长，掌握着全县的武装力量。当中共军队进军西南，快要到达Z县时，他命令Z县所有武装人员将枪支弹药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还派人守卫县档案馆，使历史档案无一卷毁损。
一切停当后，他徒步城外数里迎接中共军队入城，军队入城不久，新政权稳定局势后，马剑秋马上就成了阶下囚，并被判处死刑，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倾诉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终于盼来了共产党，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马剑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园草坪后来长期成为Z县的刑场，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里倒在枪口下，鲜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块土地。
作者说，Z县精忠中学（现Z县中学）教师、陕西人张国锦被枪毙，那简直就是一场死亡游戏，这一天，西山公园广场又黑压压地坐满了人，15个死囚被押了上来，当宣布张国锦的罪名为“一贯道”成员时，张一口否认，并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一贯道，只要在场的有一个人看见我参加过一贯道，请站出来讲话。
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似乎有点慌了，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一贯道之外的新罪行。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他揭发张国锦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说他曾看见张国锦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
随后，张国锦等15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作者说，据父亲说，散会后，一路不少群众为张国锦流泪。
毛制定杀人指标在国内立威
大陆史学家杨奎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中指出，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稳，民心不服，各地爆发的反抗相当激烈。中共对此没有力量全面扑灭，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军队的失利，中共准备出兵，毛认为机会来了，他把朝鲜战争当作彻底清除大陆与中共相敌对势力的“千载一时之机”。
1951年1月，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共党魁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中共还荒唐地制定杀人指标。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许可权。毛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30%左右。
仅仅广西军区统计数据（不包括广西省地方公安局统计）就有3万4千多“反共救国军”官兵被杀，其中包括参加过北伐抗战的国军高级将领。
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馀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