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2月27日讯】成田机场日记（23）：告示板的争议
11月25日
我睡觉时，将手机设置为振动状态，因为深夜时整个入境审查大厅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人，不断的来电、来短信的电话铃声，与宁静的大厅环境不和谐。
昨晚24:00过后，我枕边的手机持久地振动，是来自美国的电话。旅居美国的陈奎德先生来电问候，我们已经二十几年未联系，1983年我进复旦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时，他已是博士，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当年，我是一个知名的青年社会活动家，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常务副主席，又出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后来让位于交通大学的研究生会主席，现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当年是华东政法学院的研究生主席，也是这届研究生委员会的委员。陈奎德先生是做学问、搞理论的，与周义澄、俞吾金、还有一位我已记不住姓名的博士是当时哲学界赫赫有名的“复旦四君子”，六四后他们四人分道扬镳了，陈、周博士在美国搞学问、做编辑，划入民运的圈子，另二人留在中国，成了官府的座上宾。
清晨5:00多一点，我还睡得迷迷糊糊时，感觉有人停在我的“床”前，我转过身来一瞥，见到当班的入境审查办公室主审官正在抄录告示板的英文内容，他打了一个招呼：“早上好。”我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又转过身来，背对着他，让他比较自在地抄录吧。这也是他的工作，向上汇报后，他也可以安心。
这两天，我多了两块可擦写的告示板，而且文字内容可以随时更新，写的是一些中文、英文，他有点不放心了。昨晚，他来到我暂住地，说我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说：“我还没有超过一张长椅的面积。”他说：“你可以放广告衫、纸卡，但告示板要拿掉。”我回答：“为什么要拿掉？我拿下纸卡，换上告示板，占的面积差不多。是你的决定，还是你领导的决定？请你把与我直接联系的领导找来与我谈。”“不是我的决定。”他说完，就离去了。
6:20，我还躺在“床”上，忽然有一包东西塞进我的枕边，我抬头一看，是一位日本人，他已离开去上班了。我马上起床，清点一下这包东西，其中有两小包新鲜的小面包，可以吃两餐，还有一些刷牙用品。自从11月8日晚上在机场上认识这位日本人后，他已成了我的好朋友，常常暗暗地送食品及日用品给我。
8:50，童捷从美国华盛顿机场打来电话，他正要乘飞机去德国讲课。我们二十几年前都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他是研究核物理的，当时也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副主席，我的得力伙伴。他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任教，后来因参与六四事件被审查，最后出国，在欧洲拿了博士学位，去美国大学任教了。他与政治不搭界，一直在搞自己的研究。我们已失去联系，现在他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知道我的故事，也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他告诉我：“你做了一件很对的事。”
中午，入国管理局的米田先生带着中文翻译来找我谈话，平时我们的谈话不需要翻译，谈正式的话题就需要翻译在场，免得意思理解错误。他说：“请你不要把告示板放在我们办公室的窗台上。我们在窗上贴宣传画都要经过准许的。你放在自己的箱子上、地上或捧着，我们无权干涉。”并且还说了很多理由，请我理解，他不会为难我。他担心的是，我的告示板会越放越大。我理解他的立场，决定听从他的劝告。我对他说：“这是我的家，我也会把这里搞得干干净净。”还与他开玩笑说：“你现在租给我这两平方米的面积，以后我向你付租金。我没有钱，支持我的中国人，每人出一点钱，就有许多钱。”他也笑了。我们很友好地结束谈话。他走后，我就重新布置我的家。我把告示板从窗台上取下，放在椅子前，也很醒目，而且还挡住了椅子底下的各个食品袋，使环境更美观。
下午15：00，日本《大纪元时报》记者在成田国际机场公司职员的陪同下到达4楼的正式采访区，我也从2楼的入境审查大厅到那里去接受采访。我坦诚地回答了记者的一切提问，《大纪元》是法轮功学员主办的媒体，它也能容纳我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日本的中文媒体中，《大纪元》最早报导这起举世轰动的回国事件，其他中文媒体刚刚醒过来。
16:30，我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直播采访，大约半小时。
晚上18:00，一批美国航班的乘务员回到日本，从我的暂住地路过，其中有一位男乘务员送我一大瓶美国的纯净水，一位中年女乘务员送一包水果，有香蕉、蘋果，另一位中年女乘务员也取出一包，其中有一盒蘋果汁饮料、一块很大的瑞士牛奶巧克力、一卷饼干。她们或许在美国新闻上知道我的回国故事，她们祝福我：good luck。
现在我的食品、换洗衣服已许多，海外朋友发起的东京空运计划可以放慢执行速度。许多自发的援助者路过我的暂住地，也向我赠送的东西，我不可拒绝，这是一份爱心。当然，路过的旅客给一个微笑、一份理解，传播我的回国故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也是对中国人权的最大关心。
18:20许，一个来自国内的电话，有一个不相识的人代表上海民众特意为我编了一首曲，让歌声陪伴我的夜晚。他请我电话录音。他先读了一遍歌词，然后弹曲。电话结束后，我还以为已录音，一查没有，我还未按录音键，这个新手机我还不会使用。我没听清楚歌词，但已在电话里静静地听了一遍曲子，谢谢他。有机会的话，请他再演奏一遍。
19:54，我接到朱杏清的问候电话，聊了一会。我们也很久未联系，他在80年代就很出名，是当时中国最着名的《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我们在80年代就是好朋友了。21:20，又接到亚洲自由电台香港记者的每天问候及采访。
今天是在日本国门外第22天，睡一觉就过去了，明天是23天。
来源：冯正虎de博客 http://fengzhenghu.net
11月25日
我睡觉时，将手机设置为振动状态，因为深夜时整个入境审查大厅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人，不断的来电、来短信的电话铃声，与宁静的大厅环境不和谐。
昨晚24:00过后，我枕边的手机持久地振动，是来自美国的电话。旅居美国的陈奎德先生来电问候，我们已经二十几年未联系，1983年我进复旦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时，他已是博士，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当年，我是一个知名的青年社会活动家，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常务副主席，又出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后来让位于交通大学的研究生会主席，现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当年是华东政法学院的研究生主席，也是这届研究生委员会的委员。陈奎德先生是做学问、搞理论的，与周义澄、俞吾金、还有一位我已记不住姓名的博士是当时哲学界赫赫有名的“复旦四君子”，六四后他们四人分道扬镳了，陈、周博士在美国搞学问、做编辑，划入民运的圈子，另二人留在中国，成了官府的座上宾。
清晨5:00多一点，我还睡得迷迷糊糊时，感觉有人停在我的“床”前，我转过身来一瞥，见到当班的入境审查办公室主审官正在抄录告示板的英文内容，他打了一个招呼：“早上好。”我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又转过身来，背对着他，让他比较自在地抄录吧。这也是他的工作，向上汇报后，他也可以安心。
这两天，我多了两块可擦写的告示板，而且文字内容可以随时更新，写的是一些中文、英文，他有点不放心了。昨晚，他来到我暂住地，说我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说：“我还没有超过一张长椅的面积。”他说：“你可以放广告衫、纸卡，但告示板要拿掉。”我回答：“为什么要拿掉？我拿下纸卡，换上告示板，占的面积差不多。是你的决定，还是你领导的决定？请你把与我直接联系的领导找来与我谈。”“不是我的决定。”他说完，就离去了。
6:20，我还躺在“床”上，忽然有一包东西塞进我的枕边，我抬头一看，是一位日本人，他已离开去上班了。我马上起床，清点一下这包东西，其中有两小包新鲜的小面包，可以吃两餐，还有一些刷牙用品。自从11月8日晚上在机场上认识这位日本人后，他已成了我的好朋友，常常暗暗地送食品及日用品给我。
8:50，童捷从美国华盛顿机场打来电话，他正要乘飞机去德国讲课。我们二十几年前都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他是研究核物理的，当时也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副主席，我的得力伙伴。他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任教，后来因参与六四事件被审查，最后出国，在欧洲拿了博士学位，去美国大学任教了。他与政治不搭界，一直在搞自己的研究。我们已失去联系，现在他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知道我的故事，也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他告诉我：“你做了一件很对的事。”
中午，入国管理局的米田先生带着中文翻译来找我谈话，平时我们的谈话不需要翻译，谈正式的话题就需要翻译在场，免得意思理解错误。他说：“请你不要把告示板放在我们办公室的窗台上。我们在窗上贴宣传画都要经过准许的。你放在自己的箱子上、地上或捧着，我们无权干涉。”并且还说了很多理由，请我理解，他不会为难我。他担心的是，我的告示板会越放越大。我理解他的立场，决定听从他的劝告。我对他说：“这是我的家，我也会把这里搞得干干净净。”还与他开玩笑说：“你现在租给我这两平方米的面积，以后我向你付租金。我没有钱，支持我的中国人，每人出一点钱，就有许多钱。”他也笑了。我们很友好地结束谈话。他走后，我就重新布置我的家。我把告示板从窗台上取下，放在椅子前，也很醒目，而且还挡住了椅子底下的各个食品袋，使环境更美观。
下午15：00，日本《大纪元时报》记者在成田国际机场公司职员的陪同下到达4楼的正式采访区，我也从2楼的入境审查大厅到那里去接受采访。我坦诚地回答了记者的一切提问，《大纪元》是法轮功学员主办的媒体，它也能容纳我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日本的中文媒体中，《大纪元》最早报导这起举世轰动的回国事件，其他中文媒体刚刚醒过来。
16:30，我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直播采访，大约半小时。
晚上18:00，一批美国航班的乘务员回到日本，从我的暂住地路过，其中有一位男乘务员送我一大瓶美国的纯净水，一位中年女乘务员送一包水果，有香蕉、蘋果，另一位中年女乘务员也取出一包，其中有一盒蘋果汁饮料、一块很大的瑞士牛奶巧克力、一卷饼干。她们或许在美国新闻上知道我的回国故事，她们祝福我：good luck。
现在我的食品、换洗衣服已许多，海外朋友发起的东京空运计划可以放慢执行速度。许多自发的援助者路过我的暂住地，也向我赠送的东西，我不可拒绝，这是一份爱心。当然，路过的旅客给一个微笑、一份理解，传播我的回国故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也是对中国人权的最大关心。
18:20许，一个来自国内的电话，有一个不相识的人代表上海民众特意为我编了一首曲，让歌声陪伴我的夜晚。他请我电话录音。他先读了一遍歌词，然后弹曲。电话结束后，我还以为已录音，一查没有，我还未按录音键，这个新手机我还不会使用。我没听清楚歌词，但已在电话里静静地听了一遍曲子，谢谢他。有机会的话，请他再演奏一遍。
19:54，我接到朱杏清的问候电话，聊了一会。我们也很久未联系，他在80年代就很出名，是当时中国最着名的《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我们在80年代就是好朋友了。21:20，又接到亚洲自由电台香港记者的每天问候及采访。
今天是在日本国门外第22天，睡一觉就过去了，明天是23天。
来源：冯正虎de博客 http://fengzhenghu.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