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3月09日讯】中共当局近期对中国多个独立公民团体采取行动，许多异议人士接连失踪或被捕，让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的生存愈发困难。劳工维权机构表示，他们去年受到中共当局前所未有的打压，预计今年情况将变得更糟。
中共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其副主席李玉赋，在接受中共喉舌新华社《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谴责“境外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劳工组织。
根据李玉赋的说法，中国当前在劳动关系领域“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妄图以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一些非法劳工“维权”组织、“维权”人士与工会争夺职工，破坏工人团结和工会统一等。
不过，李玉赋的说法很快遭到中国各地劳工维权人士的批评。
深圳劳工维权人士林先生：“把我们这些维权的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资助的，这个相当给我们这些社会组织定性了，这个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政府不喜欢我们这样的机构存在，就是职工相信我们这样的机构而不相信工会，也不相信政府。”
广东劳工维权人士林先生：“我也想要获得一些资助，但是当局给我的指示就是可以向政府申请，但是申不申请得到他们不敢作保证，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求我不要申请国外的资金，它(中共)觉得境外来的资金都是不合法，而且都是有颠覆中国政府的这种企图。”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共官方批准的唯一工会，李玉赋是该会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
李玉赋认为，当前劳动关系领域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这对于工会依法建会、管会、履职、维权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劳工学者王江松：“中国主要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有没有法律的问题，而是有法不依、执罚不严、无法不究，就是这些问题，就是法律这套潜规则，和现实社会当中运行的那套实际的规则，它是两张皮。”
长期研究劳动关系的学者王江松认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机构的劳工组织，世界各国莫不如此。然而以权力治理社会的中国情况就不同，当这些社会组织触犯了执政集团的利益，那么这些集团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打压他们。
劳工学者王江松：“其中有的是沿用相关的法律，有的就是口袋罪，就是安上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罪，还有就是一些的行政手段，还有一些见不得光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比如说，用一些类似黑社会的那种手段，或者是特务政务手段来控制，包括曾飞洋被打的那个，到现在也还没破案。”
2014年12月26号上午，四名男子闯进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对着负责人曾飞洋拳打脚踢。
然而对于中国草根劳工NGO的从业者来说，受到人身安全威胁并不是新鲜事。除了直接的人身威胁，来自政府的其他压力也种类繁多。
曾飞洋对媒体表示，他们不是“敌对势力”。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名无实。它不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还要批评那些为劳工办实事的社会组织，这么做是非常不负责的。
随着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中国劳资纠纷也愈来愈多。
广东劳工维权人士林先生：“就是珠三角这一块，就是企业的迁移和转型，这可能是政策环境决定的，所以导致这些工人担心之前的工龄不能得到延续。”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14年中国出现1378起罢工事件，大约是2013年的2倍。
曾飞洋在微博写道，中国劳工维权NGO的困境，其实也是中国工人维权的困境，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唯有顺应工人维权需求和时代潮流的改革，才能有出路。
采访/陈汉 编辑/黄亿美 后制/舒灿
中共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其副主席李玉赋，在接受中共喉舌新华社《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谴责“境外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劳工组织。
根据李玉赋的说法，中国当前在劳动关系领域“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妄图以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一些非法劳工“维权”组织、“维权”人士与工会争夺职工，破坏工人团结和工会统一等。
不过，李玉赋的说法很快遭到中国各地劳工维权人士的批评。
深圳劳工维权人士林先生：“把我们这些维权的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资助的，这个相当给我们这些社会组织定性了，这个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政府不喜欢我们这样的机构存在，就是职工相信我们这样的机构而不相信工会，也不相信政府。”
广东劳工维权人士林先生：“我也想要获得一些资助，但是当局给我的指示就是可以向政府申请，但是申不申请得到他们不敢作保证，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求我不要申请国外的资金，它(中共)觉得境外来的资金都是不合法，而且都是有颠覆中国政府的这种企图。”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共官方批准的唯一工会，李玉赋是该会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
李玉赋认为，当前劳动关系领域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这对于工会依法建会、管会、履职、维权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劳工学者王江松：“中国主要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有没有法律的问题，而是有法不依、执罚不严、无法不究，就是这些问题，就是法律这套潜规则，和现实社会当中运行的那套实际的规则，它是两张皮。”
长期研究劳动关系的学者王江松认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机构的劳工组织，世界各国莫不如此。然而以权力治理社会的中国情况就不同，当这些社会组织触犯了执政集团的利益，那么这些集团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打压他们。
劳工学者王江松：“其中有的是沿用相关的法律，有的就是口袋罪，就是安上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罪，还有就是一些的行政手段，还有一些见不得光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比如说，用一些类似黑社会的那种手段，或者是特务政务手段来控制，包括曾飞洋被打的那个，到现在也还没破案。”
2014年12月26号上午，四名男子闯进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对着负责人曾飞洋拳打脚踢。
然而对于中国草根劳工NGO的从业者来说，受到人身安全威胁并不是新鲜事。除了直接的人身威胁，来自政府的其他压力也种类繁多。
曾飞洋对媒体表示，他们不是“敌对势力”。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名无实。它不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还要批评那些为劳工办实事的社会组织，这么做是非常不负责的。
随着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中国劳资纠纷也愈来愈多。
广东劳工维权人士林先生：“就是珠三角这一块，就是企业的迁移和转型，这可能是政策环境决定的，所以导致这些工人担心之前的工龄不能得到延续。”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14年中国出现1378起罢工事件，大约是2013年的2倍。
曾飞洋在微博写道，中国劳工维权NGO的困境，其实也是中国工人维权的困境，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唯有顺应工人维权需求和时代潮流的改革，才能有出路。
采访/陈汉 编辑/黄亿美 后制/舒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