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3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外媒注意到，在中国大陆，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前中国政界大谈警惕“境外敌对势力”，但中共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但没提及外国势力（尤其是外国企业），反而承诺，要为海外投资者开放更多市场、吸引更多外国人才。表明中国目前还是需要这些外国势力。
英国《金融时报》3月9日发表题为“虽然大炒外国势力，但中国依然依赖他们”的文章说，全国人大今年年度会议在3月5日开幕之前，曾给人们一种本届会议会比往年会议更有看头的感觉，但这种期望本身就很有限。在中国，大多数的立法行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75名成员，在一年里其它时间完成的。在本次全国代表参加的为期11天、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单调乏味的会议中，2964位齐聚北京的“人民代表”，将一边倒地批准通过各种政府报告，并赞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他们在本届人大会议上的立法议程仅有一项《立法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旨在对中国的立法程序加以调整。
文章说，中共人大会议前几周，来自中共政界的有关“外国敌对势力”的吵闹声音似乎表明，在即将召开的这次人大会议上，人们可能会比往年听到更多的有关这些外国敌对势力的激烈言论。而此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要员曾警告说，“境外敌对势力”正在向中国的劳工运动渗透。一位解放军将军曾表示，去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是一次不成功的“颜色革命”。中共最高法院和教育部高官都曾抨击过“西方价值观”的毒害。在中国运作的外资银行和高科技企业，也已准备好承受中国新法律法规对他们在华运作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些法律包括反恐怖法草案，监管机构关于加强采购“安全可控”电脑和网路设备的新规定。同样，在中国大陆运作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也在担忧仍在拟定中的非政府组织法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目前在美国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任研究员夏业良博士就此表示，中共政府一贯靠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外国敌对势力”为自己解脱国内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每当中国开放的时候，中共政府对西方就很友好，这时也不说西方是敌对势力。但随着中共政府面临困难，当局就开始控制并压制信息和互联网，因为它没有自信。虽然目前中共大谈‘三个自信’，但它并没有自信。这时政府就开始把西方和美国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而奇怪的是，如今仍有许多中国人相信政府的这套说法，说明中共政府的洗脑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
《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中共大会会议进行了四天之后，仍看不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幽灵在人民大会堂中出现。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并未作出针对外国势力（尤其是外国企业）的不利言论。他反而承诺，要为海外投资者开放更多市场，并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外国人才。李克强讲话中最接近批评西方价值观的地方，则是以委婉的方式说，要“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文章说，今年中共人大会议上也无人提及反恐或民间组织立法，但这些法律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唯一的仇外声音来自一名解放军将领，他被记者围住提问时表示，今年10%的军费增幅是要确保“没有敌人敢欺负我们”。
《金融时报》的文章问道，那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的喧哗与骚动、和李克强令人宽心的讲话，哪一个更能体现中共的真实情绪和意图？北京方面的务实主义者们或许会主张，假如国产“政治正确”的网路设备不如美国思科公司(Cisco)的路由器或甲骨文公司(Oracle)的软体那么稳定，那么强迫国有银行购买国产设备将是愚蠢的。而目前，据一位西方高管的说法，中共“领导层非常缺乏安全感，而这会影响商业，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制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然而，《金融时报》文章说，大多数在华运作外国企业的高管仍然相信，时势对自己有利。正如美国国会中抨击中国的议员对美国总统是有用的点缀一样，鲁莽的中共将领和教育部长也对北京当政者有用。但在涉及更大的利益时，他们的用处则是有限的。
中共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去年外商对华直接投12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对外投资的1030亿美元，打破了关于外资流入将出现历史性转折的预期。夏业良博士就中美关系表示：
“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从根源上来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共从根本上说永远不可能真正与美国友好。它对美国的关系更多是出于一种务实和机会主义的考虑。”
《金融时报》的文章最后说，其实，北京方面并不希望外商的慷慨投资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中国正努力降低其经济对基础设施和其他固定资产国有投资的依赖。中共顶层领导人已意识到，无论他们是否乐意，中国在经济上与所谓的外国敌对势力、特别是与美国已经绑在了一起。因此，只要这种共生关系继续存在，中共人大会议可能就会继续讨论一些不怎么劲爆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3月9日发表题为“虽然大炒外国势力，但中国依然依赖他们”的文章说，全国人大今年年度会议在3月5日开幕之前，曾给人们一种本届会议会比往年会议更有看头的感觉，但这种期望本身就很有限。在中国，大多数的立法行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75名成员，在一年里其它时间完成的。在本次全国代表参加的为期11天、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单调乏味的会议中，2964位齐聚北京的“人民代表”，将一边倒地批准通过各种政府报告，并赞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他们在本届人大会议上的立法议程仅有一项《立法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旨在对中国的立法程序加以调整。
文章说，中共人大会议前几周，来自中共政界的有关“外国敌对势力”的吵闹声音似乎表明，在即将召开的这次人大会议上，人们可能会比往年听到更多的有关这些外国敌对势力的激烈言论。而此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要员曾警告说，“境外敌对势力”正在向中国的劳工运动渗透。一位解放军将军曾表示，去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是一次不成功的“颜色革命”。中共最高法院和教育部高官都曾抨击过“西方价值观”的毒害。在中国运作的外资银行和高科技企业，也已准备好承受中国新法律法规对他们在华运作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些法律包括反恐怖法草案，监管机构关于加强采购“安全可控”电脑和网路设备的新规定。同样，在中国大陆运作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也在担忧仍在拟定中的非政府组织法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目前在美国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任研究员夏业良博士就此表示，中共政府一贯靠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外国敌对势力”为自己解脱国内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每当中国开放的时候，中共政府对西方就很友好，这时也不说西方是敌对势力。但随着中共政府面临困难，当局就开始控制并压制信息和互联网，因为它没有自信。虽然目前中共大谈‘三个自信’，但它并没有自信。这时政府就开始把西方和美国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而奇怪的是，如今仍有许多中国人相信政府的这套说法，说明中共政府的洗脑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
《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中共大会会议进行了四天之后，仍看不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幽灵在人民大会堂中出现。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并未作出针对外国势力（尤其是外国企业）的不利言论。他反而承诺，要为海外投资者开放更多市场，并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外国人才。李克强讲话中最接近批评西方价值观的地方，则是以委婉的方式说，要“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文章说，今年中共人大会议上也无人提及反恐或民间组织立法，但这些法律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唯一的仇外声音来自一名解放军将领，他被记者围住提问时表示，今年10%的军费增幅是要确保“没有敌人敢欺负我们”。
《金融时报》的文章问道，那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的喧哗与骚动、和李克强令人宽心的讲话，哪一个更能体现中共的真实情绪和意图？北京方面的务实主义者们或许会主张，假如国产“政治正确”的网路设备不如美国思科公司(Cisco)的路由器或甲骨文公司(Oracle)的软体那么稳定，那么强迫国有银行购买国产设备将是愚蠢的。而目前，据一位西方高管的说法，中共“领导层非常缺乏安全感，而这会影响商业，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制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然而，《金融时报》文章说，大多数在华运作外国企业的高管仍然相信，时势对自己有利。正如美国国会中抨击中国的议员对美国总统是有用的点缀一样，鲁莽的中共将领和教育部长也对北京当政者有用。但在涉及更大的利益时，他们的用处则是有限的。
中共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去年外商对华直接投12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对外投资的1030亿美元，打破了关于外资流入将出现历史性转折的预期。夏业良博士就中美关系表示：
“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从根源上来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共从根本上说永远不可能真正与美国友好。它对美国的关系更多是出于一种务实和机会主义的考虑。”
《金融时报》的文章最后说，其实，北京方面并不希望外商的慷慨投资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中国正努力降低其经济对基础设施和其他固定资产国有投资的依赖。中共顶层领导人已意识到，无论他们是否乐意，中国在经济上与所谓的外国敌对势力、特别是与美国已经绑在了一起。因此，只要这种共生关系继续存在，中共人大会议可能就会继续讨论一些不怎么劲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