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3月25日讯】（新唐人记者唐美华综合报导）自中共十八大以后，王岐山主管的中纪委成为负责调查、抓捕中共官员的专门机构。那么中共中纪委是如何带走涉案官员的呢？近日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
从中共官员被调查后爆出的消息归纳，落马官员在何地何时被带走以及被带走的方式，可看出背后的深意和考量。
3月24日，署名王滔的一篇“纪委喜欢在哪里带走涉案官员？”的文章说，事实上，在（中共）纪检部门的办案过程中，将官员带走只是一个调查步骤。（中共）纪委工作人员通常会依据办案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将涉案官员带走调查。
其中，在家中、单位被带走最常见。在工作单位被带走的，往往是上班期间，在家中被带走的，通常是在晚上。在办公室或者家中带走官员，讲究的是“突然性”，涉事官员在事前不易发觉，能较大程度低保证带走不落空。
例如：2015年1月4日下午，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中接到了来自省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杨去省委开会。
“市里会议休会后，杨给几个应该一起去省里参会的人打了电话，在得到确定的消息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同一天，杨卫泽的妻子、秘书，以及红颜知己余敏燕（时任无锡新区宣传部部长）也被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另外，2013年5月11日下午，在中共国家发改委大院，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与妻子被中共中央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会议现场被带走
在会议现场直接将涉案官员带走，对于亲眼目睹的其他官员无疑有震撼效果。
例如：2014年3月21日，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在山东出席一场有关水利方面的会议，在会议现场，姚木根被带走。
2014年6月27日下午，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正在省委开会，会议刚进行一半，被中纪委办案人员从会场将其带走调查。
外出途中被带走
在外出途中带走，对于办案的稳妥性较有利，带走对象处于孤立状态，办案阻力较小。
例如：有消息称，2012年12月2日，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共中纪委从北京首都机场带走的。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李春城之后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日前已被湖北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再有2014年4月初，时任中共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申维辰出席中共江西省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12日，他从南昌返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带走。
文章说，“带走”，也是一场追逃。有一些官员，被查前已有察觉，选择逃跑，与办案人员斗智，被控制的场景非常戏剧化。
逃跑途中被带走
2013年8月，天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平察觉风声不对，立即做了“最坏打算”，打算出逃境外。
金建平准备好移民材料、伺机出逃的同时，为应付调查，特地召集与其关系密切的私营老板，订立攻守同盟；另一方面，他把名下的一处可能会“暴露”的房产过户给了自己的亲戚。
2013年8月30日，金建平以公务名义从天津前往香港。不料，在机场被拦下了。
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金建平不敢留在机场，对机场工作人员谎称，有东西忘拿了，匆匆逃离。慌乱之中，连行李落下都没发觉。而正是在被他“遗忘”的行李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他准备移民的相关材料和一些细软。
逃离了机场，金建平不敢留在天津，逃窜到了河北省香河县，并用别人名义租了一间房，准备先“避避风头”。
2013年9月3日，办案人员在出租房附近发现一名老汉，“戴着破帽子，蹬着三轮车，车上载有两个旅行包”。办案人员发现老汉正是金建平。而三轮车里的两个旅行包内，放着150万元现金。
文章最后说，对于官员来说，一旦涉及贪腐，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中；也不论是在会议现场，还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可能有纪委人员在等候，最好莫伸手。
外界评论认为，在中共体制下不伸手不可能，那个体制就是腐败的。
从中共官员被调查后爆出的消息归纳，落马官员在何地何时被带走以及被带走的方式，可看出背后的深意和考量。
3月24日，署名王滔的一篇“纪委喜欢在哪里带走涉案官员？”的文章说，事实上，在（中共）纪检部门的办案过程中，将官员带走只是一个调查步骤。（中共）纪委工作人员通常会依据办案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将涉案官员带走调查。
其中，在家中、单位被带走最常见。在工作单位被带走的，往往是上班期间，在家中被带走的，通常是在晚上。在办公室或者家中带走官员，讲究的是“突然性”，涉事官员在事前不易发觉，能较大程度低保证带走不落空。
例如：2015年1月4日下午，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中接到了来自省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杨去省委开会。
“市里会议休会后，杨给几个应该一起去省里参会的人打了电话，在得到确定的消息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同一天，杨卫泽的妻子、秘书，以及红颜知己余敏燕（时任无锡新区宣传部部长）也被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另外，2013年5月11日下午，在中共国家发改委大院，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与妻子被中共中央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会议现场被带走
在会议现场直接将涉案官员带走，对于亲眼目睹的其他官员无疑有震撼效果。
例如：2014年3月21日，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在山东出席一场有关水利方面的会议，在会议现场，姚木根被带走。
2014年6月27日下午，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正在省委开会，会议刚进行一半，被中纪委办案人员从会场将其带走调查。
外出途中被带走
在外出途中带走，对于办案的稳妥性较有利，带走对象处于孤立状态，办案阻力较小。
例如：有消息称，2012年12月2日，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共中纪委从北京首都机场带走的。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李春城之后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日前已被湖北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再有2014年4月初，时任中共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申维辰出席中共江西省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12日，他从南昌返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带走。
文章说，“带走”，也是一场追逃。有一些官员，被查前已有察觉，选择逃跑，与办案人员斗智，被控制的场景非常戏剧化。
逃跑途中被带走
2013年8月，天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平察觉风声不对，立即做了“最坏打算”，打算出逃境外。
金建平准备好移民材料、伺机出逃的同时，为应付调查，特地召集与其关系密切的私营老板，订立攻守同盟；另一方面，他把名下的一处可能会“暴露”的房产过户给了自己的亲戚。
2013年8月30日，金建平以公务名义从天津前往香港。不料，在机场被拦下了。
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金建平不敢留在机场，对机场工作人员谎称，有东西忘拿了，匆匆逃离。慌乱之中，连行李落下都没发觉。而正是在被他“遗忘”的行李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他准备移民的相关材料和一些细软。
逃离了机场，金建平不敢留在天津，逃窜到了河北省香河县，并用别人名义租了一间房，准备先“避避风头”。
2013年9月3日，办案人员在出租房附近发现一名老汉，“戴着破帽子，蹬着三轮车，车上载有两个旅行包”。办案人员发现老汉正是金建平。而三轮车里的两个旅行包内，放着150万元现金。
文章最后说，对于官员来说，一旦涉及贪腐，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中；也不论是在会议现场，还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可能有纪委人员在等候，最好莫伸手。
外界评论认为，在中共体制下不伸手不可能，那个体制就是腐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