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4月11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央视知名主持人毕福剑，因日前“戏说”到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视频被公开，不但引发了舆论轩然大波，而且也正在海内外引起对中共统治的深层次挖根探讨。
4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连发两篇文章，探讨毕福剑视频在中国产生振荡的原因。
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中说，中共改革前的一段时期，提倡阶级斗争，批孔批儒，用残暴代替仁爱，用造反代替秩序，发生全国性的是非观的倒退，造成极大的混乱。社会失去了一致的是非观，导致全社会的迷茫。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撰文指出，对中共党魁毛泽东的褒贬臧否，是衡量一个人有无良知的试金石。他说，毛泽东通过暴力革命所建立的共产政权，“颠覆了全人类共有的人伦道德，建立了一个权力所有制的国家社会主义集中营，在少数革命权贵安享荣华富贵的背后，是无数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遭受着可怕的精神凌辱和肉体折磨，毛泽东与中共以民主自由选举的幌子绑架了全体祖祖辈辈生息于斯的人民，企图让他们永远安于被奴役的状况。”
最近，毕福剑因为骂毛泽东，引起轩然大波，出现赞同方和反对方十分对立的局面。茅于轼在文中指出，造成对立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由于不同的是非观；二是各自根据的历史事实不同。
他举例，毛发动了反右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斗倒并逼死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这些事实应该说很少有人不承认。但对这些事实的是与非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比如已经入狱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认为这些事基本上做得很对，所以要唱红打黑，继续文化革命的做法。但是中国的前总理温家宝就不这样看。以他们两个为首下面各有一大群人跟着。
老愚认为，毕福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在胸中压抑了多少年的有良知的人的真话，这种调侃式的真话，充其量也就处于常识水准。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以及了解毛的所作所为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及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因此，毕福剑的言论并无特别值得关注之处。他能在酒桌上说这番话，仅仅表明他是一个还算正常的人。
他进一步指出，也正是由于酒后的率性表演，使毕福剑赢得了人们的某种同情，因为这表明其内心深处还有可爱的一面。不言而喻，也证明了体制对人的侵蚀难以触及内心——任何看似从中获得巨大好处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保有自己的那份天真。这或许正是当代政治思想工程的悲哀，你可以收买一个人，让他假装服从，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从内心征服他。
茅于轼分析说，对毛泽东的看法私底下早已议论纷纷，见怪不怪，但是在公开场合中议论毛泽东还很少见。所以毕福剑的话引起巨大反响。他指出，这是由于中共长时间对言论的控制，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大家很不习惯于出现不同认识的新观点。言论自由不仅仅是当局的事，更是百姓是否习惯的问题。
茅于轼认为，中外历史中对重要人物的评价，就是经过透明的讨论逐渐趋于一致。唯一的方法是开放言论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公开讨论，是非会慢慢搞清楚，事实真相逐渐明朗，意见也会慢慢一致起来。相反，越是限制不同意见的发表，越是隐瞒真相，社会也越是混乱，中共中央政府越是没有权威性，它的话越没人信。
他认为，毕福剑事件给大家上了一课，那就是允许每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用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看法，这就是社会进步。
4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连发两篇文章，探讨毕福剑视频在中国产生振荡的原因。
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中说，中共改革前的一段时期，提倡阶级斗争，批孔批儒，用残暴代替仁爱，用造反代替秩序，发生全国性的是非观的倒退，造成极大的混乱。社会失去了一致的是非观，导致全社会的迷茫。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撰文指出，对中共党魁毛泽东的褒贬臧否，是衡量一个人有无良知的试金石。他说，毛泽东通过暴力革命所建立的共产政权，“颠覆了全人类共有的人伦道德，建立了一个权力所有制的国家社会主义集中营，在少数革命权贵安享荣华富贵的背后，是无数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遭受着可怕的精神凌辱和肉体折磨，毛泽东与中共以民主自由选举的幌子绑架了全体祖祖辈辈生息于斯的人民，企图让他们永远安于被奴役的状况。”
最近，毕福剑因为骂毛泽东，引起轩然大波，出现赞同方和反对方十分对立的局面。茅于轼在文中指出，造成对立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由于不同的是非观；二是各自根据的历史事实不同。
他举例，毛发动了反右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斗倒并逼死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这些事实应该说很少有人不承认。但对这些事实的是与非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比如已经入狱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认为这些事基本上做得很对，所以要唱红打黑，继续文化革命的做法。但是中国的前总理温家宝就不这样看。以他们两个为首下面各有一大群人跟着。
老愚认为，毕福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在胸中压抑了多少年的有良知的人的真话，这种调侃式的真话，充其量也就处于常识水准。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以及了解毛的所作所为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及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因此，毕福剑的言论并无特别值得关注之处。他能在酒桌上说这番话，仅仅表明他是一个还算正常的人。
他进一步指出，也正是由于酒后的率性表演，使毕福剑赢得了人们的某种同情，因为这表明其内心深处还有可爱的一面。不言而喻，也证明了体制对人的侵蚀难以触及内心——任何看似从中获得巨大好处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保有自己的那份天真。这或许正是当代政治思想工程的悲哀，你可以收买一个人，让他假装服从，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从内心征服他。
茅于轼分析说，对毛泽东的看法私底下早已议论纷纷，见怪不怪，但是在公开场合中议论毛泽东还很少见。所以毕福剑的话引起巨大反响。他指出，这是由于中共长时间对言论的控制，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大家很不习惯于出现不同认识的新观点。言论自由不仅仅是当局的事，更是百姓是否习惯的问题。
茅于轼认为，中外历史中对重要人物的评价，就是经过透明的讨论逐渐趋于一致。唯一的方法是开放言论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公开讨论，是非会慢慢搞清楚，事实真相逐渐明朗，意见也会慢慢一致起来。相反，越是限制不同意见的发表，越是隐瞒真相，社会也越是混乱，中共中央政府越是没有权威性，它的话越没人信。
他认为，毕福剑事件给大家上了一课，那就是允许每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用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看法，这就是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