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4月13日讯】近年来，大陆各地罢工事件不断飙升。据劳工组织统计，去年大陆爆发了1300多起罢工抗议事件。对此，外媒指出，随着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国亿万农民工站到了抗议运动的最前沿，这令中共当局感到越来越尴尬。由于它们戒备任何可能威胁它们权力掌控的民间活动，因此对劳工运动进行打压。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4月6号报导说，在过去四年中，大陆工人的劳工抗议和罢工事件每年都在翻番。据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统计，大陆去年发生了1300多起罢工抗议事件，相比2011年的185起多出了数倍。
报导指出，造成罢工激增的原因之一，是工人们“感到被企业剥削和被政府抛弃”。
据中共官方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约有1亿6千8百万的劳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务工。这些被称作“农民工”的劳动者，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出口加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要受到血汗工厂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超负荷劳动的盘剥。此外，因为受到中国户籍制度的约束，他们也无法享有劳工居民身份、子女教育、政府公共服务以及福利保障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美联社》报导指出，中国亿万农民工，在社交媒体的普及和传播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保障权，于是他们站到了抗议运动的最前沿。
深圳劳工维权机构工作人员林东：“原先的话，他们要求的只是一日三餐能够获得温饱，但是当温饱达到之后，他们发现还有更多的权利是他们本该拥有，但是还没有拥有的，所以就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落差，他们需要去填补这种落差，所以他们会行动起来。”
一位曾经参加过罢工的女工，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我不认为它是抗议，只是捍卫我们的权利。”
林东：“他们已经有了一种公民的融入意识，就是公民权利的意识。比如说在教育平权这一块，还有就是在户籍歧视这一块，他们已经意识到需要跟城市人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水平，就是有一个要求改善他们公民地位的一种诉求，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然而，在维权过程中，工人们发现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来自于企业，而是当局的打压——被当局认为涉嫌组织罢工抗议的工人，都会被以“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生产”、“阻碍交通”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就连为工人提供援助的组织也时常遭到威胁。
林东：“遇到困难毫无疑问就是政府的阻拦，政府的态度很多时候是站在工人诉求的对立面的，然后对我们NGO来说也是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政府、企业这边很多时候它们不是正面去回应工人这些合法的诉求，而是想要通过一些打压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敷衍的方式，来应对工人，造成工人一种情绪上的反弹。”
虽然法律规定，工人们可以罢工，但前提是必须在中共控制的中华总工会领导下。批评者说，怎么能指望一个政府的分支机构来替工人说话？
林东：“我们都知道，一个政府如果不是民选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它为人民说话。所以现在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上层，就是政府的高层一直说要‘为老百姓服务’，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政府，它完全就是脱离人民或者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来进行施政。最后的话，可能会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满足它个人的利益。”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的话指出，当年中共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打着工农联盟的旗号，经常组织工人罢工。但在掌权后，立刻抛弃了工人和农民，并在60多年来一直压迫和剥削着他们。如果工农大众都把执政党当作不满的根源，那么中共已经感到巨大的危机了。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舒灿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4月6号报导说，在过去四年中，大陆工人的劳工抗议和罢工事件每年都在翻番。据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统计，大陆去年发生了1300多起罢工抗议事件，相比2011年的185起多出了数倍。
报导指出，造成罢工激增的原因之一，是工人们“感到被企业剥削和被政府抛弃”。
据中共官方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约有1亿6千8百万的劳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务工。这些被称作“农民工”的劳动者，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出口加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要受到血汗工厂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超负荷劳动的盘剥。此外，因为受到中国户籍制度的约束，他们也无法享有劳工居民身份、子女教育、政府公共服务以及福利保障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美联社》报导指出，中国亿万农民工，在社交媒体的普及和传播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保障权，于是他们站到了抗议运动的最前沿。
深圳劳工维权机构工作人员林东：“原先的话，他们要求的只是一日三餐能够获得温饱，但是当温饱达到之后，他们发现还有更多的权利是他们本该拥有，但是还没有拥有的，所以就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落差，他们需要去填补这种落差，所以他们会行动起来。”
一位曾经参加过罢工的女工，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我不认为它是抗议，只是捍卫我们的权利。”
林东：“他们已经有了一种公民的融入意识，就是公民权利的意识。比如说在教育平权这一块，还有就是在户籍歧视这一块，他们已经意识到需要跟城市人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水平，就是有一个要求改善他们公民地位的一种诉求，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然而，在维权过程中，工人们发现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来自于企业，而是当局的打压——被当局认为涉嫌组织罢工抗议的工人，都会被以“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生产”、“阻碍交通”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就连为工人提供援助的组织也时常遭到威胁。
林东：“遇到困难毫无疑问就是政府的阻拦，政府的态度很多时候是站在工人诉求的对立面的，然后对我们NGO来说也是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政府、企业这边很多时候它们不是正面去回应工人这些合法的诉求，而是想要通过一些打压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敷衍的方式，来应对工人，造成工人一种情绪上的反弹。”
虽然法律规定，工人们可以罢工，但前提是必须在中共控制的中华总工会领导下。批评者说，怎么能指望一个政府的分支机构来替工人说话？
林东：“我们都知道，一个政府如果不是民选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它为人民说话。所以现在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上层，就是政府的高层一直说要‘为老百姓服务’，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政府，它完全就是脱离人民或者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来进行施政。最后的话，可能会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满足它个人的利益。”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的话指出，当年中共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打着工农联盟的旗号，经常组织工人罢工。但在掌权后，立刻抛弃了工人和农民，并在60多年来一直压迫和剥削着他们。如果工农大众都把执政党当作不满的根源，那么中共已经感到巨大的危机了。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舒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