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三家男二所八大队（续）
（2008年5月15日－2008年11月8日）
9
在马三家，一般有四种改造的方法：
一是“活”改造：大部份人，拿干活来改造，干得快一些，多一些，省得挨打挨骂。
二是“钱”改造：拿经济来改造，多花钱贿赂管教大队长和“四防”、“座班”等，买俏活（轻快活），买减期。
三是“病”改造：拿病症来改造，以高血压、心脏病、装病等办法不干活、少干活，但也得是有经验的、能受起罪的才玩得了这把戏。
四是“命”改造：前三种条件都不具备，就只有拿性命来改造。有甚么酷刑尽管上吧，就是不要命了，包括自伤自残。
10
自从我来了以后，八大队的八名法轮功修炼人都有了变化。
我猜，警察在想办法如何整治我们。他们可能发现这些人有些变了，不像原来那么听话了，开始长刺了。警察似乎是从我们的眼里看到的。
有一次，所长破天荒地来大队，找我们“新收”摸情况。
我反映劳教所超负荷、超时间劳动、医药费自理、喝不上热水、饭菜卫生极差、没有节假日休息等等干活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所长是个上过大学的，戴着眼镜。他听我说完后，沉吟了一下说：“我们这里的条件跟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有十年的差距，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劳教所的警察有苦衷。在社会上，这儿和火葬场一样，没有人愿意来。警察社会地位低，钱也不多。整天跟劳教人员打交道，是劳教人员的头，都有自卑感。他们一肚子怨气。用他们的话说：“你们都是有期的，而我们是无期的，一辈子就在这儿。天天上班，跟在劳教所关着一样。”
11
不到一周时间，“新收”阶段结束。
我们开始干活。一切都围绕着干活。创造经济价值越多，队长奖金越多。
第一次去工棚干鬼活时，我看见到处都悬挂着黑糊糊的墓碑。
这些墓碑以塑胶泡沫做成，再用黑染料浸泡，捞出晾干。然后，用海绵蘸水，使劲打磨做旧。
鬼活的花样繁多。最早见到的，是背到楼上去干的活。还要用裁缝和缝纫机干，轧成各种样式：有骷髅头披着一块灰纱，一边露出一只手骨头，绑在架子上，很恐怖的样子；做的工序很复杂。有布啊、纱啊、棉花啊之类的东西，塞在一起做成一个鬼的形象；有一个盒子里，装着骷髅头、脚丫子、脚骨头、手骨头。还有带翅膀的怪兽、黑蜘蛛、黑玫瑰、血迹斑斑的纱布、蜘蛛丝、海苔丝等等，都是些阴暗湿邪的东西。
在楼上干的鬼活，只是很少一部份。不能所有的人都在楼上干。剩下的人，干打磨墓碑的活。
“新收”都要下去干最脏最累的活，在太阳下干。老号在房间里，在大浴盆里放进黑染料。墓碑原本是白色的塑胶泡沫，是从外面运进劳教所的。我们要把它染成黑灰色。然后，一块一块地抱到外面去，在一个大的棚子里让它阴干。
晒干的墓碑，一人抱一摞。找一个旧桌子或板凳，接一盆水。用海绵和毛巾，沾上水，去打磨墓碑。反覆地进行打磨。打磨轻了不行。打磨重了也不行。必须打磨得看上去像古老墓碑的样子才行。这是整个墓碑制作工序中难度和工作量最大的一环。“新收”一天也做不了几个。必须很快学会。但学会后，工作量会猛增。每天每人要求做几十块墓碑，要求品质很高。如果做得不合格，就得重新染黑、晾干，再重新打磨。满地都是黑染料水。弄得人满脚、满身、满脸污浊，一个个都成了叫花子。
大墓碑有一米三高的，六块为一组，装一个大箱子。小的有五六十厘米，和其他物件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小纸盒里。大大小小的墓碑，各种各样的，我都做过。具体数量和种类有多少，谁也记不清，反正八大队是专门做鬼活的。
等墓碑都打磨好，再晾干后，就可以入库了。这种墓碑是叫“做旧”的。
还有一种墓碑，模仿的是青石碑：用洗锅的钢丝网，蘸上白乳胶，在石碑的青黑底色上，拍出花花点点的白印，好像用石刻刀凿出来的印痕。
染色晾干的墓碑，运到小食堂去拍花。一大排桌子，每个人都拿钢丝网拍打。一天任务，接近几百块，定额高得吓人。
有一个老号对我说：“一天到晚地拍打墓碑，人都机械了。有一天半夜起来，发现有人在睡梦中手还在那儿做拍打动作，梦里还在干活。”
但这个活，比起打磨墓碑，算是轻活了。因为人不用站在太阳下曝晒。
还有一个组，是包装组。等所有的墓碑和骷髅头、手、骨头（也是打磨出来的）等物品做好后，就开始封塑、贴标签和装箱。这个阶段就是包装组的活。
封装好的包装箱，堆在食堂里。出货之前，都堆靠在整个食堂两边靠窗的地方。一层一层堆到棚顶，有十多米高，整个食堂的窗户都被堵死了。食堂不够用，还占用了监舍大楼一层的不少房间。一直要放到这些产品被外贸公司来的车拉走。一批批地做，一批批地拉，总共做了多少活，我们无从知道。前前后后估计干了有一年多时间。
干打磨墓碑的小组，在一幢老楼房的一层。听老号说，那楼是以前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有来得早的老号说，他们刚进去打扫那些废弃不用的监舍房间时，看到一人多高以下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据说，女所里天天打人，所以溅得墙壁上都是血。
那幢旧楼灰濛濛、黑森森的。胆小的人，都害怕去那边干活。有人说，晚上加班时，能听到有女人的哭声。我们私下都说：“这是冤魂在哭泣！”
在马三家，常能看到成群的乌鸦飞过。有时会有成群结队的乌鸦，黑压压地落到围墙上瘆人地乱叫。
这些乌鸦，好像是来视察我们的鬼活干得怎么样的。
12
暴力和酷刑，是警察管理我们的最有效的方法。
八大队打人和上酷刑，从来不需要掩饰。还故意让其他劳教人员看，目的是杀一儆百。
队长经常引用“四防”和“座班”骂我们的一句话：“我要是不操你妈，你就不会管我叫爹！”
有一个“座班”，偷窃放在大队大闸门框上的一个水晶物件。大闸门是隔离劳教人员与警察的一道铁栅栏门。这个物件是大队专用来镇邪的。他被揭发后，警察将他挂在大闸门上，用电警棍电击了几个小时。在楼里的人都能听见他撕心裂肺的嚎叫。
八大队的警察，都觉得自己分到这个地方就是晦气和倒楣。大队专干鬼活，还老出死人的事，运气不好。大队长专门用这个物件放在大闸门上避邪，用来将劳教人员身上的“鬼气”与警察隔离开。
“座班”监守自盗避邪的物件，大队长能不生气吗？大队长一边电他一边骂：“怪不得我们八大队老这么倒楣，尽遇上你这号丧门星，我们能好得了吗？”
13
在这期间，我也干打磨墓碑的活。
没过多久，我跟家里联系上了。
我妻子给我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出要与我离婚。她在信中写道：她无法承受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而且我每次出事还殃及她和她的弟弟。我妻子不修炼法轮功。但因为我的事情，警察把她也抓了，她的弟弟也被抓了。还让她的父母亲“担惊受怕”。她被关入洗脑班接受法制教育半个月。所以，她准备直接到法院起诉离婚，让我“有个心理准备”。我明白我妻子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才给我写信提出与我离婚。
我的妻子要与我离婚的事情，对我刺激很大。我特别悲愤：在整个二所的劳教人员中，我的刑期是最长的。一般的刑事犯，只会劳教一年，一年半算是长的了。而我因为捍卫自己的灵魂信仰却被判三十个月。
一位姓李的老号的反改造胜利，对我启发很大。
他在与“四防”的一次对抗中说：“你骂我本人可以，但我绝不允许你骂我妈！”
他为此跟“四防”拼了命，把“四防”打到马三家医院躲着去了。平常大家都没把国骂当回事，但他一旦能泼出性命去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时候，这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警察都认为他做得有道理。
我也要反迫害。
我找到管教大队长，把自己修炼法轮功前前后后的事情告诉了他。我说，自己无辜被判劳教，而刑期又是整个所里最长的。这还不算，当局竟然把我妻子也给抓走关押起来。这让我忍无可忍了。我说：“这活我干不了了，我不能再逆来顺受。”
管教大队长害死过法轮功修炼人，可能心里有所顾忌。但他仍然很强硬。他说：“不干活可以，但要给你补期。”
他不说加期，而说补期：“你少干一天活，将来补一天期。”
我不管他那套说辞。我拒绝干活。我被大队长要求罚站。
在工房罚站期间，经常有值班的小队长问我怎么回事。他们听我说完前因后果，小队长也不敢管。
在这个抗争阶段，大队长让“四防”监视我，不允许我走动，也不允许我坐下。他说：“不干活，就站着。”这一站，站了半个多月。
一个因为上访被劳教的人，姓罗。他绝食抗议，被上“死人床”七天七夜。他也是个长期反迫害的老号。他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同情我。他常在路过我身旁时大声重复说：“打我骂我行，不让我干活不行！”
他说完后，还冲我眨眨眼。
我领悟到他的暗示：“最好的反抗方式，并不是这样让他们惩罚，而是干活没有定额。有定额地干活，是酷刑。没定额的活，才是韬晦之策。”
于是，在罚站半个月后，我找到大队长。我对他说：“我目前身体不好。勉强可以干活。但只能力所能及地干。”
因为我一直拒绝干活，对其他劳教人员和法轮功修炼人影响大。现在我主动提出愿意干活，大队长也很想藉此下台，所以默许了。从那以后，我干活就没有强迫的工作量了。
因为我干活没有工作量，总是怠工，所以大队仍然怕影响了其他人。
不久，我被调到包装组去了。在那里，专门给做好的墓碑打包、装箱、贴标签等。这也算是轻活了。由此，我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求救信放进万鬼节装饰品的纸箱里，藉此来向外界发声。
文章来源：大纪元
《马三家咆哮》，杜斌着，（香港）大清文化2014年10月出版，田园书屋发行，定价港币69元，可在香港的书店购买。
（2008年5月15日－200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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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三家，一般有四种改造的方法：
一是“活”改造：大部份人，拿干活来改造，干得快一些，多一些，省得挨打挨骂。
二是“钱”改造：拿经济来改造，多花钱贿赂管教大队长和“四防”、“座班”等，买俏活（轻快活），买减期。
三是“病”改造：拿病症来改造，以高血压、心脏病、装病等办法不干活、少干活，但也得是有经验的、能受起罪的才玩得了这把戏。
四是“命”改造：前三种条件都不具备，就只有拿性命来改造。有甚么酷刑尽管上吧，就是不要命了，包括自伤自残。
10
自从我来了以后，八大队的八名法轮功修炼人都有了变化。
我猜，警察在想办法如何整治我们。他们可能发现这些人有些变了，不像原来那么听话了，开始长刺了。警察似乎是从我们的眼里看到的。
有一次，所长破天荒地来大队，找我们“新收”摸情况。
我反映劳教所超负荷、超时间劳动、医药费自理、喝不上热水、饭菜卫生极差、没有节假日休息等等干活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所长是个上过大学的，戴着眼镜。他听我说完后，沉吟了一下说：“我们这里的条件跟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有十年的差距，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劳教所的警察有苦衷。在社会上，这儿和火葬场一样，没有人愿意来。警察社会地位低，钱也不多。整天跟劳教人员打交道，是劳教人员的头，都有自卑感。他们一肚子怨气。用他们的话说：“你们都是有期的，而我们是无期的，一辈子就在这儿。天天上班，跟在劳教所关着一样。”
11
不到一周时间，“新收”阶段结束。
我们开始干活。一切都围绕着干活。创造经济价值越多，队长奖金越多。
第一次去工棚干鬼活时，我看见到处都悬挂着黑糊糊的墓碑。
这些墓碑以塑胶泡沫做成，再用黑染料浸泡，捞出晾干。然后，用海绵蘸水，使劲打磨做旧。
鬼活的花样繁多。最早见到的，是背到楼上去干的活。还要用裁缝和缝纫机干，轧成各种样式：有骷髅头披着一块灰纱，一边露出一只手骨头，绑在架子上，很恐怖的样子；做的工序很复杂。有布啊、纱啊、棉花啊之类的东西，塞在一起做成一个鬼的形象；有一个盒子里，装着骷髅头、脚丫子、脚骨头、手骨头。还有带翅膀的怪兽、黑蜘蛛、黑玫瑰、血迹斑斑的纱布、蜘蛛丝、海苔丝等等，都是些阴暗湿邪的东西。
在楼上干的鬼活，只是很少一部份。不能所有的人都在楼上干。剩下的人，干打磨墓碑的活。
“新收”都要下去干最脏最累的活，在太阳下干。老号在房间里，在大浴盆里放进黑染料。墓碑原本是白色的塑胶泡沫，是从外面运进劳教所的。我们要把它染成黑灰色。然后，一块一块地抱到外面去，在一个大的棚子里让它阴干。
晒干的墓碑，一人抱一摞。找一个旧桌子或板凳，接一盆水。用海绵和毛巾，沾上水，去打磨墓碑。反覆地进行打磨。打磨轻了不行。打磨重了也不行。必须打磨得看上去像古老墓碑的样子才行。这是整个墓碑制作工序中难度和工作量最大的一环。“新收”一天也做不了几个。必须很快学会。但学会后，工作量会猛增。每天每人要求做几十块墓碑，要求品质很高。如果做得不合格，就得重新染黑、晾干，再重新打磨。满地都是黑染料水。弄得人满脚、满身、满脸污浊，一个个都成了叫花子。
大墓碑有一米三高的，六块为一组，装一个大箱子。小的有五六十厘米，和其他物件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小纸盒里。大大小小的墓碑，各种各样的，我都做过。具体数量和种类有多少，谁也记不清，反正八大队是专门做鬼活的。
等墓碑都打磨好，再晾干后，就可以入库了。这种墓碑是叫“做旧”的。
还有一种墓碑，模仿的是青石碑：用洗锅的钢丝网，蘸上白乳胶，在石碑的青黑底色上，拍出花花点点的白印，好像用石刻刀凿出来的印痕。
染色晾干的墓碑，运到小食堂去拍花。一大排桌子，每个人都拿钢丝网拍打。一天任务，接近几百块，定额高得吓人。
有一个老号对我说：“一天到晚地拍打墓碑，人都机械了。有一天半夜起来，发现有人在睡梦中手还在那儿做拍打动作，梦里还在干活。”
但这个活，比起打磨墓碑，算是轻活了。因为人不用站在太阳下曝晒。
还有一个组，是包装组。等所有的墓碑和骷髅头、手、骨头（也是打磨出来的）等物品做好后，就开始封塑、贴标签和装箱。这个阶段就是包装组的活。
封装好的包装箱，堆在食堂里。出货之前，都堆靠在整个食堂两边靠窗的地方。一层一层堆到棚顶，有十多米高，整个食堂的窗户都被堵死了。食堂不够用，还占用了监舍大楼一层的不少房间。一直要放到这些产品被外贸公司来的车拉走。一批批地做，一批批地拉，总共做了多少活，我们无从知道。前前后后估计干了有一年多时间。
干打磨墓碑的小组，在一幢老楼房的一层。听老号说，那楼是以前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有来得早的老号说，他们刚进去打扫那些废弃不用的监舍房间时，看到一人多高以下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据说，女所里天天打人，所以溅得墙壁上都是血。
那幢旧楼灰濛濛、黑森森的。胆小的人，都害怕去那边干活。有人说，晚上加班时，能听到有女人的哭声。我们私下都说：“这是冤魂在哭泣！”
在马三家，常能看到成群的乌鸦飞过。有时会有成群结队的乌鸦，黑压压地落到围墙上瘆人地乱叫。
这些乌鸦，好像是来视察我们的鬼活干得怎么样的。
12
暴力和酷刑，是警察管理我们的最有效的方法。
八大队打人和上酷刑，从来不需要掩饰。还故意让其他劳教人员看，目的是杀一儆百。
队长经常引用“四防”和“座班”骂我们的一句话：“我要是不操你妈，你就不会管我叫爹！”
有一个“座班”，偷窃放在大队大闸门框上的一个水晶物件。大闸门是隔离劳教人员与警察的一道铁栅栏门。这个物件是大队专用来镇邪的。他被揭发后，警察将他挂在大闸门上，用电警棍电击了几个小时。在楼里的人都能听见他撕心裂肺的嚎叫。
八大队的警察，都觉得自己分到这个地方就是晦气和倒楣。大队专干鬼活，还老出死人的事，运气不好。大队长专门用这个物件放在大闸门上避邪，用来将劳教人员身上的“鬼气”与警察隔离开。
“座班”监守自盗避邪的物件，大队长能不生气吗？大队长一边电他一边骂：“怪不得我们八大队老这么倒楣，尽遇上你这号丧门星，我们能好得了吗？”
13
在这期间，我也干打磨墓碑的活。
没过多久，我跟家里联系上了。
我妻子给我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出要与我离婚。她在信中写道：她无法承受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而且我每次出事还殃及她和她的弟弟。我妻子不修炼法轮功。但因为我的事情，警察把她也抓了，她的弟弟也被抓了。还让她的父母亲“担惊受怕”。她被关入洗脑班接受法制教育半个月。所以，她准备直接到法院起诉离婚，让我“有个心理准备”。我明白我妻子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才给我写信提出与我离婚。
我的妻子要与我离婚的事情，对我刺激很大。我特别悲愤：在整个二所的劳教人员中，我的刑期是最长的。一般的刑事犯，只会劳教一年，一年半算是长的了。而我因为捍卫自己的灵魂信仰却被判三十个月。
一位姓李的老号的反改造胜利，对我启发很大。
他在与“四防”的一次对抗中说：“你骂我本人可以，但我绝不允许你骂我妈！”
他为此跟“四防”拼了命，把“四防”打到马三家医院躲着去了。平常大家都没把国骂当回事，但他一旦能泼出性命去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时候，这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警察都认为他做得有道理。
我也要反迫害。
我找到管教大队长，把自己修炼法轮功前前后后的事情告诉了他。我说，自己无辜被判劳教，而刑期又是整个所里最长的。这还不算，当局竟然把我妻子也给抓走关押起来。这让我忍无可忍了。我说：“这活我干不了了，我不能再逆来顺受。”
管教大队长害死过法轮功修炼人，可能心里有所顾忌。但他仍然很强硬。他说：“不干活可以，但要给你补期。”
他不说加期，而说补期：“你少干一天活，将来补一天期。”
我不管他那套说辞。我拒绝干活。我被大队长要求罚站。
在工房罚站期间，经常有值班的小队长问我怎么回事。他们听我说完前因后果，小队长也不敢管。
在这个抗争阶段，大队长让“四防”监视我，不允许我走动，也不允许我坐下。他说：“不干活，就站着。”这一站，站了半个多月。
一个因为上访被劳教的人，姓罗。他绝食抗议，被上“死人床”七天七夜。他也是个长期反迫害的老号。他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同情我。他常在路过我身旁时大声重复说：“打我骂我行，不让我干活不行！”
他说完后，还冲我眨眨眼。
我领悟到他的暗示：“最好的反抗方式，并不是这样让他们惩罚，而是干活没有定额。有定额地干活，是酷刑。没定额的活，才是韬晦之策。”
于是，在罚站半个月后，我找到大队长。我对他说：“我目前身体不好。勉强可以干活。但只能力所能及地干。”
因为我一直拒绝干活，对其他劳教人员和法轮功修炼人影响大。现在我主动提出愿意干活，大队长也很想藉此下台，所以默许了。从那以后，我干活就没有强迫的工作量了。
因为我干活没有工作量，总是怠工，所以大队仍然怕影响了其他人。
不久，我被调到包装组去了。在那里，专门给做好的墓碑打包、装箱、贴标签等。这也算是轻活了。由此，我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求救信放进万鬼节装饰品的纸箱里，藉此来向外界发声。
文章来源：大纪元
《马三家咆哮》，杜斌着，（香港）大清文化2014年10月出版，田园书屋发行，定价港币69元，可在香港的书店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