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5月09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今年5月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七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德国媒体发文回顾了当年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德国曾经出现的自杀狂潮。大批在战争中助纣为虐的人，因为恐惧遭到胜利者的报复，因为无法面对自己欠下的累累血债而纷纷开枪自杀。
二战德国投降后的自杀潮
1945年5月8日23点45分，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从此，这个日期被众多的官方文件或史料确定为二战结束的标志性时间点。
据《德国之声》报导，事实上，5月7日，纳粹德国代表约德尔上将已经在驻法国兰斯盟军最高司令部向美、英、苏三国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所有的战争行为都应该在5月8日午夜23点起停止。而凯特尔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准确时间是在5月9日，在此前后出现了“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浪潮”。
《孩子！向我保证，你会开枪自杀》一书的作者胡贝尔（Florian Huber）在书中讲述了德国投降后的那场自杀浪潮，其中就包括泰内特一家。
1945年5月9日，住在下西里西亚一个小城镇的泰内特在丈夫的日记本里写下“战争结束了，可以放下武器了”。当天，泰内特被她的身为拉丁语教师的丈夫用枪杀死，她的丈夫随后也开枪自尽。泰内特的丈夫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从自己那些成为德国军人的学生那里了解到德国人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他恐惧胜利者会对德国人实施报复。
据书中记载，仅仅前波莫瑞地区的一个居民总数不过15000人的小城市里，自杀的人数就达到700至1000。在柏林，战争最后一年自杀人数是上一年的5倍。
中共文革中“红卫兵”们迟来的道歉
当历史的喧嚣沉淀后，一些良知未泯的历史亲历者，开始面对自己在那段特定的历史中曾扮演过的角色，以及角色背后隐藏的罪恶，并祈求受害者的原谅。德国出现了“自杀潮”，文革结束30多年后，中国出现了“道歉潮”。
1966年8月5日，当年的“红卫兵小将”首领，中共元老宋任穷上将之女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第一个成为“文革”这场充满血腥与暴戾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自此，暴力的火焰在中华大地蔓延，所谓“红八月”由此发端。同年8月18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这一镜头成为毛发动文革的标志。而这一天，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亲手给毛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四十多年后，那场惨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们已两鬓斑白。他们中的少数人在良心的拷问下，开始尝试跨越那一段沉重而耻辱的历史，他们选择了公开道歉。
2014年01月12日，宋彬彬公开向文革当年受其伤害的师生道歉，作为一个历史标志性的人物，她的忏悔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特别关注。
事实上在宋彬彬道歉之前，已有多位当年的文革参与者公开为自己当年的罪责、恶行道歉。
2013年8月，陈毅之子陈小鲁发表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同年10月，他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北京八中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他说，文革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并表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2013年8月张红兵在北京《新京报》刊登了忏悔录。文革期间，张红兵的母亲因为他的举报惨遭枪决。他说，“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2013年6月，曾经的红卫兵刘伯勤在北京《炎黄春秋》杂志上登广告，为自己在文革中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的恶行道歉。在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曝光 有参与迫害者开始忏悔自己的恶行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2013年4月6日，大陆财讯传媒旗下中国《Lens视觉》杂志发表了一份14页长的调查报告《走出马三家》，该报导通过采访从马三家走出的上访人员，曝光了中共“模范劳教所”马三家对在押人员的酷刑迫害，其中法轮功修炼者是遭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
马三家恶行曝光后，引发海内外舆论一致谴责。法广在相关报导中评论说，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和德国纳粹的那些集中营一样，已经被钉在历史羞耻柱上”。
4月13日，成都一名派出所警察在电话中听到台湾“三退”义工杨女士谈到《走出马三家》后，突然打破沉默，承认自己曾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表示了内心的忏悔，同时要求真名退党。
这名警察沉痛地说：“我全是被迫的......我看到这些太残忍了，太造孽了，然后我都不愿意参加。”
“我做这个职业，也知道很多事，要凭良心做下去，很难的。”这位刑警感慨地说，“我都不想干警察了，我都想辞职了，我晓得太多了。”
前中共外交官：公开表示与中共决裂
2004年11月18日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书中深刻剖析中共是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并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以党性取代并消灭人性、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本质。《九评》发表后，很快引发了大陆民众脱离中共体系的精神觉醒运动——“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
《九评》发表次年5月26日，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负责政治事务的一等秘书兼领事陈用林从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出走。
他作为悉尼总领事馆政治处负责人，出走前专门负责监视和打压海外的法轮功团体、民运、台湾、西藏、新疆等团体。他披露首要的就是法轮功问题，几乎动用他们60%财力和精力来对付。他还揭露中共派遣1000名“特工和线人”在澳大利亚境内工作，收集被中共重点管控的5个海外团体情报。
陈用林2005年6月4日现身悉尼“勿忘六四、告别中共、声援二百万人退党”集会，在集会上他公开表示要与中共决裂。
陈用林说：“退党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精神运动，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划时代的运动。我们不要指望中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要中共一天存在，我们就一天不停止努力。”
二战德国投降后的自杀潮
1945年5月8日23点45分，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从此，这个日期被众多的官方文件或史料确定为二战结束的标志性时间点。
据《德国之声》报导，事实上，5月7日，纳粹德国代表约德尔上将已经在驻法国兰斯盟军最高司令部向美、英、苏三国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所有的战争行为都应该在5月8日午夜23点起停止。而凯特尔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准确时间是在5月9日，在此前后出现了“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浪潮”。
《孩子！向我保证，你会开枪自杀》一书的作者胡贝尔（Florian Huber）在书中讲述了德国投降后的那场自杀浪潮，其中就包括泰内特一家。
1945年5月9日，住在下西里西亚一个小城镇的泰内特在丈夫的日记本里写下“战争结束了，可以放下武器了”。当天，泰内特被她的身为拉丁语教师的丈夫用枪杀死，她的丈夫随后也开枪自尽。泰内特的丈夫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从自己那些成为德国军人的学生那里了解到德国人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他恐惧胜利者会对德国人实施报复。
据书中记载，仅仅前波莫瑞地区的一个居民总数不过15000人的小城市里，自杀的人数就达到700至1000。在柏林，战争最后一年自杀人数是上一年的5倍。
中共文革中“红卫兵”们迟来的道歉
当历史的喧嚣沉淀后，一些良知未泯的历史亲历者，开始面对自己在那段特定的历史中曾扮演过的角色，以及角色背后隐藏的罪恶，并祈求受害者的原谅。德国出现了“自杀潮”，文革结束30多年后，中国出现了“道歉潮”。
1966年8月5日，当年的“红卫兵小将”首领，中共元老宋任穷上将之女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第一个成为“文革”这场充满血腥与暴戾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自此，暴力的火焰在中华大地蔓延，所谓“红八月”由此发端。同年8月18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这一镜头成为毛发动文革的标志。而这一天，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亲手给毛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四十多年后，那场惨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们已两鬓斑白。他们中的少数人在良心的拷问下，开始尝试跨越那一段沉重而耻辱的历史，他们选择了公开道歉。
2014年01月12日，宋彬彬公开向文革当年受其伤害的师生道歉，作为一个历史标志性的人物，她的忏悔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特别关注。
事实上在宋彬彬道歉之前，已有多位当年的文革参与者公开为自己当年的罪责、恶行道歉。
2013年8月，陈毅之子陈小鲁发表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同年10月，他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北京八中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他说，文革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并表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2013年8月张红兵在北京《新京报》刊登了忏悔录。文革期间，张红兵的母亲因为他的举报惨遭枪决。他说，“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2013年6月，曾经的红卫兵刘伯勤在北京《炎黄春秋》杂志上登广告，为自己在文革中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的恶行道歉。在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曝光 有参与迫害者开始忏悔自己的恶行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2013年4月6日，大陆财讯传媒旗下中国《Lens视觉》杂志发表了一份14页长的调查报告《走出马三家》，该报导通过采访从马三家走出的上访人员，曝光了中共“模范劳教所”马三家对在押人员的酷刑迫害，其中法轮功修炼者是遭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
马三家恶行曝光后，引发海内外舆论一致谴责。法广在相关报导中评论说，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和德国纳粹的那些集中营一样，已经被钉在历史羞耻柱上”。
4月13日，成都一名派出所警察在电话中听到台湾“三退”义工杨女士谈到《走出马三家》后，突然打破沉默，承认自己曾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表示了内心的忏悔，同时要求真名退党。
这名警察沉痛地说：“我全是被迫的......我看到这些太残忍了，太造孽了，然后我都不愿意参加。”
“我做这个职业，也知道很多事，要凭良心做下去，很难的。”这位刑警感慨地说，“我都不想干警察了，我都想辞职了，我晓得太多了。”
前中共外交官：公开表示与中共决裂
2004年11月18日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书中深刻剖析中共是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并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以党性取代并消灭人性、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本质。《九评》发表后，很快引发了大陆民众脱离中共体系的精神觉醒运动——“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
《九评》发表次年5月26日，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负责政治事务的一等秘书兼领事陈用林从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出走。
他作为悉尼总领事馆政治处负责人，出走前专门负责监视和打压海外的法轮功团体、民运、台湾、西藏、新疆等团体。他披露首要的就是法轮功问题，几乎动用他们60%财力和精力来对付。他还揭露中共派遣1000名“特工和线人”在澳大利亚境内工作，收集被中共重点管控的5个海外团体情报。
陈用林2005年6月4日现身悉尼“勿忘六四、告别中共、声援二百万人退党”集会，在集会上他公开表示要与中共决裂。
陈用林说：“退党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精神运动，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划时代的运动。我们不要指望中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要中共一天存在，我们就一天不停止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