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瓶颈：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地方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痛。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在我写这讲话稿时，麦肯锡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这里有个故事，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馀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第五大瓶颈：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镕基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家宝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
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共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2003-2013年的10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嘛，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了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从西方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应该用这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机。但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周小川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届央行行长，驶过了许多金融业的激流险滩，在危机预期中努力推迟危机的到来。今后如何，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六大瓶颈：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况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够感知，我在此只列举一组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辛巴威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社会。
如果在民主国家，只要遇上这六大瓶颈中的三个，政府就会垮台，内阁就得辞职。但是，中共依靠专制与强控制，统治依旧坚如磐石。不过，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自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
在1949年之前，中国有这种推倒重来的革命，那就是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与共产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试图通过战争对外扩张解决国内危机。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方式，即加强国家干预，用提高税收、扩大赤字财政、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国民购买力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与凯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并不太好。
未来中国到底用哪一种方式解决危机？在此我将问题留给在座各位。与后两种方式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观念都与第一种最贴近。马克思主义对类似中国目前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制度路径、文化土壤、政府意识以及人民的思维习惯，来共同寻找中国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谢谢大家。
地方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痛。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在我写这讲话稿时，麦肯锡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这里有个故事，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馀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第五大瓶颈：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镕基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家宝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
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共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2003-2013年的10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嘛，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了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从西方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应该用这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机。但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周小川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届央行行长，驶过了许多金融业的激流险滩，在危机预期中努力推迟危机的到来。今后如何，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六大瓶颈：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况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够感知，我在此只列举一组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辛巴威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社会。
如果在民主国家，只要遇上这六大瓶颈中的三个，政府就会垮台，内阁就得辞职。但是，中共依靠专制与强控制，统治依旧坚如磐石。不过，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自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
在1949年之前，中国有这种推倒重来的革命，那就是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与共产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试图通过战争对外扩张解决国内危机。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方式，即加强国家干预，用提高税收、扩大赤字财政、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国民购买力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与凯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并不太好。
未来中国到底用哪一种方式解决危机？在此我将问题留给在座各位。与后两种方式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观念都与第一种最贴近。马克思主义对类似中国目前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制度路径、文化土壤、政府意识以及人民的思维习惯，来共同寻找中国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