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5月25日讯】（明慧网吉林长春电）长春汽车厂一名现年62岁的法轮功修炼者，1998年时因心脏病、高血压等开始修炼法轮功获得身心康复，然而自1999年开始，她遭到了中共残酷迫害，其中仅2014年就三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其中二次在家中，一次在朋友家。
以下是侯桂香女士自述经历：
我今年六十二岁，于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一身的病：冠心病、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一百八十）风湿性关节炎、经常头晕等，脾气也不好，暴躁、争强好胜、在家里总想我说了算，把丈夫压下去，家里环境搞的也很紧张；修炼后，不但病好了，在家里也懂得忍让丈夫和子女了，以礼相待，家庭和睦，并且丈夫那面去世的三位老人费用都是我主动承担。家人们看到我的变化，都支持我修大法。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出于妒嫉，利用整个国家资源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长春多位法轮大法负责人被绑架，七月二十日，我们再炼功，当地安庆路派出所就不让我们炼了。当天我们就去省委上访。在去省委路上，警察在路面上摆上红牌子给我们开道。省委门前，都是法轮功学员，都在那站着，警察动用了很多公交车，将学员一车一车地拉走，我被拉到了兴隆山警察学校。那里人越来越多，警察不让我们走，也不给水、饭，并且让我们登记详细的个人信息。到半夜十一点多，警察撤了，我们又走回了省委。
第二天早上，七月二十一日，全吉林省好多的法轮功学员都来了，这次我们看到有的车里警察在打学员，我们在地上大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之后我们又被拉到南岭体育场，在车上，我给警察讲真相，他也挺善良，就在路上停车把我们都放了，后面的车一看我们这车都放了，他们也把那车法轮功学员放了。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去天安门和平请愿，被便衣警察拉到车上，一三十来岁的便衣警察拉上车窗帘，就开始打我，拿橡胶棒打我的脑袋、眼睛，边打边骂，把我额头打出一个大包，我自己一抬眼就能看见，我的眼睛被打窜花，我们被拉到前门派出所，关到一个大铁笼子里，其中还有一个是新疆来的法轮功学员。
晚上的时候，长春驻京办事处把我们两个铐一个手铐，拉回长春市公安局，非法搜身，把我们的钱全部抢走，不登记，不记账，抢走的钱堆满了一桌子。我们又被各辖区派出所劫走，我当时被安庆路派出所所长赵德合（音）拿走了二百多元钱，他说会给我家人，可后来才知道被他私吞了。他们把我劫持到铁北看守所，十五天后直接非法劳教一年。汽车厂动车公司经理杨道平（已死亡）在汽车厂总厂吴煨（音，已死亡）的指使下亲自签字把当时上访的二十七名法轮功学员开除。
我被劫持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六大队二小队，狱警姓臧，三十多岁，已婚，我只见过她一面，后来听说她迫害法轮功学员特别邪恶，怀孕摔出大流血了，后来就没来上班。我当时在劳教所看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罚有：罚站、电棍电、毒打等。我被一王姓犯人打的犯了心脏病，一个月后我被放回。长春市公安局勒索罚我二千元，没出任何手续。
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长春电视插播后，当局大搜捕，汽车厂锦程公安分局、市国保、安庆路派出所经常大半夜十一点多上我家砸门，持续了半个月，使我家邻居无法正常休息，气的跟他们说：干啥你们敲门啊？！你们让不让别人睡觉啦？！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发真相光盘被诬告，安庆路派出所五、六个便衣警察来抢我东西，我不给，一个便衣拿枪顶着我脑袋威胁要毙了我。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做笔录时，他们一人分了点光盘，说要回家看看。第二天，我家中大法书、磁带被抢走。郑国山（音，好像是政保科的或者是六一零的）趁在派出所没有人的时候对我施暴，把我打的犯了心脏病。我要求上医院，他们强行把我拉到大广拘留所非法拘留我，后来我挺不住了，第八天把我放了，但拘留所扣留了我家人给我送的物品，并罚我五百元。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汽车厂公安分局在我工作单位将我绑架，去中日联谊医院检查出冠心病，第三看守所刚开始拒收，分局的人说：死不了，死了算我们的。这样第三看守所把我收下。一个女狱警给我吃不明药物，问是甚么药，她说就是管我的病的，我没吃。后来我心脏偷停，被别人发现，报告狱警，看守所通知汽车厂分局放我，分局说不管。
当时同屋有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学员田桂英（音），由于拒穿号服，被受恶警致使的犯人虐待：十一月份穿的特别薄，还让光着脚在水泥地上罚站。我不让别人欺负她，并把鞋给她穿，她们就开始针对我了，当时外面下大雪，屋内没暖气，让我站在门口吹我，腿冻的不好使了，走不了路，现在腿也不太好使。
一个月后他们非法劳教我，但因体检不合格被退回，我就回家了。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我在外面讲真相时被安庆路派出所警察王耀风（音）、一个五十多岁的协警绑架，非法拘留五天，但因检查出心梗，苇子沟拘留所拒收，我就回家了。
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我被长春市公安局、汽车厂分局、安庆路派出所在家中绑架，市局有王大力（音），分局有杨X恩，派出所有王耀风（音）等十来个人，他们往屋推搡我时，把我弄抽了。我被抢走一台电脑、两套大法书、七个广播、七部手机、一千二百多现金、身份证、工资卡、存折、钥匙等。当时在我家还有四个同修被绑架。我被关到长春市公安局里的一个地下室黑屋子里，铐在了铁椅子上，有三个警察，大概是国保的，他们吓我说：一会儿我们头（指国保大队长高军）来了，你就都得招了。后来高军来了，也没说甚么。
半夜，王大力、王利东等四个市局的人劫持我去第三看守所，在路上，我提出必须检查身体。在中日联谊医院，检查血压二百多，到检查心脏时，王利东对那个女大夫说“这是法轮功”，并使了个眼色，她说“那我明白了”，于是她并没有给我做正常检查，只应付地按了一下手和脚，就说一切正常。最后，王大力跟我说：“侯桂香，跟你商量个事，送你去新康医院，在那吃药打针，把身体养好再处理你。”我说“你给我打针，你想活摘我器官啊！我器官用不了。”他又让我配合他去医院，我说我不配合。他就给高军打电话说我不配合，高军说去送医院试试，看能不能送进去。最后没送进去，王大力又要勒索我家人一万，最后我家给了五千，把我放了。
第二天我家人去市局把身份证和钥匙拿回来了，别的没要回来。后来我把工资卡和一部手机要了回来，其馀的都没还。第三天，市局把我起诉到预审科。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我在朋友家被迎春路派出所和汽车厂分局绑架，要非法拘留我十五天，我要求检查身体，在汽车厂职工医院，一男大夫说“她们都是法轮功哈，那就正常检查呗。都合格。”半夜到了苇子沟拘留所，一接收女警看我脸色不对，得知职工医院的做法后说“他们都是熟人”，就给我量了血压，一百八十多，于是把我五月九日“心梗”那次的体检底子翻了出来，没有收我。警察就把我拉到一个旅店，让我自己付钱，我当时身上钱都被警察抢走了，我说我没钱，他们就把我扔到旅店就都走了。我呆到后半夜三点多也走了。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汽车厂分局以查户口名义闯到我家，把我弄到汽车厂检察院，要起诉我。最后法院免于起诉结案了。
以下是侯桂香女士自述经历：
我今年六十二岁，于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一身的病：冠心病、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一百八十）风湿性关节炎、经常头晕等，脾气也不好，暴躁、争强好胜、在家里总想我说了算，把丈夫压下去，家里环境搞的也很紧张；修炼后，不但病好了，在家里也懂得忍让丈夫和子女了，以礼相待，家庭和睦，并且丈夫那面去世的三位老人费用都是我主动承担。家人们看到我的变化，都支持我修大法。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出于妒嫉，利用整个国家资源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长春多位法轮大法负责人被绑架，七月二十日，我们再炼功，当地安庆路派出所就不让我们炼了。当天我们就去省委上访。在去省委路上，警察在路面上摆上红牌子给我们开道。省委门前，都是法轮功学员，都在那站着，警察动用了很多公交车，将学员一车一车地拉走，我被拉到了兴隆山警察学校。那里人越来越多，警察不让我们走，也不给水、饭，并且让我们登记详细的个人信息。到半夜十一点多，警察撤了，我们又走回了省委。
第二天早上，七月二十一日，全吉林省好多的法轮功学员都来了，这次我们看到有的车里警察在打学员，我们在地上大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之后我们又被拉到南岭体育场，在车上，我给警察讲真相，他也挺善良，就在路上停车把我们都放了，后面的车一看我们这车都放了，他们也把那车法轮功学员放了。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去天安门和平请愿，被便衣警察拉到车上，一三十来岁的便衣警察拉上车窗帘，就开始打我，拿橡胶棒打我的脑袋、眼睛，边打边骂，把我额头打出一个大包，我自己一抬眼就能看见，我的眼睛被打窜花，我们被拉到前门派出所，关到一个大铁笼子里，其中还有一个是新疆来的法轮功学员。
晚上的时候，长春驻京办事处把我们两个铐一个手铐，拉回长春市公安局，非法搜身，把我们的钱全部抢走，不登记，不记账，抢走的钱堆满了一桌子。我们又被各辖区派出所劫走，我当时被安庆路派出所所长赵德合（音）拿走了二百多元钱，他说会给我家人，可后来才知道被他私吞了。他们把我劫持到铁北看守所，十五天后直接非法劳教一年。汽车厂动车公司经理杨道平（已死亡）在汽车厂总厂吴煨（音，已死亡）的指使下亲自签字把当时上访的二十七名法轮功学员开除。
我被劫持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六大队二小队，狱警姓臧，三十多岁，已婚，我只见过她一面，后来听说她迫害法轮功学员特别邪恶，怀孕摔出大流血了，后来就没来上班。我当时在劳教所看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罚有：罚站、电棍电、毒打等。我被一王姓犯人打的犯了心脏病，一个月后我被放回。长春市公安局勒索罚我二千元，没出任何手续。
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长春电视插播后，当局大搜捕，汽车厂锦程公安分局、市国保、安庆路派出所经常大半夜十一点多上我家砸门，持续了半个月，使我家邻居无法正常休息，气的跟他们说：干啥你们敲门啊？！你们让不让别人睡觉啦？！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发真相光盘被诬告，安庆路派出所五、六个便衣警察来抢我东西，我不给，一个便衣拿枪顶着我脑袋威胁要毙了我。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做笔录时，他们一人分了点光盘，说要回家看看。第二天，我家中大法书、磁带被抢走。郑国山（音，好像是政保科的或者是六一零的）趁在派出所没有人的时候对我施暴，把我打的犯了心脏病。我要求上医院，他们强行把我拉到大广拘留所非法拘留我，后来我挺不住了，第八天把我放了，但拘留所扣留了我家人给我送的物品，并罚我五百元。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汽车厂公安分局在我工作单位将我绑架，去中日联谊医院检查出冠心病，第三看守所刚开始拒收，分局的人说：死不了，死了算我们的。这样第三看守所把我收下。一个女狱警给我吃不明药物，问是甚么药，她说就是管我的病的，我没吃。后来我心脏偷停，被别人发现，报告狱警，看守所通知汽车厂分局放我，分局说不管。
当时同屋有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学员田桂英（音），由于拒穿号服，被受恶警致使的犯人虐待：十一月份穿的特别薄，还让光着脚在水泥地上罚站。我不让别人欺负她，并把鞋给她穿，她们就开始针对我了，当时外面下大雪，屋内没暖气，让我站在门口吹我，腿冻的不好使了，走不了路，现在腿也不太好使。
一个月后他们非法劳教我，但因体检不合格被退回，我就回家了。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我在外面讲真相时被安庆路派出所警察王耀风（音）、一个五十多岁的协警绑架，非法拘留五天，但因检查出心梗，苇子沟拘留所拒收，我就回家了。
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我被长春市公安局、汽车厂分局、安庆路派出所在家中绑架，市局有王大力（音），分局有杨X恩，派出所有王耀风（音）等十来个人，他们往屋推搡我时，把我弄抽了。我被抢走一台电脑、两套大法书、七个广播、七部手机、一千二百多现金、身份证、工资卡、存折、钥匙等。当时在我家还有四个同修被绑架。我被关到长春市公安局里的一个地下室黑屋子里，铐在了铁椅子上，有三个警察，大概是国保的，他们吓我说：一会儿我们头（指国保大队长高军）来了，你就都得招了。后来高军来了，也没说甚么。
半夜，王大力、王利东等四个市局的人劫持我去第三看守所，在路上，我提出必须检查身体。在中日联谊医院，检查血压二百多，到检查心脏时，王利东对那个女大夫说“这是法轮功”，并使了个眼色，她说“那我明白了”，于是她并没有给我做正常检查，只应付地按了一下手和脚，就说一切正常。最后，王大力跟我说：“侯桂香，跟你商量个事，送你去新康医院，在那吃药打针，把身体养好再处理你。”我说“你给我打针，你想活摘我器官啊！我器官用不了。”他又让我配合他去医院，我说我不配合。他就给高军打电话说我不配合，高军说去送医院试试，看能不能送进去。最后没送进去，王大力又要勒索我家人一万，最后我家给了五千，把我放了。
第二天我家人去市局把身份证和钥匙拿回来了，别的没要回来。后来我把工资卡和一部手机要了回来，其馀的都没还。第三天，市局把我起诉到预审科。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我在朋友家被迎春路派出所和汽车厂分局绑架，要非法拘留我十五天，我要求检查身体，在汽车厂职工医院，一男大夫说“她们都是法轮功哈，那就正常检查呗。都合格。”半夜到了苇子沟拘留所，一接收女警看我脸色不对，得知职工医院的做法后说“他们都是熟人”，就给我量了血压，一百八十多，于是把我五月九日“心梗”那次的体检底子翻了出来，没有收我。警察就把我拉到一个旅店，让我自己付钱，我当时身上钱都被警察抢走了，我说我没钱，他们就把我扔到旅店就都走了。我呆到后半夜三点多也走了。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汽车厂分局以查户口名义闯到我家，把我弄到汽车厂检察院，要起诉我。最后法院免于起诉结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