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4年10月10日，由辛灏年先生创办十四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在旧金山召开发布会，宣布为适应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事业的需要，“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组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光复委”在继续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将开展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并致力于在中国大陆推动国民革命，光复中华民国，建设民主宪政，促进民生发展，以实现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海峡两岸的民主统一。2015年2月16日，“光复委”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就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和总结。 会后，辛灏年先生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下面是采访全文。
辛灏年答记者问(视频)
记者：请问为什么要在海外成立这样一个“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呢？
辛灏年：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三十年的历史反思，就是对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反思，也就是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反思，已经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怀念民国的思潮，并且近年来这个思潮吹发了整个社会的“民国热”，这是它成立的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来建立一个“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是为了能够适应这个形势，并且协助和推动整个“民国热”的发展，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大陆民间的民意的。
第三，我们原来把“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组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这样我们就是等于跳脱了仅仅是历史研究的范畴，把整个的研究工作，变成一个在中国民主转型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大陆民众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追求、思想和抗争，都引导走向光复中华民国的道路上去。这样有了民国，大陆人民就有了民主；有了民国，大陆人民就能够有了自己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精神；有了民国，普通人民的民生，才会造成真正的发展。所以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智库性的工作，以此推动和协助中国大陆光复民国的工作进一步展开。
记者：那它是不是一个新的政党，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定位是什么？
辛灏年：“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只是一个工作机构，它不是政党，它也不是政治团体，它不是会员制，它不发展。我们只是希望那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愿意为光复民国（大陆）的工作，做出一番贡献的朋友，做实际工作的朋友，我们一齐来做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便我们为光复民国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予以研究、提出成果，配合国内的光复民国运动。
记者：仍然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是不是？
辛灏年：对，完全是志愿者组成的，而且都是义工。
记者：那么“光复委”成立以后，都做了那些工作呢？
辛灏年：“光复委”成立以后，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我们原来做的研究工作照常进行，就是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工作、对中华民国历史反思的工作；以及如何推动中华民国历史反思成果在中国大陆获得更大和更广泛的影响的工作，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工作委员会建立以后，我们已经开始在思想文化方面、经济方面、转型策略方面、以及对于民主革命和和平革命的研究方面，已经开始深入的研究。“光复委”成立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报告，叫《四大方略与去党留政》。我们就将在这个基础上为追寻和平革命的智慧和方略继续地研究下去。那么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颢然是有成果的。
另外我们还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当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在双橡园升国旗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问题给予相当大的关注。当中共就升旗一事向美国提出抗议，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升旗的行为，表现了一种不太友好的，甚至于批评和压制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公开对于美国政府表示了我们的抗议。随后，我们根据一些朋友的建议，在白宫网站上的发表了一个签名活动，并发表了一个短短的《宣言》，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应该尊重中华民国的国旗，尊重中华民国历史。
这个签名运动在白宫网站上开始后，很遗憾的是签名的人不是很多，因为签名如果能够达到十万的话，美国政府就必须对升旗问题，对中华民国升国旗的态度问题有所表态，可是我们只有中国大陆的一些“民国粉”，他们翻墙才签的名；还有海外一些大陆人士和极少数的台湾华侨签了名。虽然台湾的《中国时报》转载了这一篇签名《宣言》，并且有两万人点进来看，但整个台湾只有二百个人签了名。当然我们就签名一事也跟中华民民国总统府进行了连繋，但是一个礼拜以后他们才告诉我们，已经把这个《宣言》转给行政院了，但是我们签名的截至日期就要到了，台湾政府没有表态。
记者：那您认为签名人数过少的原因是什么？
辛灏年：那是因为台湾和台湾在海外华侨没有被发动起来。我们有一个感觉，当我们要发动白宫签名支持中华民国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时候，海外华侨，特别是华侨中的上层人士，以及华侨的团体，特别是由台湾政府，或者台湾国民党支持的团体，尤其是台湾本地的数百万泛蓝国民，他们几乎都没有签，这使我们感到相当意外的。因为如果台湾的相关政党，在台湾发动一下泛蓝民众，那么来参加白宫的签名，何止十万？百万也不应该是问题。
记者：那么请您谈一下“光复委”和台湾的民国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辛灏年：十四年前我们创办“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的时候，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和台湾的政府和政党都没有任何联系。我们采取了一种完全独立的方针，因为我们不愿意和任何政党有了某种关系以后，就必须按照这个政党的指示去做。我们是一批中国大陆流亡在海外、或工作在海外的人士，我们首先要认为，要解决中国大陆的问题，才能够最后的解决台湾的问题。中国大陆十四亿人民的解放，需要靠自己去解放，而不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放在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身上。如果台湾政府支持我们，我们当然高兴；如果他们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怪他们。十四年来我们一直采取这个态度，当然台湾政府对我们也是完全没有理睬。我本人来到海外奔波宣传中华民国理念的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中华民国台北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国、民两党在他们的执政期间，对我们从来不加关顾，更谈不上支持，甚至于还有相当程度的干扰，这种情况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可是我们也就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为大陆争民主、争自由、争前途的，我们不指望任何人，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来支持我们，但是有些属于干扰性的行为，很不友善的行为，就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为了大局，我们从来没有对外说过。这十四年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我们所有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和《黄花岗杂志》的编辑人员，十四年来全部是义工，没有一个人拿工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我们建立了“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以后，这毕竟是与我们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有关系的，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和前途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采取了非常平和的姿态，非常尊敬的态度，希望与中华民国政府沟通，我们提出要求中华民国驻旧金山代表处能和我们见一面，我们想主动的向他们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工作委员会，为什么要在大陆做光复民国的工作。 他们在请示了台北之后，认为还不致于影响两岸关系的前提下，终于接见了我们几个负责人。我们坦诚地表示了希望他们能把我们“光复委”成立的工作和基本状况，转报给台北政府，或相关执政党，但是从此没有下文。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提出了要支持中华民国升国旗，发表了对美国的抗议书信以后，并号召了签名运动以后，他们也同样没有理睬我们，同样也没有得到一个字的书信。
要知道中国大陆人民今天要在中国大陆光复民国，就是在支持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支持中华民国，我们号召美国和其它的西方国家尊重中华民国这面国旗，也就是在帮助中华民国的台湾政府。我们在“光复委”成立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说明》，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承认中华民国台北政府是今天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在我们心目中是认为他是合法的政府，他如果不愿意作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已经做到了。
记者：那么争取这个政府的理解是不是也是“光复委”今后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呢？
辛灏年：对，我们当然要继续争取他们对我们的理解，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人有自己的人格和脊梁骨，我们在争取中国大陆光复民国的时候，我们不向任何人乞讨，我们也不向任何人求告，我们只是希望，凡是有真正中华民国理念的人，自然会凝聚和团结在一起。如果自悖于中华民国，拒绝中国大陆人民对中华民国台北政府的支持，我想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记者：辛先生，请您谈一下“去党存政”这个方略，它是在中共解体之后过渡到将来制度的一个过渡方略吗？
辛灏年：我在“光复委”成立的那一天，作了一个《四大方略的和去党留政》的讲演，三个半小时，讲完以后我们又把这篇文章在海外的一些网站发表了，反应还是满强烈。
过去大家都说“没有共产党怎么办”？我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也可以办”。同时我们也提出了“共产党怎样才能没有”的方略？那就是追求智慧的、和平革命的方式。我们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略，让共产党和所有的中国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用暴力，我们不一定一定要用武装革命，只要共产党最后还能够存下这么一点良心，那就是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命运，考虑到整个中国的利益，考虑到中国未来的统一而不是分裂，希望他们当中的一些党员，上、中、下各种层次的官员，都能够在这个民主变革的过程当中实行“去党存政”，也就是把弥漫在全中国的党、政、学、军等各个方面的共产党组织去除掉，或是他们自己去除掉；或者让人民帮助他们去除掉；或是让我们媒体来帮助他们去掉；或是让我们的军队来帮助他们去掉。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当“党”没有了的时候，行政部门还存在，那么行政部门就可以担负起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的“看守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愿意这么做的话，我们广大的党员能够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我认为，那就完全有可能造成一个和平革命的进程。因为我们所有的真正爱民族、爱国家、爱我们自己人民的人，大家都希望在整个中国民主进程当中，天下不要大乱，国家不要分裂，人民不能遭殃，敢于去党者，仍有前途可言。
“去党留政”的第二个意义，就是给当前占据官场的共产党员们，留下了一个可以表明自己支持中国民主进步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完全可以根据“去党留政”的方针，在整个的看守政府期间，能够为民主变革的完全尽下自己的一份力量，将功赎罪，并且将来再接受人民的挑选。我认为这个办法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如果共产党坚决顽抗到底，那么人民自然会被“逼上梁山”。到那时我们要把一个问题讲清楚了，那就是“把暴力还给中共，将武装还给人民”。因为那时武装革命就是人民必需的，或被迫的最后的选择方式，这是没有办法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说，你们一天到晚对着我们人民喊：“和平理性非暴力”。 你们首先要跟共产党喊，要让共产党能够做到：和平理性废暴力，那么人民自然就会“和平理性非暴力”。共产党做不到“和平理性非暴力”，那你怎么可以单单的叫人民去“和平理性非暴力”呢？所以我们在我们变革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去党留政”当作一个过渡，在“去党留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配有其它的计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边施行“去党留政”的过渡方式、“看守政府”的方式；一方面要立即建立“全国协调委员会”，并且立即从基层开始民主选举。 在过程当中，“看守政府”的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成立“临时政府”，新的全国的临时政府，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将我们的和平民主变革完成。
我提出这个意见，其实是抛砖引玉。因为我这份东西是我在二十年前在国内写的。我希望有朋友能够拿出一些更加合适的、转型的计画和想法，我等了二十年，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了。是想让朋友们批评、指导、修改，或者是请他们尽快地拿出更好的民主变更进程的方案来。
记者：目前法轮功这个群体一直在做一种工作，就是“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和平解体中共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对这一点您怎么看？“去党留政”与“三退”有什么异同？
辛灏年：十多年前，法轮功的媒体就提出了“退党”的号召，我当时就打内心里面非常地赞成。我认为这是一种和平瓦解中共专制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中共共产党里的层层党员们，都已经完全真心诚意地退了党，和共产党划清了界线，走向人民，那么中共的解体就会指日可待，这个党也就会自然消亡。这当然是一件好事，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提出了“三退”，如果我们的人民响应你们的号召的话，他们就会产生第二种进步，那就是在自己的内心里，在自己的精神上、和在自己的心里上和共产集权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专政彻底的划清了界线。我认为这都是进步的号召，都是很了不起的号召。
我认为当“退党”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提出“去党留政”，那么“退党”就是“去党”的精神。如果是今天中共政权内“退党”的人愈来愈多，到时候“去党”的可能性就愈来愈大，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事情。那么对“去党留政”的和平民主变革的进程，不是打开了方便之门，奏响了它前进的序曲吗？所以我今天虽然提出了“去党留政”，但我仍然认为“退党”的工作还要大做特做，让他退得愈多愈好，退得愈干净愈好，我们的“去党留政”就会旗开得胜。
记者：法轮功学员讲的“退党”其实更主要的是指人的观念层面和精神层面，就是在观念上和邪党脱离，而“去党留政”主要是从组织形式上，那您认为这里边有什么关联吗？
辛灏年：当然有关联。你想想看，我们所讲的“去党留政”首先是在中共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政府部门内解除它的党组织。因为只要把中共的党组织从中共的行政和其它的企事业部门都拿掉的话，我们所有的行政和企事业部门，就完全脱离了和不受中共的控制了。
比如说《人民日报》，我把它的党组织给解散了，然后由《人民日报》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做《人民日报》的话，中宣部就管不了《人民日报》了。 那么一旦中宣部不能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马上就会获得言论自由和行政自由，是不是？如果全国的报纸都这样做，全国所有的单位都这样做，共产党的控制和干涉就不再存在。这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退党”的人愈多，如果中共的官员“退党”的愈多，如果中共在全中国各个企事业部门的官员“退党”的愈多，那么它的党组织就愈容易被解散。他连党都不需要了，还要这个组织吗？对不对？ 那么党不要了，组织也不要了，只留下一个各个行业的行政系统，特别是政府机关的行政系统，那么在这个时候，摆脱了党的机关、摆脱了层层党组织的控制，跟对同级党组织、和对下级党组织的统治，我想“去党留政”就完全能够实现了。那么在“去党留政”一开始就进行基层选举工作和建立临时政府的工作，中国的民主进程就会比较顺利的进行下去，我们的民主就有希望了。
记者：辛先生您在“光复委”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呢？
辛灏年：我们“光复委”的到现在为止，只有工作人员，并没有委员。我们在相当的时期里都会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要把“光复委”的委员留给那些真正为光复民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朋友，这是一。
第二个，我们“光复委”将来的成员，应该是哪些人呢？我们是在海外建立的，我们建立是为了实质的工作，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想请在海外多少年来始终坚持反共复国的侨领和华侨们，来担任我们的领导工作，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由于我们在海外建立，我们在海外是相对自由的，那么国内的朋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暂且不邀请任何国内的朋友帮助我们，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但是在国内为光复民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朋友们，将来他自然会成为我们的委员，甚至成为我们的领导。
至于我本人，首先我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二个，我也许会当一个顾问，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作个历史顾问，为光复民国工作委员会尽我一份专业的力量，我想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光复委”的工作经费是从哪来的？
辛灏年：“中国现代史研究所”的创立、《黄花岗杂志》的创立，当时是没有经费的，后来在创立的第一年里碰到了一个老华侨，他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个华侨跟我没有来往，只是每次我讲演的时候他都去听，他留下了五十万遗产给我，在这个情况下，我的太太和我都表示，这一笔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一分钱都不要，全部捐给了“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以至于这五十万块钱让我们维持到今天，整整十五年了。我们还没有最后用完，因为我们都是义工，没有人从里面拿工资。
那么今天“光复委”成立了，我们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现在可以高兴地、也是很悲哀地说，我们现在是“零资金”运作。我们的《黄花岗杂志》执行副主编丁毅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是“零资金”运作。我们没有钱财，但是我们有人才。 我想我们只要有意志，只要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这些人才，就会焕发自己的精神，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当然我们渴望支持，但是我们不祈求支持。
去年十一月份我在纽约讲演的时候，介绍了“光复委”的情况，有一些华侨在会场上慷慨捐款，我们也感到很高兴，会上会下加起来有将近一万块钱，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很高兴了。我也许将来就会奔走各地，为我们的工作委员会，向支持我们的华侨捐一点点小钱。
你要知道，在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到一九零七年之前，支持革命的经费基本上都是他的哥哥出的。他的哥哥当尽家产，直到一九零七年之后，当革命声动，华侨才开始支持孙中山先生。一九一零年，北美州的华侨才开始支持孙中山先生，而捐赠的人都是一些当时的工人，一个月二十五块美元工资的工人。他们不仅自己每次拿出十块钱，或拿出整月的工资捐款，甚至还自己去搞“会”，就是民间的那种会，把钱拿过来，一把投给孙中山先生。有“钱”的人是很少捐钱的，有“权”的人是很少捐钱的，但是当革命快要成功的时候，有“钱”的、有“权”的人都会来，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谢谢。
文稿来源：《黄花岗杂志》
视频来源：《透视中国》制作组
辛灏年答记者问(视频)
记者：请问为什么要在海外成立这样一个“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呢？
辛灏年：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三十年的历史反思，就是对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反思，也就是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反思，已经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怀念民国的思潮，并且近年来这个思潮吹发了整个社会的“民国热”，这是它成立的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来建立一个“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是为了能够适应这个形势，并且协助和推动整个“民国热”的发展，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大陆民间的民意的。
第三，我们原来把“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组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这样我们就是等于跳脱了仅仅是历史研究的范畴，把整个的研究工作，变成一个在中国民主转型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大陆民众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追求、思想和抗争，都引导走向光复中华民国的道路上去。这样有了民国，大陆人民就有了民主；有了民国，大陆人民就能够有了自己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精神；有了民国，普通人民的民生，才会造成真正的发展。所以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智库性的工作，以此推动和协助中国大陆光复民国的工作进一步展开。
记者：那它是不是一个新的政党，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定位是什么？
辛灏年：“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只是一个工作机构，它不是政党，它也不是政治团体，它不是会员制，它不发展。我们只是希望那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愿意为光复民国（大陆）的工作，做出一番贡献的朋友，做实际工作的朋友，我们一齐来做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便我们为光复民国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予以研究、提出成果，配合国内的光复民国运动。
记者：仍然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是不是？
辛灏年：对，完全是志愿者组成的，而且都是义工。
记者：那么“光复委”成立以后，都做了那些工作呢？
辛灏年：“光复委”成立以后，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我们原来做的研究工作照常进行，就是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工作、对中华民国历史反思的工作；以及如何推动中华民国历史反思成果在中国大陆获得更大和更广泛的影响的工作，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工作委员会建立以后，我们已经开始在思想文化方面、经济方面、转型策略方面、以及对于民主革命和和平革命的研究方面，已经开始深入的研究。“光复委”成立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报告，叫《四大方略与去党留政》。我们就将在这个基础上为追寻和平革命的智慧和方略继续地研究下去。那么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颢然是有成果的。
另外我们还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当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在双橡园升国旗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问题给予相当大的关注。当中共就升旗一事向美国提出抗议，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升旗的行为，表现了一种不太友好的，甚至于批评和压制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公开对于美国政府表示了我们的抗议。随后，我们根据一些朋友的建议，在白宫网站上的发表了一个签名活动，并发表了一个短短的《宣言》，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应该尊重中华民国的国旗，尊重中华民国历史。
这个签名运动在白宫网站上开始后，很遗憾的是签名的人不是很多，因为签名如果能够达到十万的话，美国政府就必须对升旗问题，对中华民国升国旗的态度问题有所表态，可是我们只有中国大陆的一些“民国粉”，他们翻墙才签的名；还有海外一些大陆人士和极少数的台湾华侨签了名。虽然台湾的《中国时报》转载了这一篇签名《宣言》，并且有两万人点进来看，但整个台湾只有二百个人签了名。当然我们就签名一事也跟中华民民国总统府进行了连繋，但是一个礼拜以后他们才告诉我们，已经把这个《宣言》转给行政院了，但是我们签名的截至日期就要到了，台湾政府没有表态。
记者：那您认为签名人数过少的原因是什么？
辛灏年：那是因为台湾和台湾在海外华侨没有被发动起来。我们有一个感觉，当我们要发动白宫签名支持中华民国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时候，海外华侨，特别是华侨中的上层人士，以及华侨的团体，特别是由台湾政府，或者台湾国民党支持的团体，尤其是台湾本地的数百万泛蓝国民，他们几乎都没有签，这使我们感到相当意外的。因为如果台湾的相关政党，在台湾发动一下泛蓝民众，那么来参加白宫的签名，何止十万？百万也不应该是问题。
记者：那么请您谈一下“光复委”和台湾的民国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辛灏年：十四年前我们创办“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的时候，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和台湾的政府和政党都没有任何联系。我们采取了一种完全独立的方针，因为我们不愿意和任何政党有了某种关系以后，就必须按照这个政党的指示去做。我们是一批中国大陆流亡在海外、或工作在海外的人士，我们首先要认为，要解决中国大陆的问题，才能够最后的解决台湾的问题。中国大陆十四亿人民的解放，需要靠自己去解放，而不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放在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身上。如果台湾政府支持我们，我们当然高兴；如果他们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怪他们。十四年来我们一直采取这个态度，当然台湾政府对我们也是完全没有理睬。我本人来到海外奔波宣传中华民国理念的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中华民国台北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国、民两党在他们的执政期间，对我们从来不加关顾，更谈不上支持，甚至于还有相当程度的干扰，这种情况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可是我们也就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为大陆争民主、争自由、争前途的，我们不指望任何人，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来支持我们，但是有些属于干扰性的行为，很不友善的行为，就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为了大局，我们从来没有对外说过。这十四年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我们所有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和《黄花岗杂志》的编辑人员，十四年来全部是义工，没有一个人拿工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我们建立了“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以后，这毕竟是与我们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有关系的，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和前途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采取了非常平和的姿态，非常尊敬的态度，希望与中华民国政府沟通，我们提出要求中华民国驻旧金山代表处能和我们见一面，我们想主动的向他们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工作委员会，为什么要在大陆做光复民国的工作。 他们在请示了台北之后，认为还不致于影响两岸关系的前提下，终于接见了我们几个负责人。我们坦诚地表示了希望他们能把我们“光复委”成立的工作和基本状况，转报给台北政府，或相关执政党，但是从此没有下文。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提出了要支持中华民国升国旗，发表了对美国的抗议书信以后，并号召了签名运动以后，他们也同样没有理睬我们，同样也没有得到一个字的书信。
要知道中国大陆人民今天要在中国大陆光复民国，就是在支持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支持中华民国，我们号召美国和其它的西方国家尊重中华民国这面国旗，也就是在帮助中华民国的台湾政府。我们在“光复委”成立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说明》，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承认中华民国台北政府是今天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在我们心目中是认为他是合法的政府，他如果不愿意作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已经做到了。
记者：那么争取这个政府的理解是不是也是“光复委”今后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呢？
辛灏年：对，我们当然要继续争取他们对我们的理解，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人有自己的人格和脊梁骨，我们在争取中国大陆光复民国的时候，我们不向任何人乞讨，我们也不向任何人求告，我们只是希望，凡是有真正中华民国理念的人，自然会凝聚和团结在一起。如果自悖于中华民国，拒绝中国大陆人民对中华民国台北政府的支持，我想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记者：辛先生，请您谈一下“去党存政”这个方略，它是在中共解体之后过渡到将来制度的一个过渡方略吗？
辛灏年：我在“光复委”成立的那一天，作了一个《四大方略的和去党留政》的讲演，三个半小时，讲完以后我们又把这篇文章在海外的一些网站发表了，反应还是满强烈。
过去大家都说“没有共产党怎么办”？我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也可以办”。同时我们也提出了“共产党怎样才能没有”的方略？那就是追求智慧的、和平革命的方式。我们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略，让共产党和所有的中国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用暴力，我们不一定一定要用武装革命，只要共产党最后还能够存下这么一点良心，那就是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命运，考虑到整个中国的利益，考虑到中国未来的统一而不是分裂，希望他们当中的一些党员，上、中、下各种层次的官员，都能够在这个民主变革的过程当中实行“去党存政”，也就是把弥漫在全中国的党、政、学、军等各个方面的共产党组织去除掉，或是他们自己去除掉；或者让人民帮助他们去除掉；或是让我们媒体来帮助他们去掉；或是让我们的军队来帮助他们去掉。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当“党”没有了的时候，行政部门还存在，那么行政部门就可以担负起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的“看守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愿意这么做的话，我们广大的党员能够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我认为，那就完全有可能造成一个和平革命的进程。因为我们所有的真正爱民族、爱国家、爱我们自己人民的人，大家都希望在整个中国民主进程当中，天下不要大乱，国家不要分裂，人民不能遭殃，敢于去党者，仍有前途可言。
“去党留政”的第二个意义，就是给当前占据官场的共产党员们，留下了一个可以表明自己支持中国民主进步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完全可以根据“去党留政”的方针，在整个的看守政府期间，能够为民主变革的完全尽下自己的一份力量，将功赎罪，并且将来再接受人民的挑选。我认为这个办法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如果共产党坚决顽抗到底，那么人民自然会被“逼上梁山”。到那时我们要把一个问题讲清楚了，那就是“把暴力还给中共，将武装还给人民”。因为那时武装革命就是人民必需的，或被迫的最后的选择方式，这是没有办法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说，你们一天到晚对着我们人民喊：“和平理性非暴力”。 你们首先要跟共产党喊，要让共产党能够做到：和平理性废暴力，那么人民自然就会“和平理性非暴力”。共产党做不到“和平理性非暴力”，那你怎么可以单单的叫人民去“和平理性非暴力”呢？所以我们在我们变革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去党留政”当作一个过渡，在“去党留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配有其它的计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边施行“去党留政”的过渡方式、“看守政府”的方式；一方面要立即建立“全国协调委员会”，并且立即从基层开始民主选举。 在过程当中，“看守政府”的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成立“临时政府”，新的全国的临时政府，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将我们的和平民主变革完成。
我提出这个意见，其实是抛砖引玉。因为我这份东西是我在二十年前在国内写的。我希望有朋友能够拿出一些更加合适的、转型的计画和想法，我等了二十年，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了。是想让朋友们批评、指导、修改，或者是请他们尽快地拿出更好的民主变更进程的方案来。
记者：目前法轮功这个群体一直在做一种工作，就是“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和平解体中共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对这一点您怎么看？“去党留政”与“三退”有什么异同？
辛灏年：十多年前，法轮功的媒体就提出了“退党”的号召，我当时就打内心里面非常地赞成。我认为这是一种和平瓦解中共专制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中共共产党里的层层党员们，都已经完全真心诚意地退了党，和共产党划清了界线，走向人民，那么中共的解体就会指日可待，这个党也就会自然消亡。这当然是一件好事，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提出了“三退”，如果我们的人民响应你们的号召的话，他们就会产生第二种进步，那就是在自己的内心里，在自己的精神上、和在自己的心里上和共产集权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专政彻底的划清了界线。我认为这都是进步的号召，都是很了不起的号召。
我认为当“退党”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提出“去党留政”，那么“退党”就是“去党”的精神。如果是今天中共政权内“退党”的人愈来愈多，到时候“去党”的可能性就愈来愈大，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事情。那么对“去党留政”的和平民主变革的进程，不是打开了方便之门，奏响了它前进的序曲吗？所以我今天虽然提出了“去党留政”，但我仍然认为“退党”的工作还要大做特做，让他退得愈多愈好，退得愈干净愈好，我们的“去党留政”就会旗开得胜。
记者：法轮功学员讲的“退党”其实更主要的是指人的观念层面和精神层面，就是在观念上和邪党脱离，而“去党留政”主要是从组织形式上，那您认为这里边有什么关联吗？
辛灏年：当然有关联。你想想看，我们所讲的“去党留政”首先是在中共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政府部门内解除它的党组织。因为只要把中共的党组织从中共的行政和其它的企事业部门都拿掉的话，我们所有的行政和企事业部门，就完全脱离了和不受中共的控制了。
比如说《人民日报》，我把它的党组织给解散了，然后由《人民日报》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做《人民日报》的话，中宣部就管不了《人民日报》了。 那么一旦中宣部不能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马上就会获得言论自由和行政自由，是不是？如果全国的报纸都这样做，全国所有的单位都这样做，共产党的控制和干涉就不再存在。这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退党”的人愈多，如果中共的官员“退党”的愈多，如果中共在全中国各个企事业部门的官员“退党”的愈多，那么它的党组织就愈容易被解散。他连党都不需要了，还要这个组织吗？对不对？ 那么党不要了，组织也不要了，只留下一个各个行业的行政系统，特别是政府机关的行政系统，那么在这个时候，摆脱了党的机关、摆脱了层层党组织的控制，跟对同级党组织、和对下级党组织的统治，我想“去党留政”就完全能够实现了。那么在“去党留政”一开始就进行基层选举工作和建立临时政府的工作，中国的民主进程就会比较顺利的进行下去，我们的民主就有希望了。
记者：辛先生您在“光复委”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呢？
辛灏年：我们“光复委”的到现在为止，只有工作人员，并没有委员。我们在相当的时期里都会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要把“光复委”的委员留给那些真正为光复民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朋友，这是一。
第二个，我们“光复委”将来的成员，应该是哪些人呢？我们是在海外建立的，我们建立是为了实质的工作，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想请在海外多少年来始终坚持反共复国的侨领和华侨们，来担任我们的领导工作，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由于我们在海外建立，我们在海外是相对自由的，那么国内的朋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暂且不邀请任何国内的朋友帮助我们，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但是在国内为光复民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朋友们，将来他自然会成为我们的委员，甚至成为我们的领导。
至于我本人，首先我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二个，我也许会当一个顾问，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作个历史顾问，为光复民国工作委员会尽我一份专业的力量，我想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光复委”的工作经费是从哪来的？
辛灏年：“中国现代史研究所”的创立、《黄花岗杂志》的创立，当时是没有经费的，后来在创立的第一年里碰到了一个老华侨，他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个华侨跟我没有来往，只是每次我讲演的时候他都去听，他留下了五十万遗产给我，在这个情况下，我的太太和我都表示，这一笔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一分钱都不要，全部捐给了“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以至于这五十万块钱让我们维持到今天，整整十五年了。我们还没有最后用完，因为我们都是义工，没有人从里面拿工资。
那么今天“光复委”成立了，我们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现在可以高兴地、也是很悲哀地说，我们现在是“零资金”运作。我们的《黄花岗杂志》执行副主编丁毅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是“零资金”运作。我们没有钱财，但是我们有人才。 我想我们只要有意志，只要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这些人才，就会焕发自己的精神，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当然我们渴望支持，但是我们不祈求支持。
去年十一月份我在纽约讲演的时候，介绍了“光复委”的情况，有一些华侨在会场上慷慨捐款，我们也感到很高兴，会上会下加起来有将近一万块钱，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很高兴了。我也许将来就会奔走各地，为我们的工作委员会，向支持我们的华侨捐一点点小钱。
你要知道，在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到一九零七年之前，支持革命的经费基本上都是他的哥哥出的。他的哥哥当尽家产，直到一九零七年之后，当革命声动，华侨才开始支持孙中山先生。一九一零年，北美州的华侨才开始支持孙中山先生，而捐赠的人都是一些当时的工人，一个月二十五块美元工资的工人。他们不仅自己每次拿出十块钱，或拿出整月的工资捐款，甚至还自己去搞“会”，就是民间的那种会，把钱拿过来，一把投给孙中山先生。有“钱”的人是很少捐钱的，有“权”的人是很少捐钱的，但是当革命快要成功的时候，有“钱”的、有“权”的人都会来，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谢谢。
文稿来源：《黄花岗杂志》
视频来源：《透视中国》制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