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5月28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中共前党魁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一段十分荒诞而残酷的历史。在文革中，全中国的普通民众都被动员起来造反夺权。全国各地无数不同的造反派组织，都打着“革命”的旗号相互“斗争”。被称为当代“棋圣”的聂卫平在他的《围棋人生》一书中，也曾提到了文革期间，他跟“发小”习近平有一次被卷入红卫兵武斗中遭人突袭追打的一幕。
文革时聂卫平曾与习近平一同打群架
在中国体育界，被称为“棋圣”的聂卫平以口无遮拦和“大嘴”而“名震”四方。聂卫平跟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一起长大的朋友。爱喝酒的聂卫平常常酒一进肚就跟酒友侃砍大山，侃童年往事。其中一些往事被写进了聂的自传《围棋人生》一书中。
在文革那个荒唐的年代，对立的各派从最开始的贴大字报、大辩论，进而肢体冲突、扔石头、动棍棒、拿钢焊，最后发展到动用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真刀真枪地大规模相互残杀，参与武斗的年轻人死伤惨重。
据聂卫平回忆，文革期间，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分化成了“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许多派别，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当时，因为自己的父亲都被打成了“黑帮”，作为同样是黑帮子弟的习近平、聂卫平、刘卫平（刘震上将的儿子）三人成为了朋友。因为他们三个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就被别人称为“三平”。
文章写道，“我们在班上是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三平”的这次经历看起来还算“有惊无险”，其中仅刘卫平付出了一点代价。而在那个举国皆疯狂的年代，当年参与武斗的“红卫兵”之间的血腥争斗的惨况，远比这要严重得多，令人唏嘘。
一名文革武斗亲历者的回忆与忏悔
中共官媒曾报导过四川省西昌市一个铁路退休职工杨里克回忆的武斗往事，从中可一窥当年文革武斗的惨烈。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次年，西昌地区的“造反派”掀起了武斗狂潮。“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杨里克参加的一派被称为“地总”，对立派则被称为“打李分站”，两派互相争斗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但他们都声称保卫毛泽东和共产党。
一天深夜，杨里克一派的5个造反派，赶着一个对立派的成都知青到海河边去“处决”。那知青起初拼命哀求他们，饶他一命，说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说着说着就停下，死活不走了。他们威胁他，不走就当场打死。
来到河边，知青一个人站在海河岸边，身后是4名武斗队员。杨里克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呆望着。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枪声划破寂静长夜，知青身中数弹，落入水中。他身体慢慢浮出水面，顺流向下游飘去。那时候杨里克脑袋发热，不知道哪来的意念，突然扣动冲锋枪扳机补火。
他说：“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哒、哒、哒”！他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四个人吓一大跳。事毕，他们按原路返回，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杨里克哼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在文革中，杨里克只管迎头而上，杀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很多被打被杀的人，他都不认识。多年后回忆往事，杨里克狠狠捻灭了一支烟头，有点激动地说：“那个年代，现实比戏剧还要荒诞。”
去年，宋彬彬等一批“红二代”纷纷站出来，为文革中自己的过错忏悔，给了杨里克一些鼓励。他在网路上也发了一份忏悔贴文，但被网友骂是杀人犯、刽子手，要让他血债血偿。在被问及忏悔的意义在哪时，杨里克说：“忏悔倒是第二位的，那是对于个人良知而言的。在我心里，还原历史是第一位的，让学者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让下一代更客观的了解历史，避免悲剧的重复。”
文革时聂卫平曾与习近平一同打群架
在中国体育界，被称为“棋圣”的聂卫平以口无遮拦和“大嘴”而“名震”四方。聂卫平跟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一起长大的朋友。爱喝酒的聂卫平常常酒一进肚就跟酒友侃砍大山，侃童年往事。其中一些往事被写进了聂的自传《围棋人生》一书中。
在文革那个荒唐的年代，对立的各派从最开始的贴大字报、大辩论，进而肢体冲突、扔石头、动棍棒、拿钢焊，最后发展到动用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真刀真枪地大规模相互残杀，参与武斗的年轻人死伤惨重。
据聂卫平回忆，文革期间，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分化成了“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许多派别，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当时，因为自己的父亲都被打成了“黑帮”，作为同样是黑帮子弟的习近平、聂卫平、刘卫平（刘震上将的儿子）三人成为了朋友。因为他们三个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就被别人称为“三平”。
文章写道，“我们在班上是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三平”的这次经历看起来还算“有惊无险”，其中仅刘卫平付出了一点代价。而在那个举国皆疯狂的年代，当年参与武斗的“红卫兵”之间的血腥争斗的惨况，远比这要严重得多，令人唏嘘。
一名文革武斗亲历者的回忆与忏悔
中共官媒曾报导过四川省西昌市一个铁路退休职工杨里克回忆的武斗往事，从中可一窥当年文革武斗的惨烈。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次年，西昌地区的“造反派”掀起了武斗狂潮。“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杨里克参加的一派被称为“地总”，对立派则被称为“打李分站”，两派互相争斗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但他们都声称保卫毛泽东和共产党。
一天深夜，杨里克一派的5个造反派，赶着一个对立派的成都知青到海河边去“处决”。那知青起初拼命哀求他们，饶他一命，说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说着说着就停下，死活不走了。他们威胁他，不走就当场打死。
来到河边，知青一个人站在海河岸边，身后是4名武斗队员。杨里克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呆望着。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枪声划破寂静长夜，知青身中数弹，落入水中。他身体慢慢浮出水面，顺流向下游飘去。那时候杨里克脑袋发热，不知道哪来的意念，突然扣动冲锋枪扳机补火。
他说：“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哒、哒、哒”！他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四个人吓一大跳。事毕，他们按原路返回，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杨里克哼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在文革中，杨里克只管迎头而上，杀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很多被打被杀的人，他都不认识。多年后回忆往事，杨里克狠狠捻灭了一支烟头，有点激动地说：“那个年代，现实比戏剧还要荒诞。”
去年，宋彬彬等一批“红二代”纷纷站出来，为文革中自己的过错忏悔，给了杨里克一些鼓励。他在网路上也发了一份忏悔贴文，但被网友骂是杀人犯、刽子手，要让他血债血偿。在被问及忏悔的意义在哪时，杨里克说：“忏悔倒是第二位的，那是对于个人良知而言的。在我心里，还原历史是第一位的，让学者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让下一代更客观的了解历史，避免悲剧的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