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6月18日讯】2010年，法登对外国政府渗透加拿大政客和社区的言论被媒体曝光，中共政府被点名，引起了加拿大社会反响，要求法登出示证据。法登最后以退守方式平息争论。
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法登没提任何人名，造成好像整个社区都成了被怀疑对象。《环球邮报》后来做了调查，发现加拿大情报局怀疑的对象之一是陈国治。情报局甚至为此派官员到安省政府提出警告，称陈国治与中共政府驻多伦多总领事朱桃英关系太密切。
与多伦多中领馆关系太密切
《环球邮报》的文章称，加拿大情报局相信陈国治与2012年卸任总领事的朱桃英有“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指称陈与朱时不时会有“每天的谈话”，虽然涉及访问旅程或活动事宜，但这些细节通常由政府职员办理，而不是由厅长和总领事亲自做。
文章提到《环球邮报》采访陈国治时，陈回忆说，他被告知，情报局对他有两个担心，一个是说他在中国拥有物业，一个是他曾直接叫朱桃英给签证。陈称这两个担心都没根据，因为他在2014年的财产公布中，只是在万锦市有物业。至于签证事件，陈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提到2009年有一个文化访问团去中国，所以陈与总领事有对话。
不过，《环球邮报》称，他们从多个渠道得知，情报局提出的怀疑，是基于对陈国治在2008年至2010年间行为表现的至少五个具体问题。但无法确认情报局是否都与安省政府谈论了这些问题。
情报局官员亲自到安省发警告
《环球邮报》调查的一个发现是，法登虽然以退守方式应对公众争论，但他在其言论被媒体曝光的几周内，从联邦公共安全部获得允许，派官员去安省通知安省政府，情报局对陈国治的担心。
文章称，陈国治与中共官员“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使加拿大情报局如此地担心，“以至于采取了非同一般的步骤，派一名高级官员到安省议会去提出这问题”。
在给安省政府做简报时，情报局的官员告诉当时的安省政府内阁秘书杰米森（Shelly Jamieson），情报局在2007年省选结束后，就盯上了陈国治。
对于情报局在这件事上对公众采取息事宁人方式，私下却去警告安省政府的做法，多伦多时事评论员冯志强认为，情报局掌握的信息可能涉及国家利益或安全，不能全部公开。所以，“他们跟省政府打招呼，也会是点到为止”。他说，情报局亲自上门，应该是相信有这回事了。作为加拿大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他的到访本身就有象征性意义，说明事情的严重程度。
自由党政府以操守专员报告应对
杰米森作为当时的内阁秘书，负责监督数万名政府官员，她当时通知了省长办公室。《环球邮报》的文章称，自由党政府在陈国治的操守报告里没发现问题后，这事就作罢了。但是，并不清楚操守调查包括什么内容，也不知道是如何调查的。因为操守法管的是利益冲突及海外拥有物业等，并没有明确定义政府厅长应该如何与外国政府打交道。
《环球邮报》称，安省操守专员办公室拒绝评论这事，也拒绝提供相关的文件。这届的自由党政府也是类似的反应。韦恩省长的发言人阿斯卓娃丝（Zita Astravas）在回应时称，这届政府没收到任何人对陈国治的担心投诉；但对委任陈国治当厅长前是否检讨了情报局之前提出的问题，就没有答覆。
在处理厅长被情报局提出怀疑这问题上，自由党政府被指只使用了操守法这个正式机制来应对。但是，操守法不是设计来应对与外国官员打交道这类微妙关系的。
陈国治的行为令人难释疑
很多事实显示，孔子学院是中共向海外输出渗透的工具。多伦多教育局的孔子学院项目，去年在众多家长和民众的反对下被取消了。陈国治被认为是帮助引入孔子学院的人之一。陈国治的解释是，他没关心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
据英文《大纪元》的报导，陈国治曾要求万锦市嘉年华活动主办方拒绝让《大纪元》在活动中摆摊位。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组织该嘉年华的人士称，在2008年嘉年华会上，中领馆的总领事朱桃英发现了《大纪元时报》的摊位后非常生气，并离开该活动。当时在场的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陈国治十分不悦，随后与主办方达成口头协议，不允许《大纪元》在活动上摆摊位。
陈国治2008年1月9日随加拿大中国总商会投资考察团出访中国时，曾与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苏晓云会面。2011年5月，陈与苏晓云在多伦多又一次会面。
前加拿大情报局官员卡舒亚（Michel Juneau-Katsuya）表示，中共的统战部属于情报机构，陈国治应该懂得这一点。“统战部是中共五大情报机构之一”。“危险的事情是，作为一名厅长，你与中共统战部交谈，那就像与魔鬼谈话一样。”他说，统战部在寻找那些“愿意为他们工作的人，那些愿意得到好处的人”。
自由党省府是否会行动？
冯志强说，省政府得到加拿大情报局官员的当面提醒，“我理解他们会认真对待”。他说，政党对类似问题会视具体情况有多种应对方式，“可能采取果断的措施切割，也可能采取冷处理手法。目的是为了减少事件可能带来的后续震动”。
“作为有良知的公民来说，都会很认真对待。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一定高于你对自己政党运作的考量。这事件，迟早要导致地震的。”冯志强说：“作为加拿大公民，尤其是华裔公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
转自《大纪元》
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法登没提任何人名，造成好像整个社区都成了被怀疑对象。《环球邮报》后来做了调查，发现加拿大情报局怀疑的对象之一是陈国治。情报局甚至为此派官员到安省政府提出警告，称陈国治与中共政府驻多伦多总领事朱桃英关系太密切。
与多伦多中领馆关系太密切
《环球邮报》的文章称，加拿大情报局相信陈国治与2012年卸任总领事的朱桃英有“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指称陈与朱时不时会有“每天的谈话”，虽然涉及访问旅程或活动事宜，但这些细节通常由政府职员办理，而不是由厅长和总领事亲自做。
文章提到《环球邮报》采访陈国治时，陈回忆说，他被告知，情报局对他有两个担心，一个是说他在中国拥有物业，一个是他曾直接叫朱桃英给签证。陈称这两个担心都没根据，因为他在2014年的财产公布中，只是在万锦市有物业。至于签证事件，陈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提到2009年有一个文化访问团去中国，所以陈与总领事有对话。
不过，《环球邮报》称，他们从多个渠道得知，情报局提出的怀疑，是基于对陈国治在2008年至2010年间行为表现的至少五个具体问题。但无法确认情报局是否都与安省政府谈论了这些问题。
情报局官员亲自到安省发警告
《环球邮报》调查的一个发现是，法登虽然以退守方式应对公众争论，但他在其言论被媒体曝光的几周内，从联邦公共安全部获得允许，派官员去安省通知安省政府，情报局对陈国治的担心。
文章称，陈国治与中共官员“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使加拿大情报局如此地担心，“以至于采取了非同一般的步骤，派一名高级官员到安省议会去提出这问题”。
在给安省政府做简报时，情报局的官员告诉当时的安省政府内阁秘书杰米森（Shelly Jamieson），情报局在2007年省选结束后，就盯上了陈国治。
对于情报局在这件事上对公众采取息事宁人方式，私下却去警告安省政府的做法，多伦多时事评论员冯志强认为，情报局掌握的信息可能涉及国家利益或安全，不能全部公开。所以，“他们跟省政府打招呼，也会是点到为止”。他说，情报局亲自上门，应该是相信有这回事了。作为加拿大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他的到访本身就有象征性意义，说明事情的严重程度。
自由党政府以操守专员报告应对
杰米森作为当时的内阁秘书，负责监督数万名政府官员，她当时通知了省长办公室。《环球邮报》的文章称，自由党政府在陈国治的操守报告里没发现问题后，这事就作罢了。但是，并不清楚操守调查包括什么内容，也不知道是如何调查的。因为操守法管的是利益冲突及海外拥有物业等，并没有明确定义政府厅长应该如何与外国政府打交道。
《环球邮报》称，安省操守专员办公室拒绝评论这事，也拒绝提供相关的文件。这届的自由党政府也是类似的反应。韦恩省长的发言人阿斯卓娃丝（Zita Astravas）在回应时称，这届政府没收到任何人对陈国治的担心投诉；但对委任陈国治当厅长前是否检讨了情报局之前提出的问题，就没有答覆。
在处理厅长被情报局提出怀疑这问题上，自由党政府被指只使用了操守法这个正式机制来应对。但是，操守法不是设计来应对与外国官员打交道这类微妙关系的。
陈国治的行为令人难释疑
很多事实显示，孔子学院是中共向海外输出渗透的工具。多伦多教育局的孔子学院项目，去年在众多家长和民众的反对下被取消了。陈国治被认为是帮助引入孔子学院的人之一。陈国治的解释是，他没关心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
据英文《大纪元》的报导，陈国治曾要求万锦市嘉年华活动主办方拒绝让《大纪元》在活动中摆摊位。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组织该嘉年华的人士称，在2008年嘉年华会上，中领馆的总领事朱桃英发现了《大纪元时报》的摊位后非常生气，并离开该活动。当时在场的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陈国治十分不悦，随后与主办方达成口头协议，不允许《大纪元》在活动上摆摊位。
陈国治2008年1月9日随加拿大中国总商会投资考察团出访中国时，曾与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苏晓云会面。2011年5月，陈与苏晓云在多伦多又一次会面。
前加拿大情报局官员卡舒亚（Michel Juneau-Katsuya）表示，中共的统战部属于情报机构，陈国治应该懂得这一点。“统战部是中共五大情报机构之一”。“危险的事情是，作为一名厅长，你与中共统战部交谈，那就像与魔鬼谈话一样。”他说，统战部在寻找那些“愿意为他们工作的人，那些愿意得到好处的人”。
自由党省府是否会行动？
冯志强说，省政府得到加拿大情报局官员的当面提醒，“我理解他们会认真对待”。他说，政党对类似问题会视具体情况有多种应对方式，“可能采取果断的措施切割，也可能采取冷处理手法。目的是为了减少事件可能带来的后续震动”。
“作为有良知的公民来说，都会很认真对待。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一定高于你对自己政党运作的考量。这事件，迟早要导致地震的。”冯志强说：“作为加拿大公民，尤其是华裔公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