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决，原因众说纷纭。对港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结果：其一，一切回到两年前的原点，香港特首仍然将按老办法产生。北京除了折点面子之外，并无实质损失；其二，香港人民当然也还保有继续抗争的空间。剩下的问题是：香港人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以及“香港特首自己拣”的政治诉求，是北京再也不能无视的真实存在。
香港这盘棋的“双活”眼位在哪里？我认为，只要北京诚实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让香港享有名至实归的高度自治、真正实现港人治港，这盘棋就能下成“双活”。中共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者已逾60年，总该学会如何达成“双赢”，而不应该抱持“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革命党心态。
北京对香港最大的心病是什么？
关于香港民主化条件早已经成熟，香港人具有高度自治的一切条件，只欠北京一个“准”字。无论是港人自己，还是世界各国，对香港民主化与自治均持有高度信心，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论述过相关话题。至于北京为什么不允许香港民主化，外界分析，北京的最大心病是担心香港特首由港人选举产生，将与中共离心离德，从而失去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权。
这点，中南海诸公其实只要细细思谋一番，就大可不必为此忧虑。香港的民情与社会条件，养成了香港人根深蒂固的“精英治理”的传统，港人大都非常讲究实际。如果由港人自主选举，无非是选出一个并非“京叭狗”的精英来做特首，但绝不会选出北京看了头大的“长毛”梁国雄，即永远“说不”的反对者。这一点，与台湾民主带有浓厚的草根特色非常不同，北京在筹划插手两地政治时，如果连这一特点都不考虑，算是盲人瞎马。
考虑到香港精英治理传统，北京就可以放心：最让北京头痛的“长毛”梁国雄大概不会被港人当做香港特首的候选人。因为梁是一位从左派革命者转型而成的公共政治参与者，他之所以能当选为立法局议员，那是因为香港人对立法局那些北京学舌鹦鹉烦透了，希望有梁国雄这样的人进去，搅动一潭死水。但真要选特首这一功能与立法局议员完全不同的行政首长，香港人尤其是中产及上层人士要考虑的就是另外一种品质了，除了具有不当京叭狗的相对独立姿态之外，更重要的还得要具备与北京沟通的能力与技巧。据我多年对香港的观察，港人只是特别讨厌对北京唯命是从的“京叭狗”梁振英这号人物，但大多数港人心中其实也明白，选出的特首如果不能与北京沟通并保持良好的互动，于香港的稳定繁荣不利。
一块自找的心病：香港民主化引致大陆群起仿效
中共不让香港高度自治，据说还有其他心病，比如担心香港民主化以后，会让大陆人民群起仿效，中共到时无法扼制。
这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不管香港怎样，大陆民主化诉求是压抑不住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信息的即时性与快捷性，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意识启蒙，基本不再依靠香港与台湾两地传递，因此，无论香港怎样，都不会影响大陆人民对民主化的向往与追求。
至于大陆人民是否会向北京提出要求，比如香港民主化，我们大陆也要民主化。这也是一个虚拟的问题。事实是：尽管香港、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但中国人民大都知道那两地与中国内陆各省市有很大不同，香港成为东方明珠，就是因为毛泽东未曾统治管理那块地方；台湾成为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政权，也只因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励精图治，蒋经国顺应时势，选择做台湾政权最后一位独裁者。只要中共放弃愚蠢的宣传，不再丑化这两地政治经济的历史形成因由，而是面对历史所造成的差异，相信大陆人民不会要求香港政治与大陆一刀切。在大陆民主化面临重重困难之时，大陆人民对香港在政治民主化上先走一步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乐见其成。
说不出口的心病：香港民主化后不再是大陆洗钱的后花园
有这种担心的人主要是权贵阶层，以及从洗钱业务中获利者，只是这理由拿不到台面上说，因为北京官方公开展示的态度是反洗钱、全球追逃，不鼓励资本外逃。
更重要的是：香港之所以成为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并不是香港人的自愿选择，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曾在《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起源：经济篇》中指出“香港的四小龙地位：得失皆因大陆”，分析了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在中共建政后，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在中国面临西方全面封锁时，作为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70年代后期作为香港经济支柱的电子、制衣、玩具等产业全部迁往中国珠三洲地区，本港产业空心化。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近几年，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古董，无所不包。（见本人VOA博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上述事实可见，地理位置与文化渊源决定了香港经济与大陆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与香港是否民主化完全无关，这方面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
北京处理与香港关系应秉承“放风筝原理”
在国际社会，香港与台湾的地位并非同样处境。台湾事实上有完整的国家体系（外交、军事、行政系统均是完整的，1949-1972年间曾是联合国成员国，有过独立国家地位。至今也还有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做为一种政治保障。香港虽经英国百年殖民，从一个有数千居民的小岛发展成国际大都市，但大英帝国这一昔日的宗主国基本不再关心香港，在去年的占中运动中也未表态支持。一直被中国指认为“境外势力”代表的美国尽管被中国官媒点名批评介入了占中运动，但美国官方对此表示否定，因此，香港的前途除了香港人自己关心之外，在国际社会并无强力奥援。
香港与中国这位“祖国母亲”的问题实际是：昔日被“养父母”英国抱养，有法治、有自由，经济上搭上了国际产业大转移这班经济快车，成为国际自由港，被誉为“东方明珠”，只是不能选政府；如今被“祖国母亲”认领回去，法治渐失，自由渐少，经济优势不再，日子过得远不如“养父母”管下那般惬意与自由，因此希望“祖国母亲”履行当年对“养父母”的承诺，并非想脱离“祖国母亲”独立，事实上也无独立之条件。考虑到这些，北京应该借鉴“放风筝原理”管理香港，将“双活眼位”定于高度自治，让双方都保有馀地。
所谓“放风筝原理”是：只要有放风筝经验的人都知道：风筝的线不能拽得太紧，太紧的话风筝飞不起来，要松紧相济，风筝才能高飞、久飞。北京为何不学习做一位大度有胸怀的风筝放飞者，让香港真正自治？只要那根线（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拽在手里，香港安然，台湾看了也放心，何必弄得像如今这样，境内新疆西藏不得安宁，香港与台湾也抗争烽火不息？北京再威武，十只手指也按不住十个跳蚤。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香港这盘棋的“双活”眼位在哪里？我认为，只要北京诚实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让香港享有名至实归的高度自治、真正实现港人治港，这盘棋就能下成“双活”。中共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者已逾60年，总该学会如何达成“双赢”，而不应该抱持“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革命党心态。
北京对香港最大的心病是什么？
关于香港民主化条件早已经成熟，香港人具有高度自治的一切条件，只欠北京一个“准”字。无论是港人自己，还是世界各国，对香港民主化与自治均持有高度信心，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论述过相关话题。至于北京为什么不允许香港民主化，外界分析，北京的最大心病是担心香港特首由港人选举产生，将与中共离心离德，从而失去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权。
这点，中南海诸公其实只要细细思谋一番，就大可不必为此忧虑。香港的民情与社会条件，养成了香港人根深蒂固的“精英治理”的传统，港人大都非常讲究实际。如果由港人自主选举，无非是选出一个并非“京叭狗”的精英来做特首，但绝不会选出北京看了头大的“长毛”梁国雄，即永远“说不”的反对者。这一点，与台湾民主带有浓厚的草根特色非常不同，北京在筹划插手两地政治时，如果连这一特点都不考虑，算是盲人瞎马。
考虑到香港精英治理传统，北京就可以放心：最让北京头痛的“长毛”梁国雄大概不会被港人当做香港特首的候选人。因为梁是一位从左派革命者转型而成的公共政治参与者，他之所以能当选为立法局议员，那是因为香港人对立法局那些北京学舌鹦鹉烦透了，希望有梁国雄这样的人进去，搅动一潭死水。但真要选特首这一功能与立法局议员完全不同的行政首长，香港人尤其是中产及上层人士要考虑的就是另外一种品质了，除了具有不当京叭狗的相对独立姿态之外，更重要的还得要具备与北京沟通的能力与技巧。据我多年对香港的观察，港人只是特别讨厌对北京唯命是从的“京叭狗”梁振英这号人物，但大多数港人心中其实也明白，选出的特首如果不能与北京沟通并保持良好的互动，于香港的稳定繁荣不利。
一块自找的心病：香港民主化引致大陆群起仿效
中共不让香港高度自治，据说还有其他心病，比如担心香港民主化以后，会让大陆人民群起仿效，中共到时无法扼制。
这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不管香港怎样，大陆民主化诉求是压抑不住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信息的即时性与快捷性，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意识启蒙，基本不再依靠香港与台湾两地传递，因此，无论香港怎样，都不会影响大陆人民对民主化的向往与追求。
至于大陆人民是否会向北京提出要求，比如香港民主化，我们大陆也要民主化。这也是一个虚拟的问题。事实是：尽管香港、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但中国人民大都知道那两地与中国内陆各省市有很大不同，香港成为东方明珠，就是因为毛泽东未曾统治管理那块地方；台湾成为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政权，也只因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励精图治，蒋经国顺应时势，选择做台湾政权最后一位独裁者。只要中共放弃愚蠢的宣传，不再丑化这两地政治经济的历史形成因由，而是面对历史所造成的差异，相信大陆人民不会要求香港政治与大陆一刀切。在大陆民主化面临重重困难之时，大陆人民对香港在政治民主化上先走一步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乐见其成。
说不出口的心病：香港民主化后不再是大陆洗钱的后花园
有这种担心的人主要是权贵阶层，以及从洗钱业务中获利者，只是这理由拿不到台面上说，因为北京官方公开展示的态度是反洗钱、全球追逃，不鼓励资本外逃。
更重要的是：香港之所以成为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并不是香港人的自愿选择，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曾在《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起源：经济篇》中指出“香港的四小龙地位：得失皆因大陆”，分析了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在中共建政后，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在中国面临西方全面封锁时，作为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70年代后期作为香港经济支柱的电子、制衣、玩具等产业全部迁往中国珠三洲地区，本港产业空心化。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近几年，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古董，无所不包。（见本人VOA博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上述事实可见，地理位置与文化渊源决定了香港经济与大陆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与香港是否民主化完全无关，这方面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
北京处理与香港关系应秉承“放风筝原理”
在国际社会，香港与台湾的地位并非同样处境。台湾事实上有完整的国家体系（外交、军事、行政系统均是完整的，1949-1972年间曾是联合国成员国，有过独立国家地位。至今也还有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做为一种政治保障。香港虽经英国百年殖民，从一个有数千居民的小岛发展成国际大都市，但大英帝国这一昔日的宗主国基本不再关心香港，在去年的占中运动中也未表态支持。一直被中国指认为“境外势力”代表的美国尽管被中国官媒点名批评介入了占中运动，但美国官方对此表示否定，因此，香港的前途除了香港人自己关心之外，在国际社会并无强力奥援。
香港与中国这位“祖国母亲”的问题实际是：昔日被“养父母”英国抱养，有法治、有自由，经济上搭上了国际产业大转移这班经济快车，成为国际自由港，被誉为“东方明珠”，只是不能选政府；如今被“祖国母亲”认领回去，法治渐失，自由渐少，经济优势不再，日子过得远不如“养父母”管下那般惬意与自由，因此希望“祖国母亲”履行当年对“养父母”的承诺，并非想脱离“祖国母亲”独立，事实上也无独立之条件。考虑到这些，北京应该借鉴“放风筝原理”管理香港，将“双活眼位”定于高度自治，让双方都保有馀地。
所谓“放风筝原理”是：只要有放风筝经验的人都知道：风筝的线不能拽得太紧，太紧的话风筝飞不起来，要松紧相济，风筝才能高飞、久飞。北京为何不学习做一位大度有胸怀的风筝放飞者，让香港真正自治？只要那根线（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拽在手里，香港安然，台湾看了也放心，何必弄得像如今这样，境内新疆西藏不得安宁，香港与台湾也抗争烽火不息？北京再威武，十只手指也按不住十个跳蚤。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