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6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北京四中曾经是北京乃至全中国最有名的高干学校，亦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之一。当时曾在四中读书的北岛，亲眼见证了这所学校中的高干子弟与平民子女在文革期间的大分裂。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北岛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记述了这场暴风雨中十八位北京四中毕业生的人生经历。其中，北岛自己也撰文回忆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揭示了北京四中这所学校中，中共红色贵族的后代，与靠着勤学苦读而进入这所学校就读的平民子弟之间，那种原本“不怎么明显”或“被刻意掩盖”了的内在分裂，被文革推向极端，最终演变为鸿沟的过程。
据书中回忆：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发现这里所有人的衣着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红得耀眼。红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这时北岛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压抑，原来就是来自这种隐而未发的优越感。
文章表示，在文革初期，阶级路线被贯彻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上学、参军还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处处受限，根红苗正的人则享有很多便利，而四中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缩影：高干子弟的地位最高，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弟次之，知识分子的后代再次。“黑五类”子女则早已沦为贱民，绝对进不了四中。
文章认为，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正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据回忆，文革开始后，高干、工农兵、知识分子二代都组成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分别称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虽然这三派红卫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话语，一眼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和立场来分析，就能看出这三派红卫兵其实有着各自明确且迥异的政治诉求。
“老兵派”又被称为“第一代红卫兵”，顾名思义，他们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于能通过家庭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政治动向，他们可以先发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着名口号，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们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这个意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门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暂时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老兵派”风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之前被压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红卫兵”横空出世。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门子弟）的政治诉求与“老兵派”（高干子弟）针锋相对。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权阶层”，剥夺红色贵族的权力，“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遇罗克的《出身论》是“第二代红卫兵”的政治纲领。
“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着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本着“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四三派”、“四四派”由一开始反对“老兵派”，反对官僚阶级，进而发展到反对社会的一切秩序，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他们担心一旦文革结束，旧有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便会死灰复燃。
文章写道：“他们渴望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但‘这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四四派”、“四三派”由于人数众多，在短暂的一致对外后，便无法统一行动，迅速分裂为很多小派别，为争权夺利而开始互相倒戈相向，武斗浪潮随之席卷全国。发展到最后，红卫兵运动渐渐脱离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蛮的权力斗争。
“有的人始终一往无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肉体湮灭。有的则被现实的血腥和残酷所深深震撼，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并痛苦地思索这场运动的意义。”文中这样写道。
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于是便提倡上山下乡，把红卫兵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藉此来稀释其破坏力。于是1968年，一批批的红卫兵带着困惑和失落，经火车站离开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远方荒凉且贫瘠的农村，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据回忆，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横飞时，一个已失势的“老兵派”同学依然无比高傲。他极为自信地跟北岛打赌“二十年后见高低”，并称“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北岛在文章最后写道：“也许文革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大部分人看清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甚至连其最引以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张空头支票。”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北岛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记述了这场暴风雨中十八位北京四中毕业生的人生经历。其中，北岛自己也撰文回忆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揭示了北京四中这所学校中，中共红色贵族的后代，与靠着勤学苦读而进入这所学校就读的平民子弟之间，那种原本“不怎么明显”或“被刻意掩盖”了的内在分裂，被文革推向极端，最终演变为鸿沟的过程。
据书中回忆：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发现这里所有人的衣着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红得耀眼。红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这时北岛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压抑，原来就是来自这种隐而未发的优越感。
文章表示，在文革初期，阶级路线被贯彻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上学、参军还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处处受限，根红苗正的人则享有很多便利，而四中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缩影：高干子弟的地位最高，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弟次之，知识分子的后代再次。“黑五类”子女则早已沦为贱民，绝对进不了四中。
文章认为，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正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据回忆，文革开始后，高干、工农兵、知识分子二代都组成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分别称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虽然这三派红卫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话语，一眼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和立场来分析，就能看出这三派红卫兵其实有着各自明确且迥异的政治诉求。
“老兵派”又被称为“第一代红卫兵”，顾名思义，他们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于能通过家庭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政治动向，他们可以先发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着名口号，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们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这个意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门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暂时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老兵派”风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之前被压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红卫兵”横空出世。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门子弟）的政治诉求与“老兵派”（高干子弟）针锋相对。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权阶层”，剥夺红色贵族的权力，“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遇罗克的《出身论》是“第二代红卫兵”的政治纲领。
“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着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本着“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四三派”、“四四派”由一开始反对“老兵派”，反对官僚阶级，进而发展到反对社会的一切秩序，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他们担心一旦文革结束，旧有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便会死灰复燃。
文章写道：“他们渴望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但‘这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四四派”、“四三派”由于人数众多，在短暂的一致对外后，便无法统一行动，迅速分裂为很多小派别，为争权夺利而开始互相倒戈相向，武斗浪潮随之席卷全国。发展到最后，红卫兵运动渐渐脱离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蛮的权力斗争。
“有的人始终一往无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肉体湮灭。有的则被现实的血腥和残酷所深深震撼，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并痛苦地思索这场运动的意义。”文中这样写道。
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于是便提倡上山下乡，把红卫兵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藉此来稀释其破坏力。于是1968年，一批批的红卫兵带着困惑和失落，经火车站离开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远方荒凉且贫瘠的农村，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据回忆，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横飞时，一个已失势的“老兵派”同学依然无比高傲。他极为自信地跟北岛打赌“二十年后见高低”，并称“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北岛在文章最后写道：“也许文革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大部分人看清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甚至连其最引以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张空头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