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7月03日讯】（新唐人记者唐明综合报导）前国务院副总理乔石主要负责政法、治安等工作，“六四”事件被血腥镇压后，外界有评论说他是“六四”大清冼的参与者。但近日自由亚洲电台披露，乔石一直在暗中抵制镇压，他管辖的武警总部高官事前都预做了不当“替罪羊”的充分准备。乔石本人更在镇压发生后被子女们逼问，情急大吼：“镇压学生运动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据自由亚洲电台刊发署名评论称，历史的真相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白天的持续镇压过程中，开枪的是开进城里的军方“戒严部队”，而不是北京武警部队属下的武装警察。至于北京公安系统的治安干警，则基本没有参与3日与4日的镇压活动。
“六四”血案发生后，乔石夫人的一位亲戚曾对单位内的同事透露：这些日子乔石一回到家里便愁眉不展、哀声叹气。子女们问他什么也不说。最后被子女们逼急了才大吼了一声：“镇压学生运动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据文章透露，当时，自李鹏的“戒严令”发布以后，武警总部即命令下属的北京市武警总队，将其支队以上的战备值班电话全部换成录音电话。可见，当时武警总部的领导人即已经预做了不当“替罪羊”的充分准备。
6月3日，北京市武警总队接到行动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在6月4日清晨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命令中并提到了“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字样。
但是，这一命令传达下去以后，即遭到基层指挥官的质询：认为命令太不具体。要求上级明确是不是要带枪执行任务。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市武警部队在执行对付学潮任务时，还没有苛枪实弹的先例。
北京市武警部队按照当时的命令程序，将下级指挥官的质询反馈到北京市政府，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回答更是模棱两可：按你们理解的执行。于是，北京市武警部队所属部队在6月3日至6月4日的突击天安门任务中，都没有带枪。
中共公开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后来此书又被限令收回)中透露：“六四”镇压过程中，武警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为进城的戒严部队开道。六月三号晚上，武警派出的前导部队以电棍为武器，以玻璃钢盾牌为掩护，虽然确实遭到了市民砖头瓦块的阻击，但在不带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还是成功地突进天安门广场。虽然在突进的过程中部分官兵被砖头瓦块击伤，但这支突击队无一死亡。所以，武警先头部队不开枪可以进入广场，后续的野战部队反而要借坦克砸压和和机枪扫射进城。这个事实对比令当时的中共高层，尤其是中共军方十分尴尬。
事后，虽然在清查和搜捕学生的过程中，武警部队和公安系统还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江泽民和李鹏等人，都对武警部队及公安系统在6月3日至4日的血洗过程中的消极表现非常不满。而据相关的消息指，乔石在“六四”戒严问题上采取了“弃权”的方式。
“六四”大逮捕开始后，北京及上海等地曾“从重、从快、从严”杀了一批“暴乱分子”，最快的从抓人到枪毙只经过了不到十天的“审判程序”。此后，乔石立即指示政法部门说：对“六四”人员的处理必须要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法律的考验。这样才相对控制了滥杀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者高新评论称，“六四”之后被捕入狱的知识界人士和在校大学生，乔石基本上是主张“从轻处理”。还是尽量做到了“网开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淡化”措施，都充分证明他在镇压决策的表态问题上，确实怀有局外人所难以理解的一腔苦衷。
乔石本人虽然最终没有被清算，但他以中央政法委书记身份所所领导的武警和公安还是被指责为在镇压学潮过程中“行动不果断，措施不强硬，手段不坚决”
据自由亚洲电台刊发署名评论称，历史的真相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白天的持续镇压过程中，开枪的是开进城里的军方“戒严部队”，而不是北京武警部队属下的武装警察。至于北京公安系统的治安干警，则基本没有参与3日与4日的镇压活动。
“六四”血案发生后，乔石夫人的一位亲戚曾对单位内的同事透露：这些日子乔石一回到家里便愁眉不展、哀声叹气。子女们问他什么也不说。最后被子女们逼急了才大吼了一声：“镇压学生运动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据文章透露，当时，自李鹏的“戒严令”发布以后，武警总部即命令下属的北京市武警总队，将其支队以上的战备值班电话全部换成录音电话。可见，当时武警总部的领导人即已经预做了不当“替罪羊”的充分准备。
6月3日，北京市武警总队接到行动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在6月4日清晨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命令中并提到了“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字样。
但是，这一命令传达下去以后，即遭到基层指挥官的质询：认为命令太不具体。要求上级明确是不是要带枪执行任务。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市武警部队在执行对付学潮任务时，还没有苛枪实弹的先例。
北京市武警部队按照当时的命令程序，将下级指挥官的质询反馈到北京市政府，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回答更是模棱两可：按你们理解的执行。于是，北京市武警部队所属部队在6月3日至6月4日的突击天安门任务中，都没有带枪。
中共公开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后来此书又被限令收回)中透露：“六四”镇压过程中，武警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为进城的戒严部队开道。六月三号晚上，武警派出的前导部队以电棍为武器，以玻璃钢盾牌为掩护，虽然确实遭到了市民砖头瓦块的阻击，但在不带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还是成功地突进天安门广场。虽然在突进的过程中部分官兵被砖头瓦块击伤，但这支突击队无一死亡。所以，武警先头部队不开枪可以进入广场，后续的野战部队反而要借坦克砸压和和机枪扫射进城。这个事实对比令当时的中共高层，尤其是中共军方十分尴尬。
事后，虽然在清查和搜捕学生的过程中，武警部队和公安系统还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江泽民和李鹏等人，都对武警部队及公安系统在6月3日至4日的血洗过程中的消极表现非常不满。而据相关的消息指，乔石在“六四”戒严问题上采取了“弃权”的方式。
“六四”大逮捕开始后，北京及上海等地曾“从重、从快、从严”杀了一批“暴乱分子”，最快的从抓人到枪毙只经过了不到十天的“审判程序”。此后，乔石立即指示政法部门说：对“六四”人员的处理必须要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法律的考验。这样才相对控制了滥杀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者高新评论称，“六四”之后被捕入狱的知识界人士和在校大学生，乔石基本上是主张“从轻处理”。还是尽量做到了“网开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淡化”措施，都充分证明他在镇压决策的表态问题上，确实怀有局外人所难以理解的一腔苦衷。
乔石本人虽然最终没有被清算，但他以中央政法委书记身份所所领导的武警和公安还是被指责为在镇压学潮过程中“行动不果断，措施不强硬，手段不坚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