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7月05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中国大陆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认为毕福剑骂毛事件恰恰揭示出一个重要问题，即言论自由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允许每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对或错才能在自由的讨论中见分晓。
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多年来旗帜鲜明地在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是非观。日前，他在接受媒体新闻的采访时，针对乔石逝世、周案审判、北京当局会否平反“六四”、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中共执政合法性来源等敏感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谈论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毛泽东必须为在和平年代饿死数千万人负责，当局应该把历史事实公布出来。
茅于轼表示：“在和平时期，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纪录。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别人即便有责任，那也是次要的，这些都是事实。”他认为，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想要规避三年灾荒责任的“恐惧性反应”。但时至今日，毛的照片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钞票上印着，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茅于轼分析说，导致三千万人被饿死这样的结果，可能并非毛泽东的初衷。但是当这样的结果出现了，毛本人并没有丝毫的内疚，没有做过任何检讨，反而把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当成了敌人。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能宽容吗？
“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想原谅他都很难找出理由。唯一比较合理的结论只能是他确实是人民的公敌。”茅于轼说，“对现在的当政者来说，有责任把三年灾荒说清楚。南京大屠杀30万人被杀，三年灾荒三千万人被饿死，足足100倍！南京大屠杀建了博物馆、纪念馆，还设了国家公祭日，那三年灾荒饿死的人也应该建更大的纪念馆。”
他认为，毛泽东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在消除所有迷信的前提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茅于轼呼吁北京当局“以自信和坦荡的姿态把历史事实公布出来”。他质问道：“实事求是地把事实讲出来，把三年灾荒的档案公布出来，真的有那么难吗？”
在谈到毕福剑公开辱毛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时，茅于轼表示，毕福剑骂毛的视频曝光后，赞同和反对的双方十分对立，而且毛左“最为亢奋”。他认为，造成对立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由于不同的是非观；二是各自根据的历史事实不同。而这种对立的背后，牵扯到了言论自由的问题。
他说：“由于中国长时间对言论的控制，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大家很不习惯出现不同认识的新观点。对毛泽东的看法很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所特有的这种言论空间。这也说明，言论自由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更是百姓是否习惯的问题。”
茅于轼表示，每一个人都要承认别人有发表不同于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是你自己能够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因为，“每个发表意见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或错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见分晓。”
今年4月11日，茅于轼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中国社会需要一致的是非观》一文。
文章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培养了特有的是非观，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理智信，才可能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在中共所谓“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由于提倡阶级斗争，批孔批儒，用残暴代替仁爱，用造反代替秩序，发生“全国性的是非观倒退，造成极大的混乱”。其后，执政者虽试图恢复传统的是非观，但至今对普世价值的看法还有极大分歧。阵线分明，无法协调。
茅于轼认为，观点不同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正常的，但是基本是非观的对立则是危险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多年来旗帜鲜明地在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是非观。日前，他在接受媒体新闻的采访时，针对乔石逝世、周案审判、北京当局会否平反“六四”、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中共执政合法性来源等敏感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谈论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毛泽东必须为在和平年代饿死数千万人负责，当局应该把历史事实公布出来。
茅于轼表示：“在和平时期，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纪录。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别人即便有责任，那也是次要的，这些都是事实。”他认为，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想要规避三年灾荒责任的“恐惧性反应”。但时至今日，毛的照片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钞票上印着，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茅于轼分析说，导致三千万人被饿死这样的结果，可能并非毛泽东的初衷。但是当这样的结果出现了，毛本人并没有丝毫的内疚，没有做过任何检讨，反而把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当成了敌人。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能宽容吗？
“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想原谅他都很难找出理由。唯一比较合理的结论只能是他确实是人民的公敌。”茅于轼说，“对现在的当政者来说，有责任把三年灾荒说清楚。南京大屠杀30万人被杀，三年灾荒三千万人被饿死，足足100倍！南京大屠杀建了博物馆、纪念馆，还设了国家公祭日，那三年灾荒饿死的人也应该建更大的纪念馆。”
他认为，毛泽东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在消除所有迷信的前提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茅于轼呼吁北京当局“以自信和坦荡的姿态把历史事实公布出来”。他质问道：“实事求是地把事实讲出来，把三年灾荒的档案公布出来，真的有那么难吗？”
在谈到毕福剑公开辱毛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时，茅于轼表示，毕福剑骂毛的视频曝光后，赞同和反对的双方十分对立，而且毛左“最为亢奋”。他认为，造成对立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由于不同的是非观；二是各自根据的历史事实不同。而这种对立的背后，牵扯到了言论自由的问题。
他说：“由于中国长时间对言论的控制，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大家很不习惯出现不同认识的新观点。对毛泽东的看法很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所特有的这种言论空间。这也说明，言论自由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更是百姓是否习惯的问题。”
茅于轼表示，每一个人都要承认别人有发表不同于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是你自己能够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因为，“每个发表意见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或错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见分晓。”
今年4月11日，茅于轼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中国社会需要一致的是非观》一文。
文章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培养了特有的是非观，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理智信，才可能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在中共所谓“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由于提倡阶级斗争，批孔批儒，用残暴代替仁爱，用造反代替秩序，发生“全国性的是非观倒退，造成极大的混乱”。其后，执政者虽试图恢复传统的是非观，但至今对普世价值的看法还有极大分歧。阵线分明，无法协调。
茅于轼认为，观点不同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正常的，但是基本是非观的对立则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