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不安生的现实
说中国“官不聊生”那是欺世盗名，说中国“民不安生”那倒是现实写真，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首先，民众的生命安全遭到极大威胁。5月2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农民、曾多次上访的徐纯合带着母亲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出行，在庆安火车站购买车票后，遭到铁路工作人员阻止进站，随后引起冲突，被铁路警先用警棒追打，后被开枪击毙。在网络愤怒声讨、律师与维权人士前往调查下，有关部门才公布了部分录像，最后竟作出该铁路警所行“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相关规定”的结论，让民众从中看到自身生命的卑微与危险。此后有访民跟我说，庆安事件后警察暴力对待上访情况比以前更甚，访民中恐惧气氛更浓，访民们感到生命安全更无保障。
其次，民众的思想言论更受限制。今年以来，中国当局在思想、言论上更加大了控制，不仅关闭了大量网站，封杀了大量微博，出台了多项控制网络政策法规，还拘押了不少在网络上敢言之士，并且重判了新闻记者高瑜，使得中国言论空间呈现一片肃杀之气，出现万马齐喑局面，许多知名学者受到莫名干扰，甚至被官媒公开点名，直接面临被砸饭碗的危险。
再次，民众的社会参与更受压制。近两年来，中国当局抓捕判刑了一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与敦促人大审议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者，抓捕了一批纪念“六四”25周年者，抓捕了一批声援香港占中活动、争取普选的人士。与此同时，禁止了公民聚餐和举行讲座、研讨活动，取缔了大批包括公盟、益仁平、传知行、立人乡村图书馆等公益NGO，使社会活动空间日益狭小，公民社会发育成长备受压制，社会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惶恐之中。
其四，民众的经济发展日益艰难。当下中国股市的狂泻不仅使数千万中国股民蒙受损失，搅得人心惶惶，而且直接冲击着中国的整个经济，带来社会全局性震荡。同时，中国实体经济近年来也日益艰难，从官方不断调低的GDP预期上也可看出。最近我跟一些人聊天，他们说现在前往沿海打工日益不易，许多十几年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者，都因找不到合适工作而被迫返乡；社会上中小企业主也普遍感觉现在生意难做。
其五，公权加倍严酷，民众生活处处梗阻。近年来民众前往政府部门办事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艰难了。虽然公开索贿情况有所收敛，但“我不收你钱，也不办你事”的怠工拖延情况极为普遍，公职人员变着花样使各种事情梗阻。同时，类似城管驱赶抢劫殴打民众情况更加普遍，各种强征强拆变本加厉，警察在执法名义下施暴现象成为常态。如此种种情况，致使民众日常生活举步维艰。
中国社会种种迹象，揭示着民不安生的严酷现实。
二、体制性反叛
中国今天何以陷入如此民不安生的困境？原因固然有经济与社会自身运转规律的作用，但是中国官僚贪腐集团体制性报复社会的反叛现实，是导致时下中国困境不可忽视的根由。
1989年随着中国当局对反腐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中国开启了离弃政治改革的畸形经济发展之路，也就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邪恶的权贵资本主义之路。随着权力与资本的通奸，繁衍出大批腐化堕落的孽子——权贵集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方面遭到权贵集团的强力掌控，由此导致的环境毁弃、资源枯竭、道德沦丧、是非颠倒、善恶混淆，形成“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与“高污染、高能耗、高压榨”的权贵抢劫的中国模式，以表面的高增长、虚假繁荣，来掩盖社会深层矛盾，致使中国在亡国灭族的绝路上狂奔。
如果不及时扼阻中国以权力与资本勾结为形式，以侵吞民脂国财贪腐为内核的权贵发展之路，中国毁灭就指日可待。中共十八大后，新的权力执掌者看到了国势的危殆，在理想主义鼓动下，举起了反腐除贪的大旗，以此割断权力与资本勾兑的纽带，开启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航程。随着反腐的展开，控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权贵贪腐集团受到了威胁，过往贪污腐化模式眼看难以为继，于是权贵集团在人性之恶与制度之罪的双重互推下，形成了体制性对反腐的报复反叛，以期扼阻反腐延续，维护过往权贵发展之路。
中国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出现的公权肆虐、民不安生情况，正是这种以权贵贪腐集团为代表的体制性叛乱，其直接表现就是“你不让我贪污腐化，我就叫你民不聊生”。由此，他们假借各种口实，甚至祭出意识形态阶级专政大旗，从思想、言论上对人封口，从社会活动空间上对人压制，从经济上抽逃非法所得、搅乱经济秩序，从民众日常生活上处处干扰侵害。通过这些做法，权贵贪腐集团一则指望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社会动乱以阻止反腐延续；再则抹黑新权力执掌者，为政变寻找机会；三则乘乱转移抽逃多年非法所得。本着这些目的，权贵集团疯狂报复社会就成为近年来的现实，同时也是时下股市狂泻的症结。
可以想见，只要中国权贵贪腐集团没有被彻底击溃，中国反腐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中国这种民不安生的状况就难以扭转，并且柔性的反腐延续时间越长，贪腐权贵集团侵害民众、制造矛盾、激化动荡的机会就越大，中国民众遭受的残害就越深重，社会不可控性就越强，权贵颠覆社会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反腐雷霆手段，中止权贵祸乱
面对中国权贵贪腐集团发起的体制性报复反叛，中国广大民众日益艰困难熬，中国如何尽快结束这种权贵祸乱给民众带来的剧痛？这显然是当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权贵贪腐包括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利用的两方面，有官僚与奸商两群体。从人类历史来看，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权贵贪腐从来没有给社会带来过什么进步的意义，都是为祸社会、侵害民众、摧毁价值、颠覆是非、损坏国体，在道义上无法立足，在法理上无法容身，即于情于义于理于法都是不可饶恕。所以，无论民主还是专制社会，反腐都是共同的课题。而在社会转型中，从世界发展经验来看，从来没有贪腐集团会有满足之日，会容忍或促进社会转型，而是强力阻止社会向法治民主之路转型，因此中国今日社会转型的最大阻力毋庸置疑是权贵贪腐集团。
中国面对今日权贵贪腐集团的为祸，面对民不安生的困局，必须采取雷霆手段，严惩那些权贵贪腐集团的首恶，击溃权贵结伙抱团的防线，尽快从人心上扭转，从制度上设限，从风气上转化，使权贵贪腐集团无容身之地。
如果中国反腐出现迟疑拖延，不仅给民众带来更大侵害，也可能错失历史契机，使贪腐权贵势力报复社会，制造矛盾，引发冲突与动荡，达致其阻止反腐、颠覆国家之目的得逞。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说中国“官不聊生”那是欺世盗名，说中国“民不安生”那倒是现实写真，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首先，民众的生命安全遭到极大威胁。5月2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农民、曾多次上访的徐纯合带着母亲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出行，在庆安火车站购买车票后，遭到铁路工作人员阻止进站，随后引起冲突，被铁路警先用警棒追打，后被开枪击毙。在网络愤怒声讨、律师与维权人士前往调查下，有关部门才公布了部分录像，最后竟作出该铁路警所行“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相关规定”的结论，让民众从中看到自身生命的卑微与危险。此后有访民跟我说，庆安事件后警察暴力对待上访情况比以前更甚，访民中恐惧气氛更浓，访民们感到生命安全更无保障。
其次，民众的思想言论更受限制。今年以来，中国当局在思想、言论上更加大了控制，不仅关闭了大量网站，封杀了大量微博，出台了多项控制网络政策法规，还拘押了不少在网络上敢言之士，并且重判了新闻记者高瑜，使得中国言论空间呈现一片肃杀之气，出现万马齐喑局面，许多知名学者受到莫名干扰，甚至被官媒公开点名，直接面临被砸饭碗的危险。
再次，民众的社会参与更受压制。近两年来，中国当局抓捕判刑了一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与敦促人大审议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者，抓捕了一批纪念“六四”25周年者，抓捕了一批声援香港占中活动、争取普选的人士。与此同时，禁止了公民聚餐和举行讲座、研讨活动，取缔了大批包括公盟、益仁平、传知行、立人乡村图书馆等公益NGO，使社会活动空间日益狭小，公民社会发育成长备受压制，社会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惶恐之中。
其四，民众的经济发展日益艰难。当下中国股市的狂泻不仅使数千万中国股民蒙受损失，搅得人心惶惶，而且直接冲击着中国的整个经济，带来社会全局性震荡。同时，中国实体经济近年来也日益艰难，从官方不断调低的GDP预期上也可看出。最近我跟一些人聊天，他们说现在前往沿海打工日益不易，许多十几年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者，都因找不到合适工作而被迫返乡；社会上中小企业主也普遍感觉现在生意难做。
其五，公权加倍严酷，民众生活处处梗阻。近年来民众前往政府部门办事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艰难了。虽然公开索贿情况有所收敛，但“我不收你钱，也不办你事”的怠工拖延情况极为普遍，公职人员变着花样使各种事情梗阻。同时，类似城管驱赶抢劫殴打民众情况更加普遍，各种强征强拆变本加厉，警察在执法名义下施暴现象成为常态。如此种种情况，致使民众日常生活举步维艰。
中国社会种种迹象，揭示着民不安生的严酷现实。
二、体制性反叛
中国今天何以陷入如此民不安生的困境？原因固然有经济与社会自身运转规律的作用，但是中国官僚贪腐集团体制性报复社会的反叛现实，是导致时下中国困境不可忽视的根由。
1989年随着中国当局对反腐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中国开启了离弃政治改革的畸形经济发展之路，也就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邪恶的权贵资本主义之路。随着权力与资本的通奸，繁衍出大批腐化堕落的孽子——权贵集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方面遭到权贵集团的强力掌控，由此导致的环境毁弃、资源枯竭、道德沦丧、是非颠倒、善恶混淆，形成“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与“高污染、高能耗、高压榨”的权贵抢劫的中国模式，以表面的高增长、虚假繁荣，来掩盖社会深层矛盾，致使中国在亡国灭族的绝路上狂奔。
如果不及时扼阻中国以权力与资本勾结为形式，以侵吞民脂国财贪腐为内核的权贵发展之路，中国毁灭就指日可待。中共十八大后，新的权力执掌者看到了国势的危殆，在理想主义鼓动下，举起了反腐除贪的大旗，以此割断权力与资本勾兑的纽带，开启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航程。随着反腐的展开，控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权贵贪腐集团受到了威胁，过往贪污腐化模式眼看难以为继，于是权贵集团在人性之恶与制度之罪的双重互推下，形成了体制性对反腐的报复反叛，以期扼阻反腐延续，维护过往权贵发展之路。
中国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出现的公权肆虐、民不安生情况，正是这种以权贵贪腐集团为代表的体制性叛乱，其直接表现就是“你不让我贪污腐化，我就叫你民不聊生”。由此，他们假借各种口实，甚至祭出意识形态阶级专政大旗，从思想、言论上对人封口，从社会活动空间上对人压制，从经济上抽逃非法所得、搅乱经济秩序，从民众日常生活上处处干扰侵害。通过这些做法，权贵贪腐集团一则指望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社会动乱以阻止反腐延续；再则抹黑新权力执掌者，为政变寻找机会；三则乘乱转移抽逃多年非法所得。本着这些目的，权贵集团疯狂报复社会就成为近年来的现实，同时也是时下股市狂泻的症结。
可以想见，只要中国权贵贪腐集团没有被彻底击溃，中国反腐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中国这种民不安生的状况就难以扭转，并且柔性的反腐延续时间越长，贪腐权贵集团侵害民众、制造矛盾、激化动荡的机会就越大，中国民众遭受的残害就越深重，社会不可控性就越强，权贵颠覆社会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反腐雷霆手段，中止权贵祸乱
面对中国权贵贪腐集团发起的体制性报复反叛，中国广大民众日益艰困难熬，中国如何尽快结束这种权贵祸乱给民众带来的剧痛？这显然是当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权贵贪腐包括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利用的两方面，有官僚与奸商两群体。从人类历史来看，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权贵贪腐从来没有给社会带来过什么进步的意义，都是为祸社会、侵害民众、摧毁价值、颠覆是非、损坏国体，在道义上无法立足，在法理上无法容身，即于情于义于理于法都是不可饶恕。所以，无论民主还是专制社会，反腐都是共同的课题。而在社会转型中，从世界发展经验来看，从来没有贪腐集团会有满足之日，会容忍或促进社会转型，而是强力阻止社会向法治民主之路转型，因此中国今日社会转型的最大阻力毋庸置疑是权贵贪腐集团。
中国面对今日权贵贪腐集团的为祸，面对民不安生的困局，必须采取雷霆手段，严惩那些权贵贪腐集团的首恶，击溃权贵结伙抱团的防线，尽快从人心上扭转，从制度上设限，从风气上转化，使权贵贪腐集团无容身之地。
如果中国反腐出现迟疑拖延，不仅给民众带来更大侵害，也可能错失历史契机，使贪腐权贵势力报复社会，制造矛盾，引发冲突与动荡，达致其阻止反腐、颠覆国家之目的得逞。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