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7月26日讯】（新唐人记者蓝铭浩综合报导）北京西城区以大妈为主的“业馀情报组织”，紧随被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的“朝阳群众”，在告密方面也是“战功赫赫”。这些被讽刺为是职业告密者的“西城大妈”，仅2015年上半年就为当局提供了1万多条讯息，头4个月已获56万元人民币的酬劳。
北京近年不少明星艺人的嫖娼、吸毒等案件，都是由朝阳区民众率先揭发，“朝阳群众”因此被外界戏称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不过，“朝阳群众”只是其中一部分，北京西城区还有7万馀“情报员”，其中七成是58岁到65岁之间的女性，约5万人左右，也被外界称为“西城大妈”。
这些西城大妈“治安员”戴红袖标、红帽子或者穿红马甲，日夜活跃在大街小巷和交通要道，不放过任何“可疑”情况。
党媒的宣传报导说，这些以红袖标、红帽子或者红马甲为标志的大妈治安员，仅在今年前4个月，就因为举报犯罪线索获得了56万人民币的“奖金”。她们去年全年所得奖金总数则达209万元。
据海外头条报导，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公安局就动员了三百多万所谓志愿人员，包括北京城区的退休人员。奥运会之后，这个机制被保存，逐渐形成了目前中共当局推广的民间治安制度。中共公安部曾想在全国推广北京的做法，但不太成功。
报导称，北京市有18个区县，如果每个区县都有五万业馀的监视告密队伍，则将有近百万自愿告密者，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
不过，中共推广的这一制度被民间认为是专制统治的特色产物，“西城大妈”们也被批评是职业告密者。
报导引述网路批评说，北京的这种万民监督刺探别人的机制折射出当年文革的影子。一个民众互相监视的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人与人之间丧失起码的信任。
旅美中国问题评论人士李洪宽则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北京大妈侦缉队模式不仅举报刑事犯罪，更多的是针对中共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她们甚至会刺探普通访民以及当局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在法律层面存在很多问题，
北京近年不少明星艺人的嫖娼、吸毒等案件，都是由朝阳区民众率先揭发，“朝阳群众”因此被外界戏称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不过，“朝阳群众”只是其中一部分，北京西城区还有7万馀“情报员”，其中七成是58岁到65岁之间的女性，约5万人左右，也被外界称为“西城大妈”。
这些西城大妈“治安员”戴红袖标、红帽子或者穿红马甲，日夜活跃在大街小巷和交通要道，不放过任何“可疑”情况。
党媒的宣传报导说，这些以红袖标、红帽子或者红马甲为标志的大妈治安员，仅在今年前4个月，就因为举报犯罪线索获得了56万人民币的“奖金”。她们去年全年所得奖金总数则达209万元。
据海外头条报导，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公安局就动员了三百多万所谓志愿人员，包括北京城区的退休人员。奥运会之后，这个机制被保存，逐渐形成了目前中共当局推广的民间治安制度。中共公安部曾想在全国推广北京的做法，但不太成功。
报导称，北京市有18个区县，如果每个区县都有五万业馀的监视告密队伍，则将有近百万自愿告密者，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
不过，中共推广的这一制度被民间认为是专制统治的特色产物，“西城大妈”们也被批评是职业告密者。
报导引述网路批评说，北京的这种万民监督刺探别人的机制折射出当年文革的影子。一个民众互相监视的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人与人之间丧失起码的信任。
旅美中国问题评论人士李洪宽则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北京大妈侦缉队模式不仅举报刑事犯罪，更多的是针对中共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她们甚至会刺探普通访民以及当局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在法律层面存在很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