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8月18日讯】（大纪元电）中国的精神病院除了治疗罹患精神疾病的患者，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还在执行着政治任务，那就是无情无知的配合中共，残忍的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
原山东淄博青年电脑工程师苏刚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5月被关进山东长乐市长乐精神病院里，连续七日里每日被注射药物两次，10天后死亡。这个案子被国际精神病协会以及联合国记录在案，是首例被强制注射精神病药物致死的案例。该案被国际媒体广泛报导。
中共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震惊国际社会。2003年5月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就用精神病医院进行人权迫害，“无条件”接受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独立调查”。
追查国际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目的是通过药物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突破封锁 海外曝光近8000案例
对于精神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病疗法摧残迫害的事例，从1999年7月以后陆续从中国大陆传出。从2000年开始，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海外媒体不断报导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的案例。
2000年1月21日，《纽约时报》对北京房山公安分局所属的周口店精神病院关押50多名法轮功学员一事进行综合报导，其中写道：“‘他们不是病人，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医院附近的一个警察局发言人杨阳（音译）今天告诉法新社记者。”
这则消息揭开了残酷黑幕的一角：中共正在利用精神病院大规模关押迫害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
2000年6月23日，《华盛顿邮报》报导了中国大陆32岁的计算机工程师苏刚令人震惊的经历，苏刚因拒绝放弃法轮功而多次被单位保安部门拘留。2000年4月25日，苏刚去北京上访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单位授权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苏刚的父亲苏德安说，医生一天给苏刚注射两次不明药物，一星期后，苏刚已不能正常吃饭或移动肢体。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苏刚即死于心脏衰竭。苏刚叔父苏莲禧因将“苏刚之死”真相公诸于世，不久被当局送入劳教所劳教三年。
海外明慧网大量报导了突破中共严密封锁透露出来的迫害案例，许多精神正常的法轮 功学员因被施以精神病治疗手段而迫害，甚至致死的真实事例。截止2014年3月，明慧网有关“精神病院”文章和消息共7701篇。因中共封锁消息，这些调查案例只是突破封锁传到海外的案例，仅是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
据“追查国际”和“中国精神卫生观察”联合追踪调查发现，中国上百所精神病院把“收治”法轮功学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把是否写保证放弃修炼作为评定治疗效果和出院的标准。
美、英精神病协会曾促独立调查
面对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事实，国际社会一直在呼唤正义。2000年5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滥用精神病学委员会督促世界精神病协会（WPA）调查中国精神病专家参与虐待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
2001年4月7日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发表新闻综述，指出美国精神病协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已督促世界精神病协会抗议中共政府使用精神病院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学员。2001年5月和7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和英国皇家精神病协会分别通过决议，要求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进行独立调查。
2002年10月13日，部分美国精神病学医师致信美参议员《美国精神病学医师致信美参议员：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要求关注中共滥用精神病学和医学迫害折磨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并呼吁美参议员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2003年11月21日，由世界各国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律师等组成了非政府组织——中国精神卫生观察（China Mental Health Watch）。2004年1月8日，该组织致信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中共滥用精神医疗方法对法轮学员进行的精神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医生： 作为酷刑 致死的例子很多
伦敦大学法律系及其东方与非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宾•蒙罗（Robin Munro）在他的题为《中国的司法精神病治疗及其政治滥用》的长达130页的报告中说，中共政府正在发动一场消灭法轮功的运动，将法轮功的坚定信仰者收押在精神病院里。1999年7月法轮功在中国被禁后，中共因政治原因把人关进精神病院的案例明显上升。
这篇研究发表在哥伦比亚亚洲法律期刊上。蒙罗说，中共公安部掌管一系列的特种医院，专门监禁所谓政治异议人士，如今用在法轮功成员身上，他还说，这种系统是从前苏联学来的。
蒙罗在强调其报告原始案例的来源时说：“我的证据来源于官方公开的资料。”
前美国精神病与法律科学院主席（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纽约医学院精神科科海尔波教授（Abraham Haplern）强烈关切在中国医院中，把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当成精神病病人强迫进行所谓的“治疗”，并以过量的强烈治疗精神病药物注入体内后却让他们回家等待死亡。
调查发现，频繁使用的药物包括“苏比利”、“冬眠灵”、“冬眠一号”、氯丙秦、（Perphenazine、Chlorpromazine、Fluphenazine、Fluorohydroxypiperidine）、癸酸酯长效剂和其它未知物质。
美国精神病专家Sunny Lu教授表示，这些药物给正常人服用或使用剂量过大会产生副作用，导致说话困难、行动迟缓，严重者抽风、甚至死亡。癸酸酯长效剂服用不当或剂量过大，副作用更大，更长效，会使人肌肉僵直、心力衰竭，甚至死亡。他们使用高剂量的，是作为一种苦刑，致死的例子很多。
她强调中国精神病协会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组织，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学术组织可以独立的存在，精神病的医生不能独立的做出诊断，让病人出院都不能独自的做出决定，完全是被政治所利用了。
2003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发布强烈声明
精神病治疗变成了中共迫害的政治的工具。曾调查过苏联类似迫害行动的精神病专家组织，正试图将大陆这种做法公布于世，并安排“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成员进行调查。
2002年7月，世界精神病学会（WPA）发表了长达300页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具体的事例说明中国存在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的问题，并说被中共当局关押进精神病院的不但有持不同政见者，还有法轮功学员。
2002年8月，在横滨举行的有120个国家约六千名心理学专家和精神病医生参加的世界精神病学会（WPA）年会上，与会者们通过了WPA与中国精神病学协会（CSP）赴北京举行联合调查的决议，并表示希望能够在2003年完成这一调查工作。
此项声明发布之后9个月时间里，大陆又传出32个新的用精神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包括3个新增的迫害致死案例。
2003年5月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就用精神病医院进行人权迫害，要求北京“无条件”接受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独立调查”。
海尔波教授（Abraham Haplern）表示：“这项声明明确要求北京当局接受对强迫用‘精神病治疗’来迫害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和不同政见者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个声明的措辞比任何人能想像的都强烈──要求北京当局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接受世界精神病协会成员去中国的任何一所医院进行独立调查，用自己的翻译……北京当局无法忽视这项声明。”
海尔波表示，这次的强烈谴责及声明，是希望让更多人能了解中共用精神病治疗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而把这些讯息传达给被蒙蔽的中国人民。
不过，这项调查工作被中共于2004年单方面临时取消。
2002年8月，人权观察与日内瓦精神病治疗委员会共同发表了中共滥用精神病治疗详细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诊断为精神病，不符合国际精神病诊断的标准。
联合国收录案例将通告全球
2005年，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诺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在他的中国实地考察报告中指出，在联合国收到的从中国的投诉案中，法轮功的案例占了百分之六十六，其中有百分之八的酷刑折磨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发生的。
2006年9月，跨国机构——公民人权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CCHR）首次在澳洲悉尼情人港会展中心举办了国际人权展，反映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精神迫害的图片以“中国的古拉格”（China's Gulags）为题在展览中出现。
澳洲公民人权委员会（CCHR）发言人麦克‧伍兹接受采访时说，展出法轮功受迫害的图片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在纳粹时期发生的事现在还在发生着，在纳粹时期使用过的技术、毁誉方式还在被使用着。
2008年11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反酷刑委员专门对精神病院强制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问题专门提出审查：“关于强制治疗──我们注意到中国刑法第18条规定：一位精神病患者如果犯罪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但必须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治疗；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注意到：本条款被错误的应用到非精神病患者身上，他们因为某些非医疗的原因而被羁押到精神病院中。比如本委员会所列举的胡静案例即属此类，而中共当局并未就此给出满意答覆（注：所谓‘胡静案例’，系‘法轮功人权’提交联合国的法轮功学员受精神病院迫害的其中一个案例）。”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2009年1月14日提交给本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的报告中指出，“很多情况下，这种关押与强制治疗是不经过法律审核的。比如，当联合国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访华时注意到，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们经常采用‘强制药物治疗’手段，改变被关押者的思想。”
迄今为止，在联合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联合国处理法轮功案例超过1000例，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收入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中的案例，意味着该案例将会通报各国政府，全球皆知。特派专员们将对侵犯人权的政府作出质询，各会员国必须予以回覆和解释，而他们的回覆与解释也记录在年度报告中。
利用精神病院系统迫害法轮功 美教授：中共承认
国际精神病协会（WPA）和中国精神病协会（CPA）2004年5月就世界各地对中共政府因为法轮功信仰而滥用精神病学手段惩罚其学员的指控达成协议。中共表示会纠正中国精神病学系统中的缺陷，他们说这些缺陷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误治和虐待。
参与协商的纽约医学院名誉教授哈罗德-艾斯特（Harold Eist）博士说，该协议不甚理想，但这个协议显示中共政府前所未有地承认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病疗法”。
为了摧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中共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说成是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对其使用药物摧残，致使法轮功学员要么被逼“转化”，要么被迫害成真正的精神病或中毒身亡，中共再反过来嫁祸、栽赃法轮功。
追查国际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在2004年4月对中国大陆15个省的100多家精神病医院（科）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显示：83%的精神病院（科）明确承认“收治”法轮功修炼者，其中超过半数的精神病院承认只为转化而强行关押没有精神病症状的法轮功学员，医务工作者也清楚知晓“收治”法轮功修炼者是在执行一项政治任务。
合肥精神病院主治医生承认是实施中共政法委命令：“药量也是他们定，命令你必须吃！”护士长直接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不是精神病，你是我们这里的特殊病人，其实就是政治犯。”
上海几所精神病院和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联合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提到法轮功已被政府定性，所以它不能诊断为气功相关精神障碍，建议诊断成法轮功相关的精神障碍。也就是说，在诊断标准上加入了政治性，在论文里面承认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据大陆一位神经内科医师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精神病医务工作者清楚地知道‘收治’法轮功修炼者是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但受当权者镇压政策压力，将法轮功学员收治入院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炼’字。只为转化而强行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病院在被抽样调查的医院中高达86%以上。”
利用精神病的名义来迫害法轮功，是由中共的公安系统主导的，在公安系统内部甚至有自己设置的20家精神病院，叫安康医院。2010年，中共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提到安康医院从1998年到2010年，收治的精神病人4万馀人次。人数暴增的时间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
在联合国关注下依然被迫害致死
为应付国际社会压力，中共当局的一些政策调整也自曝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的黑幕，中共警察网2010年5月28日报导一则消息也证实：“公安部：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
在许多地区，对法轮功学员作出“诊断”其患“精神病”的是派出所和“610”办公室而不是精神病院的医师。只须公安同意，精神病院就可以“收治”正常人；精神病院可以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对正常人施用破坏神经的药物。
湖北省赤壁市赤壁镇八宝刀村六十多岁法轮功学员刘晓莲在精神病院迫害两年多，于2008年10月26日含冤离世。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波文（Theo Van Boven）曾为刘晓莲老人发出了紧急呼吁，并向联合国负责言论自由特别报告专员送出了一项联合紧急控诉。
2002年6月，刘晓莲押到市人民医院注射破坏人体细胞的毒液。当天晚上毒液发作，刘晓莲七孔出血，上吐下泻。五天后，看守所警察确认刘晓莲快不行了，便让她丈夫写了担保，勒索3000元后释放。
回家后，刘晓莲挣扎着爬起来，到外面去揭露这场罪恶荒唐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与镇压。2006年5月13日，赤壁市公安局再次非法绑架刘晓莲，以精神病为藉口将其非法关押在赤壁市浦纺精神病院（赤壁市蒲圻纺织总厂医院精神病专科）摧残。在精神病院，中共要刘晓莲配合写放弃修炼法轮功保证书转化，刘晓莲说：“正道绝对不配合邪道”，于是被注射毒针成了哑巴，然后释放。
刘晓莲毫不屈服，她拿笔亲自写下了自己被精神病院毒哑的迫害经过，其中写道：“恶医张主任及其帮凶使用高压电棍、电针电我四个小时、并指使年轻男精神病号侮辱、打骂、侵犯我。使用毒药灌食、吊针注射，一天一夜吊注毒药水十斤，毒害我的生命。这次注射后，我整个身体发黑，与黑人没甚么两样。这次我被邪恶毒昏了两天两夜，待我清醒时突然不能说话了，成哑巴了。”
2006年9月1日，已经是哑巴的刘晓莲再次被关进赤壁市浦纺精神病院。这一次把刘晓莲绑架进精神病院时，赤壁镇中共党委副书记周新华找到她丈夫“商量”说：“如果把她搞死，你打算要我们补偿多少安葬费呢？”在公安一定要搞死刘晓莲的目的之下，经过精神病院两年多的关押迫害，刘晓莲老人受尽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百般折磨，全身浮肿，进食困难，生命奄奄一息。2008年10月26日，刘晓莲老人含冤离世。
健康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
株连政策胁迫单位及家人成帮凶
此外，没有在精神病院被关押过的人，没有在精神病院工作过的人，很难真正地体会和了解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常年和真正的疯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的痛苦，它比蹲真正的监狱还令人恐怖。譬如，真正的患者因为不知道痛觉，一不留神，就可能会把手指咬掉，或把眼珠抠下来。中共为了达到恐怖威吓的效果，却故意将完全健康的迫害对像和这种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同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采取株连政策，将迫害与施害者的个人利益挂钩，包括精神科专家、医生及护士，公安、单位领导、同事及家属等等都是被株连的对象。
有受害人家属在高压政策下，因害怕受到经济、政治株连而主动选择迫害亲人。如中共以“不送精神病院即送劳教所”来恐吓、蒙骗受害人的家属，以致家属在“两害取其轻”的心态下将亲人送进火坑。有些家属甚至配合警察给“保外就医”的法轮功学员在家注射不明精神病药物。
“多少年后，小女儿悔恨地告诉我：当时她和爸爸第二次将我送进精神病院，想让我一直呆在那里，直到疯了再领回家。他们认为哪怕伺候一个疯子，也不想再担惊受怕。”原烟台警备区副司令的妻子说。这样一个人伦悲剧，就发生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中。
她说，丈夫当时是烟台警备区副司令员，在江泽民的“株连”政策下，我的丈夫和小女儿在极度恐怖的精神压力下，通过亲戚联系到一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编造了假病历，毓璜顶派出所的警察朱卫民和我丈夫、小女儿以检查身体为由，将我骗到精神病院，以精神病的名义直接送进病房。
进病房后她被强制换上病号服，被绑在床上打吊瓶、吃药，如果不吃，就会被从鼻子插进塑料管直接灌药或者捏着鼻子往嘴里灌。直到她精神即将崩溃的边缘，才被领回家。
着名画家齐白石的孙女、着名画家齐秉淑女士1999年“7.20”以后多次被抓，仅仅因为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坚信“真、善、忍”，还多次送进精神病院。1999年，她的哥哥伙同派出所及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医院的人强行将她关进精神病医院。精神病院的大夫说她得了“气功分裂症”，强行给她打针、吃药，并说“等甚么时候法轮功结束了甚么时候放。”在精神病院非法关押期间，她曾逃出来一次，但其兄伙同精神病医院的人再次将她关进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其子任凭齐的哥哥及派出所、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对她进行迫害，她儿子说：“接出来？接出来又得有人来找她。”
可以对迫害者施以控告
精神病院本来是使精神病人得以康复疗养之地，但在江氏集团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精神病院被演变成为肉体迫害和精神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工具，把所有中国人推向了道德毁灭的危险境地。
追查国际调查显示，十多年来，山东省利用精神病院虐杀法轮功学员情况最严重，其次是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四川、河北等地。
大陆知名维权律师兰志学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病迫害的案例很多，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就是自己经手的一个典型案例，目前已经掌握了姜伟在精神病院被迫害的证据，随时可以对迫害者施以控告。
中共大规模、系统化使用精神病院来迫害人权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后来很多上访的民众、维权人士、异见人士都成为精神病院迫害的受害者。
“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表示，把一个没有精神疾患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往往对受害者及其亲属造成极大伤害：“当一个家庭里面出现这样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对家庭的伤害非常大。首先，一个人关进去以后当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不完整了，家庭的生活呀，小孩的照顾影响都很大。当然最主要的是一般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丈夫或者妻子被关进精神病院，对他们家人在社会上的压力、影响非常大。所以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还是非常严重的，戴上精神病人的这个帽子以后，他往往这个帽子摘不掉，因此社会上对他有很多歧视。”
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指出：“用精神病院迫害社会活动家、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正是江泽民集团的拿手好戏。”
文章来源：大纪元
原山东淄博青年电脑工程师苏刚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5月被关进山东长乐市长乐精神病院里，连续七日里每日被注射药物两次，10天后死亡。这个案子被国际精神病协会以及联合国记录在案，是首例被强制注射精神病药物致死的案例。该案被国际媒体广泛报导。
中共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震惊国际社会。2003年5月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就用精神病医院进行人权迫害，“无条件”接受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独立调查”。
追查国际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目的是通过药物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突破封锁 海外曝光近8000案例
对于精神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病疗法摧残迫害的事例，从1999年7月以后陆续从中国大陆传出。从2000年开始，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海外媒体不断报导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的案例。
2000年1月21日，《纽约时报》对北京房山公安分局所属的周口店精神病院关押50多名法轮功学员一事进行综合报导，其中写道：“‘他们不是病人，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医院附近的一个警察局发言人杨阳（音译）今天告诉法新社记者。”
这则消息揭开了残酷黑幕的一角：中共正在利用精神病院大规模关押迫害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
2000年6月23日，《华盛顿邮报》报导了中国大陆32岁的计算机工程师苏刚令人震惊的经历，苏刚因拒绝放弃法轮功而多次被单位保安部门拘留。2000年4月25日，苏刚去北京上访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单位授权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苏刚的父亲苏德安说，医生一天给苏刚注射两次不明药物，一星期后，苏刚已不能正常吃饭或移动肢体。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苏刚即死于心脏衰竭。苏刚叔父苏莲禧因将“苏刚之死”真相公诸于世，不久被当局送入劳教所劳教三年。
海外明慧网大量报导了突破中共严密封锁透露出来的迫害案例，许多精神正常的法轮 功学员因被施以精神病治疗手段而迫害，甚至致死的真实事例。截止2014年3月，明慧网有关“精神病院”文章和消息共7701篇。因中共封锁消息，这些调查案例只是突破封锁传到海外的案例，仅是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
据“追查国际”和“中国精神卫生观察”联合追踪调查发现，中国上百所精神病院把“收治”法轮功学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把是否写保证放弃修炼作为评定治疗效果和出院的标准。
美、英精神病协会曾促独立调查
面对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事实，国际社会一直在呼唤正义。2000年5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滥用精神病学委员会督促世界精神病协会（WPA）调查中国精神病专家参与虐待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
2001年4月7日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发表新闻综述，指出美国精神病协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已督促世界精神病协会抗议中共政府使用精神病院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学员。2001年5月和7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和英国皇家精神病协会分别通过决议，要求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进行独立调查。
2002年10月13日，部分美国精神病学医师致信美参议员《美国精神病学医师致信美参议员：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要求关注中共滥用精神病学和医学迫害折磨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并呼吁美参议员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2003年11月21日，由世界各国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律师等组成了非政府组织——中国精神卫生观察（China Mental Health Watch）。2004年1月8日，该组织致信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中共滥用精神医疗方法对法轮学员进行的精神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医生： 作为酷刑 致死的例子很多
伦敦大学法律系及其东方与非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宾•蒙罗（Robin Munro）在他的题为《中国的司法精神病治疗及其政治滥用》的长达130页的报告中说，中共政府正在发动一场消灭法轮功的运动，将法轮功的坚定信仰者收押在精神病院里。1999年7月法轮功在中国被禁后，中共因政治原因把人关进精神病院的案例明显上升。
这篇研究发表在哥伦比亚亚洲法律期刊上。蒙罗说，中共公安部掌管一系列的特种医院，专门监禁所谓政治异议人士，如今用在法轮功成员身上，他还说，这种系统是从前苏联学来的。
蒙罗在强调其报告原始案例的来源时说：“我的证据来源于官方公开的资料。”
前美国精神病与法律科学院主席（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纽约医学院精神科科海尔波教授（Abraham Haplern）强烈关切在中国医院中，把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当成精神病病人强迫进行所谓的“治疗”，并以过量的强烈治疗精神病药物注入体内后却让他们回家等待死亡。
调查发现，频繁使用的药物包括“苏比利”、“冬眠灵”、“冬眠一号”、氯丙秦、（Perphenazine、Chlorpromazine、Fluphenazine、Fluorohydroxypiperidine）、癸酸酯长效剂和其它未知物质。
美国精神病专家Sunny Lu教授表示，这些药物给正常人服用或使用剂量过大会产生副作用，导致说话困难、行动迟缓，严重者抽风、甚至死亡。癸酸酯长效剂服用不当或剂量过大，副作用更大，更长效，会使人肌肉僵直、心力衰竭，甚至死亡。他们使用高剂量的，是作为一种苦刑，致死的例子很多。
她强调中国精神病协会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组织，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学术组织可以独立的存在，精神病的医生不能独立的做出诊断，让病人出院都不能独自的做出决定，完全是被政治所利用了。
2003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发布强烈声明
精神病治疗变成了中共迫害的政治的工具。曾调查过苏联类似迫害行动的精神病专家组织，正试图将大陆这种做法公布于世，并安排“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成员进行调查。
2002年7月，世界精神病学会（WPA）发表了长达300页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具体的事例说明中国存在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的问题，并说被中共当局关押进精神病院的不但有持不同政见者，还有法轮功学员。
2002年8月，在横滨举行的有120个国家约六千名心理学专家和精神病医生参加的世界精神病学会（WPA）年会上，与会者们通过了WPA与中国精神病学协会（CSP）赴北京举行联合调查的决议，并表示希望能够在2003年完成这一调查工作。
此项声明发布之后9个月时间里，大陆又传出32个新的用精神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包括3个新增的迫害致死案例。
2003年5月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就用精神病医院进行人权迫害，要求北京“无条件”接受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独立调查”。
海尔波教授（Abraham Haplern）表示：“这项声明明确要求北京当局接受对强迫用‘精神病治疗’来迫害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和不同政见者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个声明的措辞比任何人能想像的都强烈──要求北京当局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接受世界精神病协会成员去中国的任何一所医院进行独立调查，用自己的翻译……北京当局无法忽视这项声明。”
海尔波表示，这次的强烈谴责及声明，是希望让更多人能了解中共用精神病治疗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而把这些讯息传达给被蒙蔽的中国人民。
不过，这项调查工作被中共于2004年单方面临时取消。
2002年8月，人权观察与日内瓦精神病治疗委员会共同发表了中共滥用精神病治疗详细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诊断为精神病，不符合国际精神病诊断的标准。
联合国收录案例将通告全球
2005年，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诺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在他的中国实地考察报告中指出，在联合国收到的从中国的投诉案中，法轮功的案例占了百分之六十六，其中有百分之八的酷刑折磨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发生的。
2006年9月，跨国机构——公民人权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CCHR）首次在澳洲悉尼情人港会展中心举办了国际人权展，反映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精神迫害的图片以“中国的古拉格”（China's Gulags）为题在展览中出现。
澳洲公民人权委员会（CCHR）发言人麦克‧伍兹接受采访时说，展出法轮功受迫害的图片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在纳粹时期发生的事现在还在发生着，在纳粹时期使用过的技术、毁誉方式还在被使用着。
2008年11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反酷刑委员专门对精神病院强制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问题专门提出审查：“关于强制治疗──我们注意到中国刑法第18条规定：一位精神病患者如果犯罪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但必须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治疗；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注意到：本条款被错误的应用到非精神病患者身上，他们因为某些非医疗的原因而被羁押到精神病院中。比如本委员会所列举的胡静案例即属此类，而中共当局并未就此给出满意答覆（注：所谓‘胡静案例’，系‘法轮功人权’提交联合国的法轮功学员受精神病院迫害的其中一个案例）。”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2009年1月14日提交给本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的报告中指出，“很多情况下，这种关押与强制治疗是不经过法律审核的。比如，当联合国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访华时注意到，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们经常采用‘强制药物治疗’手段，改变被关押者的思想。”
迄今为止，在联合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联合国处理法轮功案例超过1000例，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收入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中的案例，意味着该案例将会通报各国政府，全球皆知。特派专员们将对侵犯人权的政府作出质询，各会员国必须予以回覆和解释，而他们的回覆与解释也记录在年度报告中。
利用精神病院系统迫害法轮功 美教授：中共承认
国际精神病协会（WPA）和中国精神病协会（CPA）2004年5月就世界各地对中共政府因为法轮功信仰而滥用精神病学手段惩罚其学员的指控达成协议。中共表示会纠正中国精神病学系统中的缺陷，他们说这些缺陷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误治和虐待。
参与协商的纽约医学院名誉教授哈罗德-艾斯特（Harold Eist）博士说，该协议不甚理想，但这个协议显示中共政府前所未有地承认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病疗法”。
为了摧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中共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说成是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对其使用药物摧残，致使法轮功学员要么被逼“转化”，要么被迫害成真正的精神病或中毒身亡，中共再反过来嫁祸、栽赃法轮功。
追查国际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在2004年4月对中国大陆15个省的100多家精神病医院（科）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显示：83%的精神病院（科）明确承认“收治”法轮功修炼者，其中超过半数的精神病院承认只为转化而强行关押没有精神病症状的法轮功学员，医务工作者也清楚知晓“收治”法轮功修炼者是在执行一项政治任务。
合肥精神病院主治医生承认是实施中共政法委命令：“药量也是他们定，命令你必须吃！”护士长直接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不是精神病，你是我们这里的特殊病人，其实就是政治犯。”
上海几所精神病院和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联合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提到法轮功已被政府定性，所以它不能诊断为气功相关精神障碍，建议诊断成法轮功相关的精神障碍。也就是说，在诊断标准上加入了政治性，在论文里面承认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据大陆一位神经内科医师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精神病医务工作者清楚地知道‘收治’法轮功修炼者是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但受当权者镇压政策压力，将法轮功学员收治入院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炼’字。只为转化而强行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病院在被抽样调查的医院中高达86%以上。”
利用精神病的名义来迫害法轮功，是由中共的公安系统主导的，在公安系统内部甚至有自己设置的20家精神病院，叫安康医院。2010年，中共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提到安康医院从1998年到2010年，收治的精神病人4万馀人次。人数暴增的时间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
在联合国关注下依然被迫害致死
为应付国际社会压力，中共当局的一些政策调整也自曝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的黑幕，中共警察网2010年5月28日报导一则消息也证实：“公安部：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
在许多地区，对法轮功学员作出“诊断”其患“精神病”的是派出所和“610”办公室而不是精神病院的医师。只须公安同意，精神病院就可以“收治”正常人；精神病院可以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对正常人施用破坏神经的药物。
湖北省赤壁市赤壁镇八宝刀村六十多岁法轮功学员刘晓莲在精神病院迫害两年多，于2008年10月26日含冤离世。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波文（Theo Van Boven）曾为刘晓莲老人发出了紧急呼吁，并向联合国负责言论自由特别报告专员送出了一项联合紧急控诉。
2002年6月，刘晓莲押到市人民医院注射破坏人体细胞的毒液。当天晚上毒液发作，刘晓莲七孔出血，上吐下泻。五天后，看守所警察确认刘晓莲快不行了，便让她丈夫写了担保，勒索3000元后释放。
回家后，刘晓莲挣扎着爬起来，到外面去揭露这场罪恶荒唐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与镇压。2006年5月13日，赤壁市公安局再次非法绑架刘晓莲，以精神病为藉口将其非法关押在赤壁市浦纺精神病院（赤壁市蒲圻纺织总厂医院精神病专科）摧残。在精神病院，中共要刘晓莲配合写放弃修炼法轮功保证书转化，刘晓莲说：“正道绝对不配合邪道”，于是被注射毒针成了哑巴，然后释放。
刘晓莲毫不屈服，她拿笔亲自写下了自己被精神病院毒哑的迫害经过，其中写道：“恶医张主任及其帮凶使用高压电棍、电针电我四个小时、并指使年轻男精神病号侮辱、打骂、侵犯我。使用毒药灌食、吊针注射，一天一夜吊注毒药水十斤，毒害我的生命。这次注射后，我整个身体发黑，与黑人没甚么两样。这次我被邪恶毒昏了两天两夜，待我清醒时突然不能说话了，成哑巴了。”
2006年9月1日，已经是哑巴的刘晓莲再次被关进赤壁市浦纺精神病院。这一次把刘晓莲绑架进精神病院时，赤壁镇中共党委副书记周新华找到她丈夫“商量”说：“如果把她搞死，你打算要我们补偿多少安葬费呢？”在公安一定要搞死刘晓莲的目的之下，经过精神病院两年多的关押迫害，刘晓莲老人受尽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百般折磨，全身浮肿，进食困难，生命奄奄一息。2008年10月26日，刘晓莲老人含冤离世。
健康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
株连政策胁迫单位及家人成帮凶
此外，没有在精神病院被关押过的人，没有在精神病院工作过的人，很难真正地体会和了解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常年和真正的疯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的痛苦，它比蹲真正的监狱还令人恐怖。譬如，真正的患者因为不知道痛觉，一不留神，就可能会把手指咬掉，或把眼珠抠下来。中共为了达到恐怖威吓的效果，却故意将完全健康的迫害对像和这种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同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采取株连政策，将迫害与施害者的个人利益挂钩，包括精神科专家、医生及护士，公安、单位领导、同事及家属等等都是被株连的对象。
有受害人家属在高压政策下，因害怕受到经济、政治株连而主动选择迫害亲人。如中共以“不送精神病院即送劳教所”来恐吓、蒙骗受害人的家属，以致家属在“两害取其轻”的心态下将亲人送进火坑。有些家属甚至配合警察给“保外就医”的法轮功学员在家注射不明精神病药物。
“多少年后，小女儿悔恨地告诉我：当时她和爸爸第二次将我送进精神病院，想让我一直呆在那里，直到疯了再领回家。他们认为哪怕伺候一个疯子，也不想再担惊受怕。”原烟台警备区副司令的妻子说。这样一个人伦悲剧，就发生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中。
她说，丈夫当时是烟台警备区副司令员，在江泽民的“株连”政策下，我的丈夫和小女儿在极度恐怖的精神压力下，通过亲戚联系到一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编造了假病历，毓璜顶派出所的警察朱卫民和我丈夫、小女儿以检查身体为由，将我骗到精神病院，以精神病的名义直接送进病房。
进病房后她被强制换上病号服，被绑在床上打吊瓶、吃药，如果不吃，就会被从鼻子插进塑料管直接灌药或者捏着鼻子往嘴里灌。直到她精神即将崩溃的边缘，才被领回家。
着名画家齐白石的孙女、着名画家齐秉淑女士1999年“7.20”以后多次被抓，仅仅因为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坚信“真、善、忍”，还多次送进精神病院。1999年，她的哥哥伙同派出所及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医院的人强行将她关进精神病医院。精神病院的大夫说她得了“气功分裂症”，强行给她打针、吃药，并说“等甚么时候法轮功结束了甚么时候放。”在精神病院非法关押期间，她曾逃出来一次，但其兄伙同精神病医院的人再次将她关进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其子任凭齐的哥哥及派出所、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对她进行迫害，她儿子说：“接出来？接出来又得有人来找她。”
可以对迫害者施以控告
精神病院本来是使精神病人得以康复疗养之地，但在江氏集团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精神病院被演变成为肉体迫害和精神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工具，把所有中国人推向了道德毁灭的危险境地。
追查国际调查显示，十多年来，山东省利用精神病院虐杀法轮功学员情况最严重，其次是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四川、河北等地。
大陆知名维权律师兰志学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病迫害的案例很多，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就是自己经手的一个典型案例，目前已经掌握了姜伟在精神病院被迫害的证据，随时可以对迫害者施以控告。
中共大规模、系统化使用精神病院来迫害人权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后来很多上访的民众、维权人士、异见人士都成为精神病院迫害的受害者。
“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表示，把一个没有精神疾患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往往对受害者及其亲属造成极大伤害：“当一个家庭里面出现这样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对家庭的伤害非常大。首先，一个人关进去以后当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不完整了，家庭的生活呀，小孩的照顾影响都很大。当然最主要的是一般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丈夫或者妻子被关进精神病院，对他们家人在社会上的压力、影响非常大。所以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还是非常严重的，戴上精神病人的这个帽子以后，他往往这个帽子摘不掉，因此社会上对他有很多歧视。”
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指出：“用精神病院迫害社会活动家、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正是江泽民集团的拿手好戏。”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