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9月04日讯】在抗日真相系列报导之三——抗战中的共军上集中，我们通过国共两军军力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对比，惊然发现在中日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国军牺牲超过七成，但共军在抗战后竟然壮大了百倍不止！那么共军究竟在抗战中做了甚么？又如何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请看下面的的报导。
提起中共宣传的“抗战史”，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及抗日电影必演的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但实际上，开展游击战并非是共军的专利，抗战初期早已被国军使用于日军后方，甚至国军的游击战部队更统一、编制更完善。
据着名史学家张其昀编着的《先总统蒋公全集》记载，蒋介石早在1938年，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时就曾提出，以游击战术配合正规战，迂回侧击包抄敌人，“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的一切接济，使他后路断绝增援，战车没有汽油接济，枪炮没有弹药，官兵没有食粮，通讯完全封锁，使他必趋溃灭。”蒋介石甚至还指出“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
据记载，抗日战争开始后仅一年，国军在敌后战场的兵力已有近三十个师，后来又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到1943年时，国军有组织编制的游击部队，和华北地区三大敌后游击区基本丧失。于此相反的是，共军的游击队却迅速增加，还建立起了大量的所谓“敌后抗日根据地”。
那么，装备精良的国军的敌后游击队和敌后战区为甚么消失了？而靠着土枪土炮和从地方蒐罗来的杂牌武器发展起来的中共游击队，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很多战争中幸存的国军和国民党将领揭露，共军进入敌后，并不对日作战，而是袭击国军。尤其当国军与日军作战时，共军便乘人之危，夹击国军。甚至勾结日军消灭国军，战后趁机收缴国军械弹，收编战俘。
历史学者、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中共所谓的游击战，实际上是‘游而不击’，而且它经常是跟着百姓一块跑，日军来扫荡的时候，它就穿便服，就跟着老百姓一块跑了。中共在八年当中制定的政策就是‘七分的发展’，就是它要利用一切可以发展的机会壮大自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打国军，要远远大于它打日军。“
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郭潜，曾随红军长征并担任过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职，他在着作《中共史论》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因此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他在书中指出，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所谓边区政权，是靠摧毁合法的地方政府、屠杀国民政府在敌后的官员、工作人员以及地方抗日志士建立起来的。
书中还描写，共军俘虏国军后，如审查出国民党身份，即刻拉出活埋，据逃出的士兵讲述，用刑之惨，不亚于置身阎罗殿。手段之毒辣险狠，非笔墨所可形容。作者认为，这种为了壮大自己，消灭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做法，在客观上就帮助了敌人，无异与日寇汉奸站在同一战线。
旅德政治评论家仲维光：“大家要理解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就首先要理解、认识到中共在做一切事情，都是在以它们这一个小集团的利益和权利为中心，这在抗日战争中也同样是如此。在经历了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上的历史的民众眼里，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此外，《中共史论》还揭露了中共在敌后的种种发家史：如搜刮食粮、强行征税、擅发钞票、掠夺民间财富；种植鸦片，贩卖毒品；绑票勒捐、擅肥噬人。此外还强迫征收地方抗日武装，扶植地方流氓地痞、鼓动阶级斗争，其为祸之烈并不亚于汉奸政权。
如果上述描述属实，就不难解释，为何国军后方不保而共军得以养肥。
在最后一期抗日系列真相节目中，让我们共同揭晓，谁才是当之无愧的抗战中流砥柱，请继续关注。
采访编辑/张天宇
提起中共宣传的“抗战史”，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及抗日电影必演的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但实际上，开展游击战并非是共军的专利，抗战初期早已被国军使用于日军后方，甚至国军的游击战部队更统一、编制更完善。
据着名史学家张其昀编着的《先总统蒋公全集》记载，蒋介石早在1938年，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时就曾提出，以游击战术配合正规战，迂回侧击包抄敌人，“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的一切接济，使他后路断绝增援，战车没有汽油接济，枪炮没有弹药，官兵没有食粮，通讯完全封锁，使他必趋溃灭。”蒋介石甚至还指出“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
据记载，抗日战争开始后仅一年，国军在敌后战场的兵力已有近三十个师，后来又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到1943年时，国军有组织编制的游击部队，和华北地区三大敌后游击区基本丧失。于此相反的是，共军的游击队却迅速增加，还建立起了大量的所谓“敌后抗日根据地”。
那么，装备精良的国军的敌后游击队和敌后战区为甚么消失了？而靠着土枪土炮和从地方蒐罗来的杂牌武器发展起来的中共游击队，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很多战争中幸存的国军和国民党将领揭露，共军进入敌后，并不对日作战，而是袭击国军。尤其当国军与日军作战时，共军便乘人之危，夹击国军。甚至勾结日军消灭国军，战后趁机收缴国军械弹，收编战俘。
历史学者、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中共所谓的游击战，实际上是‘游而不击’，而且它经常是跟着百姓一块跑，日军来扫荡的时候，它就穿便服，就跟着老百姓一块跑了。中共在八年当中制定的政策就是‘七分的发展’，就是它要利用一切可以发展的机会壮大自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打国军，要远远大于它打日军。“
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郭潜，曾随红军长征并担任过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职，他在着作《中共史论》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因此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他在书中指出，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所谓边区政权，是靠摧毁合法的地方政府、屠杀国民政府在敌后的官员、工作人员以及地方抗日志士建立起来的。
书中还描写，共军俘虏国军后，如审查出国民党身份，即刻拉出活埋，据逃出的士兵讲述，用刑之惨，不亚于置身阎罗殿。手段之毒辣险狠，非笔墨所可形容。作者认为，这种为了壮大自己，消灭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做法，在客观上就帮助了敌人，无异与日寇汉奸站在同一战线。
旅德政治评论家仲维光：“大家要理解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就首先要理解、认识到中共在做一切事情，都是在以它们这一个小集团的利益和权利为中心，这在抗日战争中也同样是如此。在经历了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上的历史的民众眼里，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此外，《中共史论》还揭露了中共在敌后的种种发家史：如搜刮食粮、强行征税、擅发钞票、掠夺民间财富；种植鸦片，贩卖毒品；绑票勒捐、擅肥噬人。此外还强迫征收地方抗日武装，扶植地方流氓地痞、鼓动阶级斗争，其为祸之烈并不亚于汉奸政权。
如果上述描述属实，就不难解释，为何国军后方不保而共军得以养肥。
在最后一期抗日系列真相节目中，让我们共同揭晓，谁才是当之无愧的抗战中流砥柱，请继续关注。
采访编辑/张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