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201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估计准财政供养人员总人数超过1000万。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第三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量。中国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参考报）
中国的“官民比”到底是多少？或者说究竟有多少人在“吃皇粮”？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就自己做了一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结论却是“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所以中国的官民比例实际应该高达1对18。
而去年《了望》新闻周刊发专家文章驳“中国26人养1名公务员”，专家称，一种较普遍说法是中国官民比1:26，26个纳税人供养1名公务员。事实上，该说法将国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工勤人员及离退休干部纳入公务员范畴，严格意义上说，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08.9万人，真正官民比为1:191。这一比例低于英国俄国等。英国为1:118，俄为1:84.1。
关于“官民比”有的有的说1:198，还有的说是1:18……这里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说法。其实大家讨论的事实基础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统计口径的大小而已。说官民比不高的，是把“官”限于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说官民比高的，则是将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也包括在内。支持后者的人认为：除了狭义的公务员外，事业单位、准公务员、国企管理人员、靠罚款和收费的非编制人员，还有离退休人员，难道不都由纳税人输血供养么？
官民比的不同版本，使人不知相信哪个版本为好？那就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前两年华商报一则新闻报导，原话是这样说的：“昨日上午，礼泉县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一间崭新的教室内，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的电脑。来自全县94个镇区及部门的426名党员干部，正在参加由县上统一组织的综合知识考试。作为全县2万多名党员干部“大考”的首批考生，他们的这场考试被全程视频直播。”这就为我们计算判断“官民比”提供了典型实例。陕西省礼泉县是一个中等县，人口在45万人左右。如果干部有2万人的话，那么这个县的“官民比”就是1：22.5。
中国的官民比究竟是多少，这些年之所以一直有争议，在于民间的想把这个数字变大，官方想把这个数字变小。为什么呢？因为数字体现的就是中国有多少人在吃“皇粮”，有多少人由纳税人供养着“为人民服务”。数字太大了，总让人联想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其实，老百姓质疑当代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数字之高，最关心的是当代中国各类“吃皇粮人员”到底干了些什么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两个关键性问题。
有统计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这不仅是政府机构臃肿、冗员过多的问题，还与“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有关。行政成本过高，不仅助长了奢侈浪费与腐败行为，也挤压了民生开支。官民比要降，过高的行政成本更要压缩，不能把老百姓辛辛苦苦交的税全变成茅台酒、天价茶叶与豪车。
“官民比”是一个表面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行政成本。据统计，中国官员系统，负责人与办事人员之比为1：0、84，而美国这一比例为1：1、17，日本为1：3、6。而且，他们的官员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平常大多处于社会基层，起公共服务的作用。而我国的官员大多以坐办公室为主，惯于发号施令。大家知道，官多兵少，指挥官多于战士，真正效率也就难于体现了。
现代政府理论认为，一个合理的政府规模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保持政府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建设“有限政府”的关键，并不在于公务员规模含义上“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哪个更好些，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是否“有效”、“有为”。过去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是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的原因，也是人们对官民比认识分歧巨大的根本所在。
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现象，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异常普遍。副职多、秘书长多、萝卜招聘多、吃空饷者多，凡此种种，媒体隔三差五就能曝光一个案例，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官多为患”印象。近些年，精简机构虽然被多次提起，但改革的结果往往是机构的确少了，曾经的官员却个个都在。一个关键原因还是冗馀官员无处安排。
争论“官民比”的数字不能掩盖真问题，更不能因此而延误对真问题的求解。当民众目睹政府机构廉洁高效，从自己供养的公职人员那里能够体验到主人的感觉之际，关于“官民比”的纠结将自然消解。需要关注的不是所谓“官民比”的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用来“供养”公务员的公共财产的收入、支出、监管是否合法、有规、有序，是否高效，纳税人是否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段。
－－转自作者博客（http://blog.tianya.cn/post-4385507-96388951-1.shtml）
中国的“官民比”到底是多少？或者说究竟有多少人在“吃皇粮”？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就自己做了一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结论却是“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所以中国的官民比例实际应该高达1对18。
而去年《了望》新闻周刊发专家文章驳“中国26人养1名公务员”，专家称，一种较普遍说法是中国官民比1:26，26个纳税人供养1名公务员。事实上，该说法将国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工勤人员及离退休干部纳入公务员范畴，严格意义上说，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08.9万人，真正官民比为1:191。这一比例低于英国俄国等。英国为1:118，俄为1:84.1。
关于“官民比”有的有的说1:198，还有的说是1:18……这里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说法。其实大家讨论的事实基础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统计口径的大小而已。说官民比不高的，是把“官”限于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说官民比高的，则是将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也包括在内。支持后者的人认为：除了狭义的公务员外，事业单位、准公务员、国企管理人员、靠罚款和收费的非编制人员，还有离退休人员，难道不都由纳税人输血供养么？
官民比的不同版本，使人不知相信哪个版本为好？那就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前两年华商报一则新闻报导，原话是这样说的：“昨日上午，礼泉县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一间崭新的教室内，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的电脑。来自全县94个镇区及部门的426名党员干部，正在参加由县上统一组织的综合知识考试。作为全县2万多名党员干部“大考”的首批考生，他们的这场考试被全程视频直播。”这就为我们计算判断“官民比”提供了典型实例。陕西省礼泉县是一个中等县，人口在45万人左右。如果干部有2万人的话，那么这个县的“官民比”就是1：22.5。
中国的官民比究竟是多少，这些年之所以一直有争议，在于民间的想把这个数字变大，官方想把这个数字变小。为什么呢？因为数字体现的就是中国有多少人在吃“皇粮”，有多少人由纳税人供养着“为人民服务”。数字太大了，总让人联想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其实，老百姓质疑当代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数字之高，最关心的是当代中国各类“吃皇粮人员”到底干了些什么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两个关键性问题。
有统计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这不仅是政府机构臃肿、冗员过多的问题，还与“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有关。行政成本过高，不仅助长了奢侈浪费与腐败行为，也挤压了民生开支。官民比要降，过高的行政成本更要压缩，不能把老百姓辛辛苦苦交的税全变成茅台酒、天价茶叶与豪车。
“官民比”是一个表面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行政成本。据统计，中国官员系统，负责人与办事人员之比为1：0、84，而美国这一比例为1：1、17，日本为1：3、6。而且，他们的官员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平常大多处于社会基层，起公共服务的作用。而我国的官员大多以坐办公室为主，惯于发号施令。大家知道，官多兵少，指挥官多于战士，真正效率也就难于体现了。
现代政府理论认为，一个合理的政府规模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保持政府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建设“有限政府”的关键，并不在于公务员规模含义上“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哪个更好些，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是否“有效”、“有为”。过去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是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的原因，也是人们对官民比认识分歧巨大的根本所在。
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现象，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异常普遍。副职多、秘书长多、萝卜招聘多、吃空饷者多，凡此种种，媒体隔三差五就能曝光一个案例，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官多为患”印象。近些年，精简机构虽然被多次提起，但改革的结果往往是机构的确少了，曾经的官员却个个都在。一个关键原因还是冗馀官员无处安排。
争论“官民比”的数字不能掩盖真问题，更不能因此而延误对真问题的求解。当民众目睹政府机构廉洁高效，从自己供养的公职人员那里能够体验到主人的感觉之际，关于“官民比”的纠结将自然消解。需要关注的不是所谓“官民比”的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用来“供养”公务员的公共财产的收入、支出、监管是否合法、有规、有序，是否高效，纳税人是否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段。
－－转自作者博客（http://blog.tianya.cn/post-4385507-96388951-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