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0月12日讯】26年前因积极推动和引导中国学生民主运动而被中共当局列入“六四黑手”名单的万润南，在流亡海外后，曾在纪念“六四事件”时发文披露了自己当年策划和推动的两件事，并特别申明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与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无关。
原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六四事件”后，于1989年6月30日被中共当局列入“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俗称“六四黑手”）名单中。2006年“六四事件”17周年之际，已流亡海外的万润南先后撰文《十七年前，我做了两件事》和《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主动披露了当年他曾全力推动而终究未能成功的两件鲜为人知的事情——1，企图促成召开一次人大常委紧急会议；2，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据万润南的回忆，1989年5月中下旬，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引起中共当局的恐慌，北京已开始戒严。当时，以曹思源为首的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曾参与在幕后运作，希望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万润南同意曹的想法，并积极参与推动这件事情的落实。之后，在万润南的支持下，由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为推动此事而全力进行院外活动。
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审阅了《建议书》后，表示明确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5月21日晚开始到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
最后，一共有46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57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
1989年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老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24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当时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表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随后，李鹏对此事件进行了追查。未及六四开枪，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万润南的座车被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这时候，万润南在公司召开的大会上明确表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活动我知情，也赞同。我鼓励四通同人：我们的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
此外，1989年5月22日下午4时许，万润南还曾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万润南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行动，赞扬他们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了贡献，同时也告诫他们：民主不是一天可以达成的。提醒他们凡事必须考虑到社会承受力。再在广场上僵持下去，会成为军队镇压的理由。
万润南对学生领袖们建议说，“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再坚持校园斗争。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他提醒学生：“你们应当知道，军队进城意味着什么？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广场上没有学生了，部队进城就没有理由了。”
5月23日，四通公司的曹务奇根据万润南与学生对话的内容，又起草了一份《倡议书》，由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并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导。
《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万润南在《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一文中进一步说明：自己当年做这两件事，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员委托，也与赵紫阳或其秘书没有任何关系，是自己独自作出的决定。
当时对自己有影响的是曾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已75岁的李昌和时任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
据回顾，李昌曾联合十位退休上将出面反对北京当局戒严，反对中共当局对学生动用暴力。为此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而罗征启则曾经领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达了关注，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层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但后来被中共清算时被说成是“官办动乱”，罗也因此被“双开”。
原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六四事件”后，于1989年6月30日被中共当局列入“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俗称“六四黑手”）名单中。2006年“六四事件”17周年之际，已流亡海外的万润南先后撰文《十七年前，我做了两件事》和《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主动披露了当年他曾全力推动而终究未能成功的两件鲜为人知的事情——1，企图促成召开一次人大常委紧急会议；2，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据万润南的回忆，1989年5月中下旬，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引起中共当局的恐慌，北京已开始戒严。当时，以曹思源为首的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曾参与在幕后运作，希望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万润南同意曹的想法，并积极参与推动这件事情的落实。之后，在万润南的支持下，由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为推动此事而全力进行院外活动。
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审阅了《建议书》后，表示明确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5月21日晚开始到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
最后，一共有46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57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
1989年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老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24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当时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表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随后，李鹏对此事件进行了追查。未及六四开枪，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万润南的座车被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这时候，万润南在公司召开的大会上明确表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活动我知情，也赞同。我鼓励四通同人：我们的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
此外，1989年5月22日下午4时许，万润南还曾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万润南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行动，赞扬他们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了贡献，同时也告诫他们：民主不是一天可以达成的。提醒他们凡事必须考虑到社会承受力。再在广场上僵持下去，会成为军队镇压的理由。
万润南对学生领袖们建议说，“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再坚持校园斗争。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他提醒学生：“你们应当知道，军队进城意味着什么？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广场上没有学生了，部队进城就没有理由了。”
5月23日，四通公司的曹务奇根据万润南与学生对话的内容，又起草了一份《倡议书》，由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并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导。
《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万润南在《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一文中进一步说明：自己当年做这两件事，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员委托，也与赵紫阳或其秘书没有任何关系，是自己独自作出的决定。
当时对自己有影响的是曾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已75岁的李昌和时任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
据回顾，李昌曾联合十位退休上将出面反对北京当局戒严，反对中共当局对学生动用暴力。为此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而罗征启则曾经领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达了关注，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层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但后来被中共清算时被说成是“官办动乱”，罗也因此被“双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