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华裔作家齐家贞女士这本《黑墙里的幸存者》（台湾秀威出版公司，2014年），初版书名是《自由神的眼泪》（香港明报出版公司，2000年），讲的是毛时代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
在《再版前言》里，齐家贞引用了雨果《悲惨世界》序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依我之见，雨果诚然是大文豪，但是他这段话引到齐家贞这本书前，却显得太轻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哪里有我们生活过的世界悲惨？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还有鲁迅，他们顶多见识了第八层地狱，就把最高级的形容词都用完了，害得我们领教过第十八层地狱的人都找不到词来形容了。
齐家贞这本书内容很丰富。这里我只谈一个问题：思想改造的问题，即洗脑和反洗脑的问题。
1961年9月29日，年方二十的齐家贞因“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和她同案被捕入狱的还有她的父亲齐尊周。其实，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案”本是子虚乌有，是公安局派密探设局，鼓动、引诱和编织出来的。这使我想起香港作家黄琉写的长篇小说《逆党》（香港田园书屋，1990年），写的也是公安局派密探设局，把几个身处下层、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构陷成“现行反革命集团”。
同样是关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劳动改造，父亲和女儿却是两个相反的典型，父亲拒不认罪，决心在专政机关里闯过“威武不能屈”的关口；女儿却认罪，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父亲是反洗脑的典型，女儿是被洗脑的典型。共产党的洗脑术，为什么在齐家贞这种人身上能获得巨大成功，而在齐家贞父亲这种人身上又碰壁了呢？
我先前写过一本专门探究共产党搞的思想改造即洗脑的书《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齐家贞这本书正好提供了一个案例。
首先，思想改造之所以能在很多人身上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利用了一般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这对于被监禁、被劳改的人来说尤其明显。共产党说得很清楚：抗拒改造死路一条，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尽管在实际中，一个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也未必就被宽大处理，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要是你不接受改造则肯定不会有出路。齐家贞由于认罪并积极改造，结果是提前释放，她的父亲由于不认罪和抗拒改造，曾经被关进小号受更大的折磨，甚至在公安局已经明知他被卷进“反革命集团案”是冤枉的，但仍然不肯将他释放，还硬让他坐满刑期。所以，一般人落到被监禁、被劳改的地步，多半是会选择接受改造的。
但是，思想改造具有二重性，它是主动与被动的结合。一个人迫于外部压力而说出违心的话，做出违心的事，但其内心并不认同，那就还不能算洗脑成功。成功的洗脑必须还要有被洗脑者的某种主动认同。象齐家贞，到后来自己都觉得自己确实有罪，被监禁、被劳改都是罪有应得，甚至在提前释放出狱后，在和亲朋好友的私下交谈时都显得很正统，以至于一位朋友要说：“家贞姐姐的话比省委书记还要进步。”可见是真的被洗脑了。那么，齐家贞是怎样被洗脑的呢？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写道：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对大多数人威力无敌，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索尔仁尼琴说：“斯大林在布哈林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威力。”
齐家贞的情况正是如此，而且还有过之。20岁的齐家贞本来还不是“反革命”，只是对当时的社会有若干不满，她的“反动思想”还处于朦胧状态，不明确不成型，更谈不上坚定。作为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由于党国多年的灌输教育，齐家贞满脑子还是党国伟大、光荣、正确的神话，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毫无概念，“无罪推定”更是闻所未闻。这样，当党国宣布她是罪犯是反革命，齐家贞首先想到的不是抗议，甚至也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怀疑自己错了，认为自己果然是罪犯是反革命。
在压力下，不少被压迫者都会产生向压迫者认同的愿望。正因为齐家贞本来还是认同共产党的，起码是不曾明确地反对共产党，因此，她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就会进一步顺从共产党。一般人只知道压迫会导致反抗，他们不知道压迫也会强化忠诚。洗脑就是运用压力去强化人们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被强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个人可以极为痛苦而又相当真诚地承认自己有罪，甚至会承认自己犯下了自己实际上从未犯过的罪行。
齐家贞写道：“当一个政权把你教育得使你不会对它的正确性有任何怀疑的可能时，你便开始怀疑起你自己。你被抓了，你根本没有想过抓错了，而是竭尽全力从心的角角落落翻出'反动思想'，从生活的饮食起居各个方面搜寻出'犯罪的事实'，以证明他们把你抓对了。老百姓看见公安局逮捕了我，认为我是个反革命，我自己和他们想的一样，也认为自己被抓了，所以我是反革命。”
在封闭的环境之内，在政权的高压之下，一个人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以及精神上的彻底孤立，从而也就很容易对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别人给你强加的那些罪名，正好起到了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于是你发现你果然象批判者所说的那样反动，越想越象，越象越想，最终精神的自我防卫彻底崩溃。你岂止是有了犯罪感，而且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到了这时候，要让你恢复自信，相信自己是个好人，恐怕还不容易了呢。
就这样，再加上自觉不自觉的趋利避害本能，齐家贞低头认罪，积极改造，成了被洗脑的典型。那么，齐家贞的父亲呢？齐家贞的父亲为什么能抗拒洗脑，成为反洗脑的典型呢？且听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在《再版前言》里，齐家贞引用了雨果《悲惨世界》序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依我之见，雨果诚然是大文豪，但是他这段话引到齐家贞这本书前，却显得太轻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哪里有我们生活过的世界悲惨？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还有鲁迅，他们顶多见识了第八层地狱，就把最高级的形容词都用完了，害得我们领教过第十八层地狱的人都找不到词来形容了。
齐家贞这本书内容很丰富。这里我只谈一个问题：思想改造的问题，即洗脑和反洗脑的问题。
1961年9月29日，年方二十的齐家贞因“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和她同案被捕入狱的还有她的父亲齐尊周。其实，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案”本是子虚乌有，是公安局派密探设局，鼓动、引诱和编织出来的。这使我想起香港作家黄琉写的长篇小说《逆党》（香港田园书屋，1990年），写的也是公安局派密探设局，把几个身处下层、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构陷成“现行反革命集团”。
同样是关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劳动改造，父亲和女儿却是两个相反的典型，父亲拒不认罪，决心在专政机关里闯过“威武不能屈”的关口；女儿却认罪，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父亲是反洗脑的典型，女儿是被洗脑的典型。共产党的洗脑术，为什么在齐家贞这种人身上能获得巨大成功，而在齐家贞父亲这种人身上又碰壁了呢？
我先前写过一本专门探究共产党搞的思想改造即洗脑的书《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齐家贞这本书正好提供了一个案例。
首先，思想改造之所以能在很多人身上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利用了一般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这对于被监禁、被劳改的人来说尤其明显。共产党说得很清楚：抗拒改造死路一条，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尽管在实际中，一个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也未必就被宽大处理，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要是你不接受改造则肯定不会有出路。齐家贞由于认罪并积极改造，结果是提前释放，她的父亲由于不认罪和抗拒改造，曾经被关进小号受更大的折磨，甚至在公安局已经明知他被卷进“反革命集团案”是冤枉的，但仍然不肯将他释放，还硬让他坐满刑期。所以，一般人落到被监禁、被劳改的地步，多半是会选择接受改造的。
但是，思想改造具有二重性，它是主动与被动的结合。一个人迫于外部压力而说出违心的话，做出违心的事，但其内心并不认同，那就还不能算洗脑成功。成功的洗脑必须还要有被洗脑者的某种主动认同。象齐家贞，到后来自己都觉得自己确实有罪，被监禁、被劳改都是罪有应得，甚至在提前释放出狱后，在和亲朋好友的私下交谈时都显得很正统，以至于一位朋友要说：“家贞姐姐的话比省委书记还要进步。”可见是真的被洗脑了。那么，齐家贞是怎样被洗脑的呢？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写道：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对大多数人威力无敌，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索尔仁尼琴说：“斯大林在布哈林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威力。”
齐家贞的情况正是如此，而且还有过之。20岁的齐家贞本来还不是“反革命”，只是对当时的社会有若干不满，她的“反动思想”还处于朦胧状态，不明确不成型，更谈不上坚定。作为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由于党国多年的灌输教育，齐家贞满脑子还是党国伟大、光荣、正确的神话，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毫无概念，“无罪推定”更是闻所未闻。这样，当党国宣布她是罪犯是反革命，齐家贞首先想到的不是抗议，甚至也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怀疑自己错了，认为自己果然是罪犯是反革命。
在压力下，不少被压迫者都会产生向压迫者认同的愿望。正因为齐家贞本来还是认同共产党的，起码是不曾明确地反对共产党，因此，她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就会进一步顺从共产党。一般人只知道压迫会导致反抗，他们不知道压迫也会强化忠诚。洗脑就是运用压力去强化人们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被强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个人可以极为痛苦而又相当真诚地承认自己有罪，甚至会承认自己犯下了自己实际上从未犯过的罪行。
齐家贞写道：“当一个政权把你教育得使你不会对它的正确性有任何怀疑的可能时，你便开始怀疑起你自己。你被抓了，你根本没有想过抓错了，而是竭尽全力从心的角角落落翻出'反动思想'，从生活的饮食起居各个方面搜寻出'犯罪的事实'，以证明他们把你抓对了。老百姓看见公安局逮捕了我，认为我是个反革命，我自己和他们想的一样，也认为自己被抓了，所以我是反革命。”
在封闭的环境之内，在政权的高压之下，一个人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以及精神上的彻底孤立，从而也就很容易对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别人给你强加的那些罪名，正好起到了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于是你发现你果然象批判者所说的那样反动，越想越象，越象越想，最终精神的自我防卫彻底崩溃。你岂止是有了犯罪感，而且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到了这时候，要让你恢复自信，相信自己是个好人，恐怕还不容易了呢。
就这样，再加上自觉不自觉的趋利避害本能，齐家贞低头认罪，积极改造，成了被洗脑的典型。那么，齐家贞的父亲呢？齐家贞的父亲为什么能抗拒洗脑，成为反洗脑的典型呢？且听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