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0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李明报导）杜润生去世后，媒体普遍在报导中把他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日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徐庆全发文表示，其实这个称号对杜润生老先生并不合适，杜老先生本人就曾经否定了这个称号，他曾指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他做的不过是“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而已。
10月19日，徐庆全发文回顾了中共建政以后，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几次大改变，指出，杜润生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是实事，但他的贡献与“农村改革之父”并没有什么“逻辑层面的联系”。
文章表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农民常态化的生存方式原本就是一家一户的农耕经济。这种“怡然自得的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955年。但1955年以后，毛泽东不耐烦地把邓子恢和杜润生共同主持的农村工作部称为“小脚女人”，并一手推动了所谓“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打破了中国农民原来的生产方式，进入了“瞎折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搞得广大农民吃不饱肚子。
在此期间，忍饥挨饿的中国农民曾一次一次顽强地想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方式，比如：1956年永嘉县实行包产到户；1960年代初期，安徽等地方也开始进行这种尝试，却都被毛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给一次一次地打压下去。
到了1978年前后，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首先他大刀阔斧，“清帮治皖”；之后，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并在全省推广；同时，主政四川的赵紫阳也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取得很好的效果。当时中国农民的强烈愿望，就是从计划经济回到小农经济。
文章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农民，其实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
但当年，毛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与毛的主张站到了对立面。当时主持的国家农委的杜润生，也选择了支持、满足农民愿望的态度，并为了推动农村的改革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据称，当年在杜润生手下工作的刘堪曾解释说：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吃饱肚子的动力；农民要吃饭，问题非常简单。阻力主要不是在什么目标设计、制度创新，甚至也不直接关系社会利益的调节。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样，只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肯定农民的经验就够了。而当时的阻力在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因此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服，说服上面，说服各级干部，说服各部门和各界，甚至还要说服农民，因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罪行已成为历史冤案了。……杜老最擅长的工作就是说服人。”
文章同时披露，杜润生本人也并不认同什么“农村改革之父”这一说法。他曾说：“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据披露，2005年，在《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出版时，编辑在封底介绍中就曾把杜润生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而杜润生看后当即把这句一笔划掉。编辑争取要保留，杜老先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95岁的杜老依然声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我们做的不过是“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而已。
文章称，杜润生晚年，念念不忘的改革设计是突破两大难题——市场关、民主关。他认为，突破这两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10月19日，徐庆全发文回顾了中共建政以后，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几次大改变，指出，杜润生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是实事，但他的贡献与“农村改革之父”并没有什么“逻辑层面的联系”。
文章表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农民常态化的生存方式原本就是一家一户的农耕经济。这种“怡然自得的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955年。但1955年以后，毛泽东不耐烦地把邓子恢和杜润生共同主持的农村工作部称为“小脚女人”，并一手推动了所谓“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打破了中国农民原来的生产方式，进入了“瞎折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搞得广大农民吃不饱肚子。
在此期间，忍饥挨饿的中国农民曾一次一次顽强地想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方式，比如：1956年永嘉县实行包产到户；1960年代初期，安徽等地方也开始进行这种尝试，却都被毛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给一次一次地打压下去。
到了1978年前后，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首先他大刀阔斧，“清帮治皖”；之后，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并在全省推广；同时，主政四川的赵紫阳也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取得很好的效果。当时中国农民的强烈愿望，就是从计划经济回到小农经济。
文章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农民，其实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
但当年，毛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与毛的主张站到了对立面。当时主持的国家农委的杜润生，也选择了支持、满足农民愿望的态度，并为了推动农村的改革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据称，当年在杜润生手下工作的刘堪曾解释说：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吃饱肚子的动力；农民要吃饭，问题非常简单。阻力主要不是在什么目标设计、制度创新，甚至也不直接关系社会利益的调节。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样，只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肯定农民的经验就够了。而当时的阻力在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因此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服，说服上面，说服各级干部，说服各部门和各界，甚至还要说服农民，因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罪行已成为历史冤案了。……杜老最擅长的工作就是说服人。”
文章同时披露，杜润生本人也并不认同什么“农村改革之父”这一说法。他曾说：“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据披露，2005年，在《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出版时，编辑在封底介绍中就曾把杜润生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而杜润生看后当即把这句一笔划掉。编辑争取要保留，杜老先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95岁的杜老依然声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我们做的不过是“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而已。
文章称，杜润生晚年，念念不忘的改革设计是突破两大难题——市场关、民主关。他认为，突破这两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