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官员自杀的文章，但迟迟难以动笔，因为我对这个特殊群体的自裁心里逻辑始终没有找到“合理”解释，正当我快失去热衷时，柳州的市长，恩施的财长，蛟河的警长，连续在一周之内的接力跳杀又重新点燃我的亢奋思绪，觉得是该为他们写点什么了。
毋庸置疑，官员自裁的频度、密度和烈度在随这个国家的紧张度与日俱增。自“韬光养晦”成为对外潜规则以来，这个国家就不再有国际威胁，所有的威胁均源自一个统一的社会矛盾格局：官民对立。当然，从世界范围看，所有国家的官民都基本处于对立状态，但本质区别是：正常国家都是国民天然与官为敌，非正常国家都是官员天然与民为敌。前者让官民双方越来越安全，后者却让官民双方越来越危险，而中国天然不属于前者。因此，在中国做民很难，但做官更难，没有与民为敌的决心和意志可能连一个小村长都做不下来。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彻底排除官员自杀的抑郁症逻辑。因为抑郁症是一种慢性病，是长期因某种压力得不到释放而积累起来的一种精神忧虑症。但在这里只有他们是专门制造国民抑郁的天然病灶，正如动物世界，只有羊因为狼而抑郁，狼怎么可能因为羊而抑郁呢？即便狼有来自狮子老虎的压力，也还可以找羊来排解。因此，在中国你说谁得抑郁症都可信，但唯独你说官员有此病绝不可信，否则，每年参加国考公考的千万大军难不成就冲抑郁而去的？
排除了抑郁症逻辑，官员自裁的诱因就只可能来自（1）纪委的压力和（2）纪委之外的更大压力。
来自纪委的压力应该随着自己官阶越高而最应该压力越大呀，但为什么周薄郭徐令没有自裁？甚至连一个副部级高官也没有先例，为什么自裁者总是集中于局处级以下的中坚群体？中国公仆基本都有免死金牌护身符，即便被司法问罪也是蹲的豪华监狱，在里面依然会是人上人，这个大家都懂的。再加之，中国惩治腐败官员远没有对待超生家庭那么冷酷无情，后者不惜进屋挑粮上房揭瓦而断其生路，但对问题官员非常人性化的处理，一般不会影响妻儿老小的生机。况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都有三斤钉，任何一个问题官员再人走茶凉也都不缺贴心的接盘手，他们这个群体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沦落到路边小贩和黑煤窑工人境地。因此，纪委的压力仅仅是自裁的诱因，但绝不是自裁的全部逻辑。
排除纪委压力逻辑后，那就只剩下纪委之外的更大压力，这种更大压力产生的恐惧感应该比自裁本身更恐惧。那又是什么呢？之所以敢死，是因为不愿直面生不如死的恐惧。这种恐惧有可能来自两种路径：一种是因为有被他杀的恐慌危机，二种是因为丧失既得利益的恐慌危机。
重庆王立军事件是第一种情况的最好案例。堂堂曾经主宰一方的提督大员，居然惶恐不安地逃进美领馆，这至少在他当时看来是唯一的生机，因为他实在推理不出其他生路的可能。如果没有美领馆可逃，一个已经被休假式治疗的副市长估计就只能自裁一条路。但是，王立军事件不可复制，因为薄熙来不可复制，王立军也不可能复制。唯一的薄遇到唯一的王，就只能上演唯一的薄王生死局。这种不可复制的生死局是不能简单套在其他正副手博弈格局中去。并且，即便王立军处于那种自己根本无解的死局中，依然没有轻易走上自裁的绝路，还会有其他官员遭遇这样的死局吗？因此，因为被他杀的恐慌危机而自裁的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道理很简单，没有斗智斗勇斗狠的长期心理素质磨练是不可能在中国官场有任何作为的，而那些自裁官员基本都是手握实权的一线要员，市长、财长、警长，都是吓唬别人的主，何况“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他们一生的信仰，岂能被生死威胁所恐吓？
同时，薄王生死局也排除了最流行的“以死护主”、“保护一窝”和“幸福一家人”的自裁逻辑。因为这种逻辑隐含一种道德残存，即自裁官员心中还装有“利他”的未泯人性。但这种解释是非常可笑的，薄王生死局的全程直播告诉我们，中国官员以党性为幌子，掩盖的全是兽性，泯灭的全是人性。为了让自己能有效生存于波谲云诡的浮沉宦海，他们是不在乎牺牲一切，这个“一切”包括自己的人性、良知、亲人、情人、恩人、主子等等，何况自裁的官员群体基本都赶上了文革的末班车。因此，官员自裁的心里动力绝不是因为他人和利他，唯一可能源自他和他们自己。
这就剩下唯一的自裁逻辑：丧失既得利益的恐惧。这种丧失既得的恐惧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这已经既得在手的利益比生命更重要，一旦丧失就生不如死。这些既得利益包括：坐拥一方的权威、已经归仓的财富、关系固化的格局和正在源源不断增值的未来。这种既得利益给他们带来的成功、幸福和荣光感与失去而产生的溃败、痛苦和卑微感是完全对称的，并且具有上升潜力的官员失去的痛苦还得加上预期增值流失的痛苦，也就是说，有上升潜力比没有上升潜力的官员在相同失去压力下更具有自杀的动力，因为他们正处于蓝筹获利阶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杀的官员总是集中于局处级以下的中坚群体（45-50岁上下），而那些更高阶的高干反而没有自杀的积极性。这个具有自杀倾向的群体究竟有多大？这是取决于纪委工作程序的保密程度，从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纪委双规都采用突然袭击的原因。
这类具有自杀潜力的中坚官员群体，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脊梁”，他们的自杀决心既是维护他们自己既得利益的决心，同时也是维护这个给予他们既得利益机会的国家政治格局的决心。因此，他们自杀的死局也奠定了这个国家的死局。换句话说，他们宁愿死也不要选票，宁愿跳杀也不愿公布财产，宁愿一起毁灭也不愿与民共赢未来。这，就注定了未来将支付更加惨烈的代价为求解这个国家死局买单。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毋庸置疑，官员自裁的频度、密度和烈度在随这个国家的紧张度与日俱增。自“韬光养晦”成为对外潜规则以来，这个国家就不再有国际威胁，所有的威胁均源自一个统一的社会矛盾格局：官民对立。当然，从世界范围看，所有国家的官民都基本处于对立状态，但本质区别是：正常国家都是国民天然与官为敌，非正常国家都是官员天然与民为敌。前者让官民双方越来越安全，后者却让官民双方越来越危险，而中国天然不属于前者。因此，在中国做民很难，但做官更难，没有与民为敌的决心和意志可能连一个小村长都做不下来。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彻底排除官员自杀的抑郁症逻辑。因为抑郁症是一种慢性病，是长期因某种压力得不到释放而积累起来的一种精神忧虑症。但在这里只有他们是专门制造国民抑郁的天然病灶，正如动物世界，只有羊因为狼而抑郁，狼怎么可能因为羊而抑郁呢？即便狼有来自狮子老虎的压力，也还可以找羊来排解。因此，在中国你说谁得抑郁症都可信，但唯独你说官员有此病绝不可信，否则，每年参加国考公考的千万大军难不成就冲抑郁而去的？
排除了抑郁症逻辑，官员自裁的诱因就只可能来自（1）纪委的压力和（2）纪委之外的更大压力。
来自纪委的压力应该随着自己官阶越高而最应该压力越大呀，但为什么周薄郭徐令没有自裁？甚至连一个副部级高官也没有先例，为什么自裁者总是集中于局处级以下的中坚群体？中国公仆基本都有免死金牌护身符，即便被司法问罪也是蹲的豪华监狱，在里面依然会是人上人，这个大家都懂的。再加之，中国惩治腐败官员远没有对待超生家庭那么冷酷无情，后者不惜进屋挑粮上房揭瓦而断其生路，但对问题官员非常人性化的处理，一般不会影响妻儿老小的生机。况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都有三斤钉，任何一个问题官员再人走茶凉也都不缺贴心的接盘手，他们这个群体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沦落到路边小贩和黑煤窑工人境地。因此，纪委的压力仅仅是自裁的诱因，但绝不是自裁的全部逻辑。
排除纪委压力逻辑后，那就只剩下纪委之外的更大压力，这种更大压力产生的恐惧感应该比自裁本身更恐惧。那又是什么呢？之所以敢死，是因为不愿直面生不如死的恐惧。这种恐惧有可能来自两种路径：一种是因为有被他杀的恐慌危机，二种是因为丧失既得利益的恐慌危机。
重庆王立军事件是第一种情况的最好案例。堂堂曾经主宰一方的提督大员，居然惶恐不安地逃进美领馆，这至少在他当时看来是唯一的生机，因为他实在推理不出其他生路的可能。如果没有美领馆可逃，一个已经被休假式治疗的副市长估计就只能自裁一条路。但是，王立军事件不可复制，因为薄熙来不可复制，王立军也不可能复制。唯一的薄遇到唯一的王，就只能上演唯一的薄王生死局。这种不可复制的生死局是不能简单套在其他正副手博弈格局中去。并且，即便王立军处于那种自己根本无解的死局中，依然没有轻易走上自裁的绝路，还会有其他官员遭遇这样的死局吗？因此，因为被他杀的恐慌危机而自裁的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道理很简单，没有斗智斗勇斗狠的长期心理素质磨练是不可能在中国官场有任何作为的，而那些自裁官员基本都是手握实权的一线要员，市长、财长、警长，都是吓唬别人的主，何况“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他们一生的信仰，岂能被生死威胁所恐吓？
同时，薄王生死局也排除了最流行的“以死护主”、“保护一窝”和“幸福一家人”的自裁逻辑。因为这种逻辑隐含一种道德残存，即自裁官员心中还装有“利他”的未泯人性。但这种解释是非常可笑的，薄王生死局的全程直播告诉我们，中国官员以党性为幌子，掩盖的全是兽性，泯灭的全是人性。为了让自己能有效生存于波谲云诡的浮沉宦海，他们是不在乎牺牲一切，这个“一切”包括自己的人性、良知、亲人、情人、恩人、主子等等，何况自裁的官员群体基本都赶上了文革的末班车。因此，官员自裁的心里动力绝不是因为他人和利他，唯一可能源自他和他们自己。
这就剩下唯一的自裁逻辑：丧失既得利益的恐惧。这种丧失既得的恐惧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这已经既得在手的利益比生命更重要，一旦丧失就生不如死。这些既得利益包括：坐拥一方的权威、已经归仓的财富、关系固化的格局和正在源源不断增值的未来。这种既得利益给他们带来的成功、幸福和荣光感与失去而产生的溃败、痛苦和卑微感是完全对称的，并且具有上升潜力的官员失去的痛苦还得加上预期增值流失的痛苦，也就是说，有上升潜力比没有上升潜力的官员在相同失去压力下更具有自杀的动力，因为他们正处于蓝筹获利阶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杀的官员总是集中于局处级以下的中坚群体（45-50岁上下），而那些更高阶的高干反而没有自杀的积极性。这个具有自杀倾向的群体究竟有多大？这是取决于纪委工作程序的保密程度，从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纪委双规都采用突然袭击的原因。
这类具有自杀潜力的中坚官员群体，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脊梁”，他们的自杀决心既是维护他们自己既得利益的决心，同时也是维护这个给予他们既得利益机会的国家政治格局的决心。因此，他们自杀的死局也奠定了这个国家的死局。换句话说，他们宁愿死也不要选票，宁愿跳杀也不愿公布财产，宁愿一起毁灭也不愿与民共赢未来。这，就注定了未来将支付更加惨烈的代价为求解这个国家死局买单。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