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2月18日电】（新唐人记者钟离述综合报导）近日，中共中央脱贫政策和消化房地积存策略成为各界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房地产疯狂开发，都是中共一党专政不受约束的体制所致，有评论认为，习近平不抛弃中共体制，两大难题就无从解决。
12月17日，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在美国之音撰文，分析中共中央新出台的消化天量房地产库存计划的可行性。
中共中央新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让农民工参与“住房制度改革”，响应中共当局号召的买房获赠房产所在城镇户口政策，达到“帮助稳定房地产的预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中国经济，避免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的风险蔓延到金融领域，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何清涟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消化库存房”，至少得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房产所在地有就业机会，就业稳定；二是经济实力，即农民工的家庭存款足够多。
但何清涟考察发现，中国的中小城市与城镇，就业机会一直稀缺，能够提供的主要就业机会就是党政事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企业的职位。而这些机会在当地几乎成了中共官员家族的世袭制，普通市民难以问津；有门路的人只能围绕该地中共公款消费建立服务业，为中共官员们服务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
如果农民工帮助中共当局消化三四级城市的库存房，没能得到就业岗位，只意味着在农村处于待业状态的农民工，花钱搬到城市成为市民后继续待业。从这一点推理，中共当局的设想犹如“梦游仙境”。
另外，农民工的钱包太瘪，存款和收入程度不足以承担房价，也造成中共中央的“梦想”难圆。据统计，2014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只有9892元，就算储蓄率高达30%，拔高计算，经过两年积攒，此时农民人均存款最多也就1.5万元，一家按五口计算，也就7万多元存款。
何清涟分析，中国农民家庭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这些存款要应付医疗、教育等各种开支，因此，指望农民工用全部存款来响应中共的号召购买县城的房屋，实在很不现实。虽然中共推出财政补贴的“优厚”条件，但是限于农民的收入不够稳定和没有就业机会，很难决定买房。
最主要一点，中共一直忽视城市形成与发展规律，而且中共政权早已蜕变为红色权贵集团自利型政权，农民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盲目的响应“打土豪分田地”。
鲍彤：中共理论已被证明无法使农民脱贫
中共现行制度下，不但积存的房地产没法消化，改变广大老百姓的赤贫状态被认为更难。
12月16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自由亚洲撰文，评论中共所崇尚的理论是造成贫富极度分化的根源。
鲍彤认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鸿沟不是旧社会或境外敌对势力挖出来的，它是现行不良社会制度的产物。
一个社会，占25%的家庭，仅能得到全国总财产的1%，危机如此深重，根子就出在现行社会制度上。鲍彤认为，正是这个有缺陷有毛病而又有人刻意奉为神圣的制度，两只手都硬，一手忙于造就富豪，另一手断然制造贫困。
鲍彤还认为，中共党魁毛泽东吹崇的“革命”理论，同样不能改变整个社会贫富分化的鸿沟。因为60多年过去了，中国革命除了使毛泽东得到了超暴君的权力，得到了大救星的称号，得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水晶棺材中“永垂不朽”的地位，它并没有能把中南海弹丸之地改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鲍彤说，毛泽东擅长于不疲倦地播种恐怖，把人民领上普遍贫穷的境地；还把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辟为血雨腥风的大斗场。
外界认为，中共目前已败相尽显，包括贫富极度分化和房地产积存等各种危机层出不穷，习近平不从根本上抛弃中共体制的任何做法，都不能化解危机。
12月17日，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在美国之音撰文，分析中共中央新出台的消化天量房地产库存计划的可行性。
中共中央新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让农民工参与“住房制度改革”，响应中共当局号召的买房获赠房产所在城镇户口政策，达到“帮助稳定房地产的预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中国经济，避免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的风险蔓延到金融领域，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何清涟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消化库存房”，至少得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房产所在地有就业机会，就业稳定；二是经济实力，即农民工的家庭存款足够多。
但何清涟考察发现，中国的中小城市与城镇，就业机会一直稀缺，能够提供的主要就业机会就是党政事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企业的职位。而这些机会在当地几乎成了中共官员家族的世袭制，普通市民难以问津；有门路的人只能围绕该地中共公款消费建立服务业，为中共官员们服务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
如果农民工帮助中共当局消化三四级城市的库存房，没能得到就业岗位，只意味着在农村处于待业状态的农民工，花钱搬到城市成为市民后继续待业。从这一点推理，中共当局的设想犹如“梦游仙境”。
另外，农民工的钱包太瘪，存款和收入程度不足以承担房价，也造成中共中央的“梦想”难圆。据统计，2014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只有9892元，就算储蓄率高达30%，拔高计算，经过两年积攒，此时农民人均存款最多也就1.5万元，一家按五口计算，也就7万多元存款。
何清涟分析，中国农民家庭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这些存款要应付医疗、教育等各种开支，因此，指望农民工用全部存款来响应中共的号召购买县城的房屋，实在很不现实。虽然中共推出财政补贴的“优厚”条件，但是限于农民的收入不够稳定和没有就业机会，很难决定买房。
最主要一点，中共一直忽视城市形成与发展规律，而且中共政权早已蜕变为红色权贵集团自利型政权，农民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盲目的响应“打土豪分田地”。
鲍彤：中共理论已被证明无法使农民脱贫
中共现行制度下，不但积存的房地产没法消化，改变广大老百姓的赤贫状态被认为更难。
12月16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自由亚洲撰文，评论中共所崇尚的理论是造成贫富极度分化的根源。
鲍彤认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鸿沟不是旧社会或境外敌对势力挖出来的，它是现行不良社会制度的产物。
一个社会，占25%的家庭，仅能得到全国总财产的1%，危机如此深重，根子就出在现行社会制度上。鲍彤认为，正是这个有缺陷有毛病而又有人刻意奉为神圣的制度，两只手都硬，一手忙于造就富豪，另一手断然制造贫困。
鲍彤还认为，中共党魁毛泽东吹崇的“革命”理论，同样不能改变整个社会贫富分化的鸿沟。因为60多年过去了，中国革命除了使毛泽东得到了超暴君的权力，得到了大救星的称号，得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水晶棺材中“永垂不朽”的地位，它并没有能把中南海弹丸之地改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鲍彤说，毛泽东擅长于不疲倦地播种恐怖，把人民领上普遍贫穷的境地；还把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辟为血雨腥风的大斗场。
外界认为，中共目前已败相尽显，包括贫富极度分化和房地产积存等各种危机层出不穷，习近平不从根本上抛弃中共体制的任何做法，都不能化解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