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陆中学的现状之前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一些，但我绝对没想到的是，许多中学如今居然都成了“活生生的监狱”——这可不是局外人的添油加醋，而是一位先后在农村初中和县城重点高中从教二十多年的中学教师的现身说法。最近，许多网友都在转他写的《中学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监狱——中学教师痛揭中学教育之病态》一文，看的我真是吃惊不已！
在这位教师的笔下，在中学这个活监狱里，校长就是典狱长，教师则是狱卒。如果说这座监狱跟真实的监狱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里囚禁的不是犯人，而是表面上有人身自由的青少年，实际上他们的自由比人犯更少。
中学生的自由怎么会比犯人还少呢？这听上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你看完了他的爆料就知道事实确乎如此。可不，这里没有吵闹声，没有喝彩声，只有老师在讲台上唾星四溅。从醒到睡，学生们所做的事，都有规范，都有人“管理”。晚饭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的课间，还可能被“拖堂”，只容许有上厕所时间。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半，学生们十几个小时坐在椅子上，伏在课桌上，写呀，做呀，听呀。即便晚上10点宿舍熄灯后，他们还要用电池灯来照明，继续完成课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休息时间比犯人还少。
学校还把学生当机器，事事讲究“整齐划一”。为了让他们跟军队一样守纪守时，许多中学都制订了极为苛刻的“学生守则”“校规校纪”，对学生的作息严加控制，让学生无比听话，无比驯服。吃饭睡觉等都有规范，如果午休、晚休不到，可能就要受到“劝其退学”的待遇，虽然学校一般不会开除学生，但领回家让家长教育，这是惯用的。
最要命的是，学生的课桌上永远有做不完的题，有各类辅导资料，还要印大量的“卷子”，“卷子”就是把找到的题目挖天窗剪下来，贴到纸上印制而成。每科每天都发几张这样的试卷，学生桌上摞的老高，再加上各种教材与教辅书，几乎可以把学生的头埋起来。如果他们如此辛苦学到的都是真正的知识倒也罢了，但实际上他们学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专门为考试而制造的知识和题目，既没有实践性和应用价值，也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基本丧失了科学性与真实性，支离破碎，差不多已经沦为伪科学、伪学问。一言以蔽之，没有智力启迪，没有非智力因素培养，老师教给学生的纯粹就是考试工具。陶行知先生最厌恶的“死读书，读死书”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连学生的发型、服饰也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可能被强制理发。那些敢于说摇头说“不”的学生，会遭到老师的白眼、指责，甚至体罚。只有良好的考试成绩才是通行证，只有清华北大生让能让学校光耀门楣。
按说中学生正当青春年少，本应生气勃勃，生龙活虎，但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活监狱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机器，会做题的机器，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青年人的活力，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创造能力，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个性，没有才艺，甚至连爱好与兴趣都没有，病态十足，不仅身体虚弱，而且心理严重不健康，可以说是身心俱残。从讲台上看下去，只见一片亮花花的眼镜（据作者估计，高三学生近视率在80%以上），疲倦的眼神从书山后面抬起来。
作者悲叹：“这样培养的‘接班人’将来凭什么做民族的脊梁？”“如此不堪的教育如何支撑起中国的现代化大厦！” “教育病了，并不是肌肤之疾，而是从内脏和大脑坏了。”这一切固然应归罪于升学率这个恶魔，它把正常的教育已经变成了对人性对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无情扼杀。但究竟又是谁让这个恶魔如此猖獗呢？作者说，“教育制度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组成或延伸，学校更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的，学校只不过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附属品，在办学上毫无独立性，从某个角度上看学校和老师并没有错。”如果是这样，错的又是谁？
在这位教师的笔下，在中学这个活监狱里，校长就是典狱长，教师则是狱卒。如果说这座监狱跟真实的监狱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里囚禁的不是犯人，而是表面上有人身自由的青少年，实际上他们的自由比人犯更少。
中学生的自由怎么会比犯人还少呢？这听上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你看完了他的爆料就知道事实确乎如此。可不，这里没有吵闹声，没有喝彩声，只有老师在讲台上唾星四溅。从醒到睡，学生们所做的事，都有规范，都有人“管理”。晚饭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的课间，还可能被“拖堂”，只容许有上厕所时间。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半，学生们十几个小时坐在椅子上，伏在课桌上，写呀，做呀，听呀。即便晚上10点宿舍熄灯后，他们还要用电池灯来照明，继续完成课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休息时间比犯人还少。
学校还把学生当机器，事事讲究“整齐划一”。为了让他们跟军队一样守纪守时，许多中学都制订了极为苛刻的“学生守则”“校规校纪”，对学生的作息严加控制，让学生无比听话，无比驯服。吃饭睡觉等都有规范，如果午休、晚休不到，可能就要受到“劝其退学”的待遇，虽然学校一般不会开除学生，但领回家让家长教育，这是惯用的。
最要命的是，学生的课桌上永远有做不完的题，有各类辅导资料，还要印大量的“卷子”，“卷子”就是把找到的题目挖天窗剪下来，贴到纸上印制而成。每科每天都发几张这样的试卷，学生桌上摞的老高，再加上各种教材与教辅书，几乎可以把学生的头埋起来。如果他们如此辛苦学到的都是真正的知识倒也罢了，但实际上他们学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专门为考试而制造的知识和题目，既没有实践性和应用价值，也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基本丧失了科学性与真实性，支离破碎，差不多已经沦为伪科学、伪学问。一言以蔽之，没有智力启迪，没有非智力因素培养，老师教给学生的纯粹就是考试工具。陶行知先生最厌恶的“死读书，读死书”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连学生的发型、服饰也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可能被强制理发。那些敢于说摇头说“不”的学生，会遭到老师的白眼、指责，甚至体罚。只有良好的考试成绩才是通行证，只有清华北大生让能让学校光耀门楣。
按说中学生正当青春年少，本应生气勃勃，生龙活虎，但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活监狱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机器，会做题的机器，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青年人的活力，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创造能力，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个性，没有才艺，甚至连爱好与兴趣都没有，病态十足，不仅身体虚弱，而且心理严重不健康，可以说是身心俱残。从讲台上看下去，只见一片亮花花的眼镜（据作者估计，高三学生近视率在80%以上），疲倦的眼神从书山后面抬起来。
作者悲叹：“这样培养的‘接班人’将来凭什么做民族的脊梁？”“如此不堪的教育如何支撑起中国的现代化大厦！” “教育病了，并不是肌肤之疾，而是从内脏和大脑坏了。”这一切固然应归罪于升学率这个恶魔，它把正常的教育已经变成了对人性对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无情扼杀。但究竟又是谁让这个恶魔如此猖獗呢？作者说，“教育制度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组成或延伸，学校更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的，学校只不过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附属品，在办学上毫无独立性，从某个角度上看学校和老师并没有错。”如果是这样，错的又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