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1月23日讯】目前，北京当局正在着手国企改革。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中共在前两次面临亡命危机时，曾通过放弃部分公有制，达到延续其政权的目的，不过，阻碍中国进步的，正是对公有制的迷信，特别是作为公有制载体的国企，以及共产党的体制，这两个毒瘤必须切除。
据大陆媒体报导，目前上海29家竞争性国企集团中，5家已经基本实现整体上市，报导说，为了响应中共国务院的“大力推进国企改制上市”，上海在加速国资混改。
大陆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这种混改，是当局看到了国有企业所有权对企业运行效率产生的阻碍后，采取的做法，不过，混改还是没有摆脱对公有制的迷信，还是在靠一部分公有资本在企业中发挥作用。
茅于轼说，中共放弃部分公有制的做法已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文革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人民公社解体，启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二次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遭到国际制裁，国内左倾思潮大氾滥，主张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导致市场萧条，经济增长完全停滞。邓小平感到情况不妙，提出“不要问姓资姓社，逮着耗子就是好猫”，私营经济有了跳跃式的发展，奠定了以后20多年经济增长的基础。
茅于轼认为，当前大陆企业大批亏损倒闭，税收下降，股市暴跌，人民币汇率贬值等坏消息接踵而至，当局企图保持经济中等速度增长的“新常态”很难实现，病根同样是公有制的迷信没有突破。
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把公有制废了，共产党就没有权了。公有制的企业不是企业，是政府和企业的混合物，企业是赚钱的，创造财富，它不是，它还有别的目的。”
中国国有企业独大，伤害了国内的市场经济，不仅不被国人欢迎，在国际社会也因为其用国力来支撑，而受到排斥。
经济学家们指出，国有企业不只是占用了巨大资源又效率极低，还由于资源使用的不公，损坏了其他经济体获得资源的机会，降低了全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国企内部贪污腐化，又导致社会道德沦丧，是万恶之源。
大陆政经评论家王思想：“国企就是一个癌症，国企病已经无法克制了，整个国企改革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唯一的出路必须把它取缔，除此之外，这个国家没有甚么可救之药。”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述认为，中共前两次通过经济改革，延续了灭亡的命运，是因为当时的国企全面面临“死亡”，要放弃相对容易。现在的一些国企，经过几番剥离坏账和重组后，在政府不断的财政支撑和政策保护下，变成了中共权贵把持的“肥肉”，就没那么容易吐出来了，中共也不得不给它不断“输血”。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述：“为甚么私有化，因为这些企业都在亏钱。做来做去，基本上都是形式上做文章，好像是民营化了，表面上它也上市，它的大股东是政府，党委书记还是一把手，党委还是真正里面操控权力的核心部门，企业问题还是要去找政府，中共这个政治体制不解决，这些情况不可能改。”
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曾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茅于轼认为，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未必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变成公有，让大家分享。相反，多半是想让别人的财产公有后，自己能占便宜。所以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变为实际上的欺骗和掠夺。
采访编辑/刘惠
据大陆媒体报导，目前上海29家竞争性国企集团中，5家已经基本实现整体上市，报导说，为了响应中共国务院的“大力推进国企改制上市”，上海在加速国资混改。
大陆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这种混改，是当局看到了国有企业所有权对企业运行效率产生的阻碍后，采取的做法，不过，混改还是没有摆脱对公有制的迷信，还是在靠一部分公有资本在企业中发挥作用。
茅于轼说，中共放弃部分公有制的做法已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文革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人民公社解体，启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二次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遭到国际制裁，国内左倾思潮大氾滥，主张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导致市场萧条，经济增长完全停滞。邓小平感到情况不妙，提出“不要问姓资姓社，逮着耗子就是好猫”，私营经济有了跳跃式的发展，奠定了以后20多年经济增长的基础。
茅于轼认为，当前大陆企业大批亏损倒闭，税收下降，股市暴跌，人民币汇率贬值等坏消息接踵而至，当局企图保持经济中等速度增长的“新常态”很难实现，病根同样是公有制的迷信没有突破。
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把公有制废了，共产党就没有权了。公有制的企业不是企业，是政府和企业的混合物，企业是赚钱的，创造财富，它不是，它还有别的目的。”
中国国有企业独大，伤害了国内的市场经济，不仅不被国人欢迎，在国际社会也因为其用国力来支撑，而受到排斥。
经济学家们指出，国有企业不只是占用了巨大资源又效率极低，还由于资源使用的不公，损坏了其他经济体获得资源的机会，降低了全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国企内部贪污腐化，又导致社会道德沦丧，是万恶之源。
大陆政经评论家王思想：“国企就是一个癌症，国企病已经无法克制了，整个国企改革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唯一的出路必须把它取缔，除此之外，这个国家没有甚么可救之药。”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述认为，中共前两次通过经济改革，延续了灭亡的命运，是因为当时的国企全面面临“死亡”，要放弃相对容易。现在的一些国企，经过几番剥离坏账和重组后，在政府不断的财政支撑和政策保护下，变成了中共权贵把持的“肥肉”，就没那么容易吐出来了，中共也不得不给它不断“输血”。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述：“为甚么私有化，因为这些企业都在亏钱。做来做去，基本上都是形式上做文章，好像是民营化了，表面上它也上市，它的大股东是政府，党委书记还是一把手，党委还是真正里面操控权力的核心部门，企业问题还是要去找政府，中共这个政治体制不解决，这些情况不可能改。”
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曾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茅于轼认为，赞成财产公有的人未必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变成公有，让大家分享。相反，多半是想让别人的财产公有后，自己能占便宜。所以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变为实际上的欺骗和掠夺。
采访编辑/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