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13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众所周知，不论中共在建政前还是建政后，充满了罪恶的历史包袱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中共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也负担了越来越多的历史禁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个历史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其中，林彪事件背后的真相是近年来海内外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
林彪案的变迁与解禁
近些年，随着民间资讯渠道的拓宽，不少历史资料以各种途径进入民众的视野之中。外界注意到，一些禁忌悄悄在松动，学术界对林彪的评论逐渐有所变化，对林彪早年经历的描述已经不太忌讳。
《新史记》第28期近日发表文章讨论了林彪事件的问题。该文指出，2011年1月，中共党史研究室编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已放弃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这一陈旧的说法，在“杀毛”和“南逃计划”问题上则较多地强调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作用，而林彪则是“下达了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而这个所谓的“林彪手令”实际上也是“含糊不清，来路不明”的。
据观察，中共对林彪案的表态诡异。官方舆论一方面开始有限度地承认部份林彪在历史上的所谓“功绩”，对民间调查和讨论林彪事件历史真相的打压力度也逐渐减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一些民间舆论对相关历史的质疑与同情林彪的声音。于是，部份林彪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1971年9月13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坐飞机仓皇出逃，其转机蹊跷坠毁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林彪死后，中共将林彪案定性为试图“篡党夺权”、“谋杀毛泽东”，并因阴谋败露而“叛逃”未果。大批林彪的旧部党羽被中共打成“林彪反党集团”遭到严厉整肃。此后，林彪案逐渐成为中共的一个禁忌，任何对这个事件的质疑与调查都被中共打压或消声。但中共在权力更替的过程中对林彪案的定性却一直有变化。
资料显示，从1979年9月到1980年5月，林彪集团的起诉书14次易稿，罪行从8条到10条，再从10条到5条。这5条罪名是：（1）诬陷迫害军队领导人，篡夺军权；（2）诬陷迫害老一辈革命家、阴谋篡夺国家领导权；（3）阴谋发动武装政变；（4）另立中央；（5）外逃叛国。最终，这些罪名成为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案的起诉书和特别法庭判决书的依据。
1981年1月23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宣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
《新史记》对林彪的出走是否属于“叛国投敌”也提出了质疑。文章分析称，林彪出走前并无策划叛逃苏联或蒙古，林彪的出走也未发表任何声明，没有任何“出卖祖国”、“勾结敌国”或“分裂国家”的事实。考虑到毛时代动辄把不同政见的人打成“反党”或“反革命”，加以政治迫害，还要“株连九族”，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有逃亡的权力”。所以，在没有发现林彪有“背叛祖国”、“勾结敌国”的罪证之前，林彪的出走的性质属于“逃亡避祸”。
文章最后表示，中共自建党以来经历过无数次的党内斗争，背上很多历史的包袱。虽然这些历史的包袱中，有部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澄清，但是由于中共的“沉痾痼疾”，中共依然不愿放下这些历史上的包袱，因而必然继续“罔顾历史的真实”，甚至“刻意曲解历史”。
中共30年来最大的两个历史包袱
海外舆论认为，中共在近30年来所背负的历史包袱中，最沉重的莫过于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和1999年开始的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所造成的历史罪责。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猝逝，许多北京市的学生与民众便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悼念活逐渐演变为要求政府对抗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反对官员贪腐、要求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民主运动。同年5月中旬，大批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绝食请愿行动，中国各地400多个城市的民众陆续自发集结抗议，藉此表达支持北京已兴起的民主运动的态度。
中共为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决定用暴力镇压已出现的民主运动，最终动用军队屠杀了天安门广场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绝食请愿的大学生和支持他们的北京市民，这就是血腥残暴的“六四事件”。中共将学生和市民的抗议行为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时至今日，“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中共禁止讨论、悼念的敏感事件。
十年后，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又针对法轮功修炼群体发动了更为残暴的镇压与政治迫害。
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法轮佛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在中国吉林省传出的气功修炼法。 法轮功以同化“真、善、忍”作为修炼的核心。法轮功的出现，起到了促使社会道德提升的积极作用，并使广大的修炼民众身心健康，因而受到民间的广泛喜爱，首先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的传播。到1999年修炼人数达数千万乃至一亿人。
这让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深感妒嫉，更有一种杯弓蛇影的恐惧，最终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全面镇压。
国际特赦组织的相关报告中指出，中共“发动全国宣传机器，全面抹黑、污蔑法轮功”，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政治迫害，包括劳改、意识型态改造（亦有称“洗脑”）、再教育，及法律范畴外的威胁措施，包括拘留、强制劳动及刑囚等。
据海外媒体报导，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从编造“1400例”到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来抹黑法轮功；迫害的手段也冲破了一切法律和道德底线，从使用各种酷刑手段虐杀坚持信仰的修炼者，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无所不用其极，可谓惨绝人寰。在这些惊天的罪恶无情摧毁中国人仅存的良知善念的同时，中共也走向了毁灭之路。
有舆论认为，习近平、李克强当局，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替中共、中共党魁们欠下的血债背黑锅。彻底放下这些历史包袱，与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做彻底的切割，解体中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局，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责任编辑：文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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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案的变迁与解禁
近些年，随着民间资讯渠道的拓宽，不少历史资料以各种途径进入民众的视野之中。外界注意到，一些禁忌悄悄在松动，学术界对林彪的评论逐渐有所变化，对林彪早年经历的描述已经不太忌讳。
《新史记》第28期近日发表文章讨论了林彪事件的问题。该文指出，2011年1月，中共党史研究室编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已放弃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这一陈旧的说法，在“杀毛”和“南逃计划”问题上则较多地强调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作用，而林彪则是“下达了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而这个所谓的“林彪手令”实际上也是“含糊不清，来路不明”的。
据观察，中共对林彪案的表态诡异。官方舆论一方面开始有限度地承认部份林彪在历史上的所谓“功绩”，对民间调查和讨论林彪事件历史真相的打压力度也逐渐减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一些民间舆论对相关历史的质疑与同情林彪的声音。于是，部份林彪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1971年9月13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坐飞机仓皇出逃，其转机蹊跷坠毁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林彪死后，中共将林彪案定性为试图“篡党夺权”、“谋杀毛泽东”，并因阴谋败露而“叛逃”未果。大批林彪的旧部党羽被中共打成“林彪反党集团”遭到严厉整肃。此后，林彪案逐渐成为中共的一个禁忌，任何对这个事件的质疑与调查都被中共打压或消声。但中共在权力更替的过程中对林彪案的定性却一直有变化。
资料显示，从1979年9月到1980年5月，林彪集团的起诉书14次易稿，罪行从8条到10条，再从10条到5条。这5条罪名是：（1）诬陷迫害军队领导人，篡夺军权；（2）诬陷迫害老一辈革命家、阴谋篡夺国家领导权；（3）阴谋发动武装政变；（4）另立中央；（5）外逃叛国。最终，这些罪名成为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案的起诉书和特别法庭判决书的依据。
1981年1月23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宣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
《新史记》对林彪的出走是否属于“叛国投敌”也提出了质疑。文章分析称，林彪出走前并无策划叛逃苏联或蒙古，林彪的出走也未发表任何声明，没有任何“出卖祖国”、“勾结敌国”或“分裂国家”的事实。考虑到毛时代动辄把不同政见的人打成“反党”或“反革命”，加以政治迫害，还要“株连九族”，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有逃亡的权力”。所以，在没有发现林彪有“背叛祖国”、“勾结敌国”的罪证之前，林彪的出走的性质属于“逃亡避祸”。
文章最后表示，中共自建党以来经历过无数次的党内斗争，背上很多历史的包袱。虽然这些历史的包袱中，有部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澄清，但是由于中共的“沉痾痼疾”，中共依然不愿放下这些历史上的包袱，因而必然继续“罔顾历史的真实”，甚至“刻意曲解历史”。
中共30年来最大的两个历史包袱
海外舆论认为，中共在近30年来所背负的历史包袱中，最沉重的莫过于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和1999年开始的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所造成的历史罪责。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猝逝，许多北京市的学生与民众便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悼念活逐渐演变为要求政府对抗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反对官员贪腐、要求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民主运动。同年5月中旬，大批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绝食请愿行动，中国各地400多个城市的民众陆续自发集结抗议，藉此表达支持北京已兴起的民主运动的态度。
中共为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决定用暴力镇压已出现的民主运动，最终动用军队屠杀了天安门广场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绝食请愿的大学生和支持他们的北京市民，这就是血腥残暴的“六四事件”。中共将学生和市民的抗议行为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时至今日，“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中共禁止讨论、悼念的敏感事件。
十年后，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又针对法轮功修炼群体发动了更为残暴的镇压与政治迫害。
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法轮佛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在中国吉林省传出的气功修炼法。 法轮功以同化“真、善、忍”作为修炼的核心。法轮功的出现，起到了促使社会道德提升的积极作用，并使广大的修炼民众身心健康，因而受到民间的广泛喜爱，首先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的传播。到1999年修炼人数达数千万乃至一亿人。
这让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深感妒嫉，更有一种杯弓蛇影的恐惧，最终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全面镇压。
国际特赦组织的相关报告中指出，中共“发动全国宣传机器，全面抹黑、污蔑法轮功”，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政治迫害，包括劳改、意识型态改造（亦有称“洗脑”）、再教育，及法律范畴外的威胁措施，包括拘留、强制劳动及刑囚等。
据海外媒体报导，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从编造“1400例”到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来抹黑法轮功；迫害的手段也冲破了一切法律和道德底线，从使用各种酷刑手段虐杀坚持信仰的修炼者，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无所不用其极，可谓惨绝人寰。在这些惊天的罪恶无情摧毁中国人仅存的良知善念的同时，中共也走向了毁灭之路。
有舆论认为，习近平、李克强当局，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替中共、中共党魁们欠下的血债背黑锅。彻底放下这些历史包袱，与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做彻底的切割，解体中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局，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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