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30日，有习阵营背景的大陆财新网发表了题为《为甚么需要真相委员会？》一文。文章以巴西真相委员会成立为导引，回答了这个问题，即成立真相委员会是“为了获得调查的特权，得到那些至今迷失的真相”。文章还称，目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个国家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们成为“转型正义”的重要载体，通过调查、披露威权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将真相公之于世，促成全民反思与政府改革，避免历史重蹈覆辙。文章还称，“在当下中国，诸多历史议题仍未解禁，而随着一代人的逐渐老去，对建国后屡次政治运动中暴行的反思、忏悔、平反之声却已日渐强烈。”
文章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笔者曾分析，从习近平以及中南海高层、体制内学者不断释放中国大变局的信号看，这篇文章以及“转型正义”一词的公开提出，不排除习阵营在为即将到来的变局、社会转型做舆论铺垫，因为社会转型不仅仅伴随着阵痛，还涉及如何检讨过去因政治思想冲突或战争罪行所引发之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之行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为，取回犯罪行为所得之财产权利等问题。
真相委员会的馀音尚回荡在人们脑海中之际，支持习近平反腐和“依法治国”的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在今年2月一期刊登了徐贲撰写的《道歉——一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份》，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和社会群体和解问题。
文章开篇即称“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自九十年代以来， 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前受害者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而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但这样的道歉在中国这样一个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如反胡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的国度，却没有发生。随即，徐贲以澳大利亚社会关于“被盗窃一代”的争论为例，为中国政府思考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赔偿、平反和道歉）和社会群体和解（共创未来社会）问题提供思路。
“被盗窃一代”说的是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将原着民家的孩子强行脱离他们的父母，安置到儿童扶养机构或白人家中，以便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据估计，被强制重新安置的儿童多达十万人，但确切数字已无从核实。1997年4月，为调查此事而设置的澳大利亚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安置计划是企图消灭土着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因此政府有责任为受害者个人、家庭和社群作出赔偿和郑重道歉。
彼时的以总理霍华德为首的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道歉的提议，但称政府会采取补助措施，纠正以往对原着民的错误，其理由是“当时政策的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只有后来人们才觉得不对”和“要后人为前人所为负责，这是不公平的”。但霍华德以个人名义表示了道歉。政府不道歉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认为致力于社会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补偿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性的赔偿和恢复名誉（平反），还应该包括现有政府对过去政府错误的正式道歉。“没有道歉的平反和赔偿起不到政治悔过的作用，因此也就难以收到社会和解的效果。”
对于争论，徐贲的看法是澄清往事和为以往过失道歉不仅有利于广大社会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于道歉者，因为道歉往往能为道歉者树立真诚、诚实和勇于改过的新形象，也能补救他们及有关者因过失而造成的形象损害。徐贲认为澳大利亚白人侵犯土着民是政治共同体内部某群体对它群体的侵犯和压迫，而这种罪过群体和受害群体交错共处的情况与中国因历次运动所造成的加害人与受害人交错共处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历次运动的受害人大多数在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但政府除了经济补偿外，从来没有对他们作过正式道歉，也缺乏必要的社会反思。
徐贲最后指出，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忽缺的部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道歉政治都让人们看到，国际政治正朝着更民主、更人道的方向发展。这对中国形成道德政治是有所启发和助益的。也就是说，重新审视国家历史性的非正义将是中国未来道德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历史是可以以正义的名义重新认识和重新协商的”，“中国的新历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经由类似的经验方能得到诞生”。
如果说探讨成立真相委员会可能是在转型时期，为对过去政府违法和不正义行为进行调查、矫正并提出赔偿建议做铺垫的话，那么徐贲文中对道歉政治的阐述，则是在给转型时期的北京当局提供范例，即面对中共建政后发动的历次迫害运动，包括“六四”和镇压法轮功，期望实现真正转型的北京当局，如果想改变自身形象，同样需要“道歉”，从而实现社会和解。
从中南海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亡党危机”以及民间人士接连预警“中国大变局”看，从习近平几次提及“历史的转折时期”看，从习阵营不断释放“反腐没有铁帽子王”、没有“太上皇”以及“擒贼要擒王”等信号看，从习近平三年来通过军队改革、金融反腐、官场洗牌以及直接针对江泽民家族与老巢的清洗行动看，从曾任省长、现任中山大学教授于幼军去年12月开办首个“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系列讲座看，从财新网刊登的胡锦涛智囊俞可平的长文《邓小平与中国的进步》否定毛、批判文革看，以及从财新网两次刊登俞可平的《政治学的公理》并指出谁“违背了这些公理，谁都会受到惩罚”看……中国即将出现大变局是不争的事实。
在笔者看来，江泽民一旦被抓捕，中国大变局的大幕就将正式拉开。彼时真相委员会绝对不可或缺，而当局如何抉择同样是个大问题，道歉政治迟早应会登场。
文章来源：《大纪元》
文章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笔者曾分析，从习近平以及中南海高层、体制内学者不断释放中国大变局的信号看，这篇文章以及“转型正义”一词的公开提出，不排除习阵营在为即将到来的变局、社会转型做舆论铺垫，因为社会转型不仅仅伴随着阵痛，还涉及如何检讨过去因政治思想冲突或战争罪行所引发之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之行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为，取回犯罪行为所得之财产权利等问题。
真相委员会的馀音尚回荡在人们脑海中之际，支持习近平反腐和“依法治国”的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在今年2月一期刊登了徐贲撰写的《道歉——一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份》，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和社会群体和解问题。
文章开篇即称“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自九十年代以来， 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前受害者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而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但这样的道歉在中国这样一个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如反胡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的国度，却没有发生。随即，徐贲以澳大利亚社会关于“被盗窃一代”的争论为例，为中国政府思考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赔偿、平反和道歉）和社会群体和解（共创未来社会）问题提供思路。
“被盗窃一代”说的是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将原着民家的孩子强行脱离他们的父母，安置到儿童扶养机构或白人家中，以便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据估计，被强制重新安置的儿童多达十万人，但确切数字已无从核实。1997年4月，为调查此事而设置的澳大利亚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安置计划是企图消灭土着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因此政府有责任为受害者个人、家庭和社群作出赔偿和郑重道歉。
彼时的以总理霍华德为首的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道歉的提议，但称政府会采取补助措施，纠正以往对原着民的错误，其理由是“当时政策的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只有后来人们才觉得不对”和“要后人为前人所为负责，这是不公平的”。但霍华德以个人名义表示了道歉。政府不道歉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认为致力于社会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补偿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性的赔偿和恢复名誉（平反），还应该包括现有政府对过去政府错误的正式道歉。“没有道歉的平反和赔偿起不到政治悔过的作用，因此也就难以收到社会和解的效果。”
对于争论，徐贲的看法是澄清往事和为以往过失道歉不仅有利于广大社会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于道歉者，因为道歉往往能为道歉者树立真诚、诚实和勇于改过的新形象，也能补救他们及有关者因过失而造成的形象损害。徐贲认为澳大利亚白人侵犯土着民是政治共同体内部某群体对它群体的侵犯和压迫，而这种罪过群体和受害群体交错共处的情况与中国因历次运动所造成的加害人与受害人交错共处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历次运动的受害人大多数在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但政府除了经济补偿外，从来没有对他们作过正式道歉，也缺乏必要的社会反思。
徐贲最后指出，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忽缺的部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道歉政治都让人们看到，国际政治正朝着更民主、更人道的方向发展。这对中国形成道德政治是有所启发和助益的。也就是说，重新审视国家历史性的非正义将是中国未来道德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历史是可以以正义的名义重新认识和重新协商的”，“中国的新历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经由类似的经验方能得到诞生”。
如果说探讨成立真相委员会可能是在转型时期，为对过去政府违法和不正义行为进行调查、矫正并提出赔偿建议做铺垫的话，那么徐贲文中对道歉政治的阐述，则是在给转型时期的北京当局提供范例，即面对中共建政后发动的历次迫害运动，包括“六四”和镇压法轮功，期望实现真正转型的北京当局，如果想改变自身形象，同样需要“道歉”，从而实现社会和解。
从中南海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亡党危机”以及民间人士接连预警“中国大变局”看，从习近平几次提及“历史的转折时期”看，从习阵营不断释放“反腐没有铁帽子王”、没有“太上皇”以及“擒贼要擒王”等信号看，从习近平三年来通过军队改革、金融反腐、官场洗牌以及直接针对江泽民家族与老巢的清洗行动看，从曾任省长、现任中山大学教授于幼军去年12月开办首个“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系列讲座看，从财新网刊登的胡锦涛智囊俞可平的长文《邓小平与中国的进步》否定毛、批判文革看，以及从财新网两次刊登俞可平的《政治学的公理》并指出谁“违背了这些公理，谁都会受到惩罚”看……中国即将出现大变局是不争的事实。
在笔者看来，江泽民一旦被抓捕，中国大变局的大幕就将正式拉开。彼时真相委员会绝对不可或缺，而当局如何抉择同样是个大问题，道歉政治迟早应会登场。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