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李慧心报导）50年前的夏天，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才结束。文革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至少有55万人被打为右派。其中，以要求民主自由的言论出名的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在向毛泽东吐出肺腑之言后，遭到毛泽东亲自点名，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去劳改教养。
现居纽约的姚琮是一名退休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4月21日，他在《纽约时报》上刊文回顾李慎之的往事。
据公开资料显示，李慎之是江苏人，生于1923年，早在青年时代即已加入中共。1949年起，李慎之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负责《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反右期间，因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泽东亲自打成右派，下放劳改。2003年4月22日，80岁的李慎之去世。
李慎之被打为右派缘起整个社会为之震惊的“波匈事件”。195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一份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的诸多错误甚至罪行，震惊全世界。10月份，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苏军坦克开上了布达佩斯街头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
被共产主义阵营吹嘘为“最完美的制度”，突然出现了如此尖锐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让中共内部也措手不及。当时的新华社国际部，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国际“消息总汇”。除公开发稿外，他们办的《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大本、十几万字，上午版32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24页（有时32页），而且一定在早上8点、中午1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找到时任国际部主任的王飞、副主任李慎之，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两人以为毛泽东真的“礼贤下士”，便掏出肺腑之言。李慎之更进一步尖锐提出，当时的根本问题在于取得政权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
他还认为，“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中国必须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李慎之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中学小学要设立公共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等主张。
谁知，意见上呈毛泽东后，风云突变，转眼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纲领”，二人从此命途多舛。李慎之被打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劳教。
李慎之到底说了什么呢？林克当年撰写的《王飞、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谈话》，揭开了谜底。
王飞谈完后，李慎之说：“为什么会发生波匈事件这样大的问题？”
他认为，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
他还表示，中共“完全同意阶级路线，民主只能给予人民而不给反动派。但实际上专政不只专反动派之政，而且专到人民。”
他认为，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李慎之表示，现在许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断而是由自己判断，不能锻炼人民的判断力。社会需要足够的弹性，才能应付一切事变。中央限得太死，中央保守，有一定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报纸太少了，过去中小城市都有报纸。
李慎之直接指明，共产党几年来一部分已成为一种衰朽的现象，国家大事，如果不通过党的系统则意见不能提出来，一切都统起来。系统严密的缺点是不容易听到意见（最后这一句话是我的回忆——林克）。
李慎之还提出，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缺乏弹性、应变和改革。要确立健康、民主、公正的全民舆论。
1973年李慎之从劳改场所调回北京，担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摘右派帽子，恢复中共党籍。1990年又因在“六四”问题上发表了支持学生的发言，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等职务，1995年离职，在郁闷中度过残年。
姚琮表示，李慎之为了反专制，要自由民主而参加了当时号称反专制要自由民主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他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掌权后变了，反专制要自由民主不再是共产党的目标，而是打压的目标，而他没有变，共产党不能容忍他为自由和民主所发表的言论。
在被打为右派后，李慎之被迫写检讨书、认罪书，他的儿子李三达在他去世后编辑成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9，向党向人民请罪》。
姚琮感叹，“这本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是一部在高压情况下，不得不违心的洗脑文化的结晶。”
姚琮还提出，李慎之的主张，向毛泽东掏出的肺腑之言，放在今天，能被习近平所接受容纳吗？
责任编辑：凯欣
现居纽约的姚琮是一名退休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4月21日，他在《纽约时报》上刊文回顾李慎之的往事。
据公开资料显示，李慎之是江苏人，生于1923年，早在青年时代即已加入中共。1949年起，李慎之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负责《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反右期间，因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泽东亲自打成右派，下放劳改。2003年4月22日，80岁的李慎之去世。
李慎之被打为右派缘起整个社会为之震惊的“波匈事件”。195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一份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的诸多错误甚至罪行，震惊全世界。10月份，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苏军坦克开上了布达佩斯街头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
被共产主义阵营吹嘘为“最完美的制度”，突然出现了如此尖锐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让中共内部也措手不及。当时的新华社国际部，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国际“消息总汇”。除公开发稿外，他们办的《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大本、十几万字，上午版32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24页（有时32页），而且一定在早上8点、中午1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找到时任国际部主任的王飞、副主任李慎之，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两人以为毛泽东真的“礼贤下士”，便掏出肺腑之言。李慎之更进一步尖锐提出，当时的根本问题在于取得政权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
他还认为，“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中国必须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李慎之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中学小学要设立公共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等主张。
谁知，意见上呈毛泽东后，风云突变，转眼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纲领”，二人从此命途多舛。李慎之被打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劳教。
李慎之到底说了什么呢？林克当年撰写的《王飞、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谈话》，揭开了谜底。
王飞谈完后，李慎之说：“为什么会发生波匈事件这样大的问题？”
他认为，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
他还表示，中共“完全同意阶级路线，民主只能给予人民而不给反动派。但实际上专政不只专反动派之政，而且专到人民。”
他认为，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李慎之表示，现在许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断而是由自己判断，不能锻炼人民的判断力。社会需要足够的弹性，才能应付一切事变。中央限得太死，中央保守，有一定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报纸太少了，过去中小城市都有报纸。
李慎之直接指明，共产党几年来一部分已成为一种衰朽的现象，国家大事，如果不通过党的系统则意见不能提出来，一切都统起来。系统严密的缺点是不容易听到意见（最后这一句话是我的回忆——林克）。
李慎之还提出，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缺乏弹性、应变和改革。要确立健康、民主、公正的全民舆论。
1973年李慎之从劳改场所调回北京，担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摘右派帽子，恢复中共党籍。1990年又因在“六四”问题上发表了支持学生的发言，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等职务，1995年离职，在郁闷中度过残年。
姚琮表示，李慎之为了反专制，要自由民主而参加了当时号称反专制要自由民主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他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掌权后变了，反专制要自由民主不再是共产党的目标，而是打压的目标，而他没有变，共产党不能容忍他为自由和民主所发表的言论。
在被打为右派后，李慎之被迫写检讨书、认罪书，他的儿子李三达在他去世后编辑成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9，向党向人民请罪》。
姚琮感叹，“这本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是一部在高压情况下，不得不违心的洗脑文化的结晶。”
姚琮还提出，李慎之的主张，向毛泽东掏出的肺腑之言，放在今天，能被习近平所接受容纳吗？
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