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警察系统一直都是中共镇压和迫害人民的工具，警察系统负责对党指定“敌人”材料的收集、整理甚至“编写”，中共的多数“阶级敌人”都是被警察系统抓捕、刑讯、监禁、劳役或杀害的。中共的警察系统在党发动的群众运动中还负责引领或动员群众对“敌人”进行冲击、批斗、监视、骚扰等。中共的历届党魁从未放松过对警察系统的控制，都是极力把警察系统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
逝去的记忆
在文革中警察系统是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从警察系统的运作中就能看到党对“阶级敌人”的迫害。以北京市公安局为例，文革时期刘传新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让我们看一下在他任职期间北京市公安局都干了些什么。
1、组织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
2、从北京巿公安局的77万馀卷档案、105万件零散材料中，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并将其中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
3、在《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4、轻信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宋××的谎言，按照政治需要将中央到地方的39名领导干部定为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的人员，将一些教授、干部、职工等300馀人定为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105人，其中91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3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5、按照内部斗争的需要，将中共元老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6、把社会上流传江青（毛泽东夫人）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追查出所谓“谣言”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7、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出动警察3千人。当镇压命令下达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用木棒、皮带追打手无寸铁的群众，追打声、呼喊声、怒骂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天安门事件”的清明节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北京市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583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6．6万多份，照片10．8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600馀件，总计立案追查的1984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388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为了自保将积极效忠“红色造反路线”的七百九十三名警察、十七名军管干部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事后只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这场内部清理之前就畏罪自杀了。他们卖命之后，并没得到长久的利益，却成为了中共平息民愤的替罪羊，得到的是悲惨的下场。
今日的陷井
法轮大法因其能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使修炼者获得心灵的净化和身体的健康而洪传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众受益。法轮功主要着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受到各族裔人民的尊敬和珍爱，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受到各国各种褒奖和表彰3000多项。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的医学专家，对3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98%，法轮功学员的道德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
据中共公安部内部在1998年底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有7000万，超过当时中共党员人数的6400多万，令心胸狭小的江泽民恐惧和嫉妒。
1998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亚洲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中共体制内改革步履蹒跚；特别是1998年洪水泛滥，众多民众受灾；官员腐败、失业增长、生活水平下降等国内矛盾更加突出；中共高层矛盾斗争加剧；中共压制反对力量招致国际批评声浪升高……这些都使得当时掌权的江泽民担心危机会随时爆发，担心自己的位置会坐不稳。为了转移矛盾、化解危机，江泽民的“军师”曾庆红给江出了一个“树立国内假想敌”的策略，方向定在打击宗教团体上。最初找到一个叫“中功”的目标，后因故被放弃，最终目标定向了日益发展的法轮功团体。江泽民在中共会议上说：“我们党很久没有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清洗，这次正好藉着法轮功进行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清洗”。
为了给迫害法轮功铺路，从1997年开始，中共开姶秘密调查法轮功，但这些调查都没有找到法轮功的任何问题，中共最后选择了制造借口，在镇压初期中共导演了“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剧，还编造出1400个伪案例等，并据此把法轮功打为×教。
江泽民集团为了能顺利的迫害法轮功，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和政府权力部门之上的以权代法机构“610”。这个机构类似于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这个机构表面上是挂靠在中共的政法委，实际上它直接听命于江泽民。为了给迫害法轮功制造法律依据，使迫害能够进行下去，成立“610”的第二天中共出台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这个规定告诉警察：只要是上级命令，无论对错警察都必须执行，如果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的责任。这个规定的出台就是让警察放开手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计划。解决了基层警察对执行迫害的顾虑后，江泽民集团又推出了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灭绝政策，让无数的警察在无知中充当了江泽民的残酷迫害的工具。
十七年来，随着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内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明白真相支持法轮功的民众越来越多，世界各国，包括国会议员、政要、知名人士也站出来声援，亚洲地区联名签署声援的人数超过一百二十三万人。中共领导人出访时走到那里都会遇到要求“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的人群，各国政府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中共承受着国内外强大的压力。
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等人已被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告上国际法庭。从2015年5月至今已有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起诉了江泽民。
中共早已看到了自己在法轮功问题上面临的危险，早就开姶谋划后路。江泽民为了避免在生前死后被清算，于2004年（全面下台前）秘密派人到海外找法轮功谈判，扬言只要不在海外起诉江、不追究其迫害法轮功的法律责任，江就愿意停止迫害，并美其名曰：给法轮功平反。而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将效仿文革结束为平息民愤枪毙大批军人和警察那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多少人，中共将枪毙多少犯罪的“610”人员、警察和国安等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为其偿命。因被法轮功学员严词拒绝而作罢。后来出台的《公务员法》、《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就是在做最后的打算，这些文件中对所办案件的所谓“终生负责”就是为了把迫害法轮功的责任推给基层工作人员。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逝去的记忆
在文革中警察系统是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从警察系统的运作中就能看到党对“阶级敌人”的迫害。以北京市公安局为例，文革时期刘传新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让我们看一下在他任职期间北京市公安局都干了些什么。
1、组织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
2、从北京巿公安局的77万馀卷档案、105万件零散材料中，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并将其中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
3、在《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4、轻信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宋××的谎言，按照政治需要将中央到地方的39名领导干部定为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的人员，将一些教授、干部、职工等300馀人定为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105人，其中91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3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5、按照内部斗争的需要，将中共元老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6、把社会上流传江青（毛泽东夫人）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追查出所谓“谣言”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7、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出动警察3千人。当镇压命令下达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用木棒、皮带追打手无寸铁的群众，追打声、呼喊声、怒骂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天安门事件”的清明节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北京市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583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6．6万多份，照片10．8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600馀件，总计立案追查的1984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388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为了自保将积极效忠“红色造反路线”的七百九十三名警察、十七名军管干部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事后只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这场内部清理之前就畏罪自杀了。他们卖命之后，并没得到长久的利益，却成为了中共平息民愤的替罪羊，得到的是悲惨的下场。
今日的陷井
法轮大法因其能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使修炼者获得心灵的净化和身体的健康而洪传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众受益。法轮功主要着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受到各族裔人民的尊敬和珍爱，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受到各国各种褒奖和表彰3000多项。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的医学专家，对3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98%，法轮功学员的道德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
据中共公安部内部在1998年底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有7000万，超过当时中共党员人数的6400多万，令心胸狭小的江泽民恐惧和嫉妒。
1998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亚洲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中共体制内改革步履蹒跚；特别是1998年洪水泛滥，众多民众受灾；官员腐败、失业增长、生活水平下降等国内矛盾更加突出；中共高层矛盾斗争加剧；中共压制反对力量招致国际批评声浪升高……这些都使得当时掌权的江泽民担心危机会随时爆发，担心自己的位置会坐不稳。为了转移矛盾、化解危机，江泽民的“军师”曾庆红给江出了一个“树立国内假想敌”的策略，方向定在打击宗教团体上。最初找到一个叫“中功”的目标，后因故被放弃，最终目标定向了日益发展的法轮功团体。江泽民在中共会议上说：“我们党很久没有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清洗，这次正好藉着法轮功进行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清洗”。
为了给迫害法轮功铺路，从1997年开始，中共开姶秘密调查法轮功，但这些调查都没有找到法轮功的任何问题，中共最后选择了制造借口，在镇压初期中共导演了“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剧，还编造出1400个伪案例等，并据此把法轮功打为×教。
江泽民集团为了能顺利的迫害法轮功，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和政府权力部门之上的以权代法机构“610”。这个机构类似于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这个机构表面上是挂靠在中共的政法委，实际上它直接听命于江泽民。为了给迫害法轮功制造法律依据，使迫害能够进行下去，成立“610”的第二天中共出台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这个规定告诉警察：只要是上级命令，无论对错警察都必须执行，如果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的责任。这个规定的出台就是让警察放开手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计划。解决了基层警察对执行迫害的顾虑后，江泽民集团又推出了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灭绝政策，让无数的警察在无知中充当了江泽民的残酷迫害的工具。
十七年来，随着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内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明白真相支持法轮功的民众越来越多，世界各国，包括国会议员、政要、知名人士也站出来声援，亚洲地区联名签署声援的人数超过一百二十三万人。中共领导人出访时走到那里都会遇到要求“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的人群，各国政府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中共承受着国内外强大的压力。
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等人已被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告上国际法庭。从2015年5月至今已有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起诉了江泽民。
中共早已看到了自己在法轮功问题上面临的危险，早就开姶谋划后路。江泽民为了避免在生前死后被清算，于2004年（全面下台前）秘密派人到海外找法轮功谈判，扬言只要不在海外起诉江、不追究其迫害法轮功的法律责任，江就愿意停止迫害，并美其名曰：给法轮功平反。而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将效仿文革结束为平息民愤枪毙大批军人和警察那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多少人，中共将枪毙多少犯罪的“610”人员、警察和国安等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为其偿命。因被法轮功学员严词拒绝而作罢。后来出台的《公务员法》、《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就是在做最后的打算，这些文件中对所办案件的所谓“终生负责”就是为了把迫害法轮功的责任推给基层工作人员。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