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6月04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近期，有香港杂志披露了某中共官方智囊机构有关文革的一些资料，其中披露出的一组数据令世人震惊。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一再呼吁，中国人应该对文革作更加深入的反思，包括部份原中共体制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提出，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香港《争鸣》杂志今年6月号发文，披露了中共官方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有关文革的资料档案。其中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66年至1976年9月，直接受文革审查打击者37,442,600人；受牵连影响工作、升学、参军及被剥夺政治权利者85,973,500人；受打击、迫害非正常死亡者5,673,770；失踪者412,290人。
破坏焚毁党、政机关、公共场所建筑物173,448座；破坏损毁交通2065处，桥梁214座，隧道62处；破坏捣毁历史文物建筑2644处，庙宇、教堂1490馀处；失窃流失各类枪支1,852,300件，子弹3270万馀发，炸药244吨。由于文革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巨大。
事实上，多年来，中国非官方或半官方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对文革发生的原因和它造成的灾难后果，从不同的角度有过不同程度的反思与研究。
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记忆》第104期发表了中国学者，《炎黄春秋》杂志原副社长杨继绳撰写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曾提及中共元老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份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杨继绳在文章中形容当年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说，“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随着文革原动力减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革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文章表示，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先是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等到旧的秩序完全破坏以后，就出现了“群雄蜂起，你争我斗”的局面。“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杨继绳指出，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这只是文革的表象。其实，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久，而且已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文章分析说，“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但用强权构建起来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但是，毛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却把一切问题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文章表示，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建立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扫清道路。而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残局时采取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做法，都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为了实现他的所谓革命路线，就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打倒刘少奇。所以，“反修防修”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但最终的结果，文革“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第315页。）
杨继绳在文中写道：“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他分析称，毛之所以能把全中国的民众都“运动起来”，是靠中共长期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国人进行灌输。
文章写道，“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文章表示，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已“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并没有被彻底清除。现在，“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
杨继绳指出，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而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所以死抱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放是徒劳无益的。他写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革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文章表示，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的感情纠葛。因为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理智地去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
责任编辑：凯欣
香港《争鸣》杂志今年6月号发文，披露了中共官方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有关文革的资料档案。其中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66年至1976年9月，直接受文革审查打击者37,442,600人；受牵连影响工作、升学、参军及被剥夺政治权利者85,973,500人；受打击、迫害非正常死亡者5,673,770；失踪者412,290人。
破坏焚毁党、政机关、公共场所建筑物173,448座；破坏损毁交通2065处，桥梁214座，隧道62处；破坏捣毁历史文物建筑2644处，庙宇、教堂1490馀处；失窃流失各类枪支1,852,300件，子弹3270万馀发，炸药244吨。由于文革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巨大。
事实上，多年来，中国非官方或半官方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对文革发生的原因和它造成的灾难后果，从不同的角度有过不同程度的反思与研究。
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记忆》第104期发表了中国学者，《炎黄春秋》杂志原副社长杨继绳撰写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曾提及中共元老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份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杨继绳在文章中形容当年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说，“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随着文革原动力减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革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文章表示，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先是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等到旧的秩序完全破坏以后，就出现了“群雄蜂起，你争我斗”的局面。“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杨继绳指出，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这只是文革的表象。其实，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久，而且已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文章分析说，“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但用强权构建起来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但是，毛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却把一切问题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文章表示，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建立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扫清道路。而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残局时采取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做法，都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为了实现他的所谓革命路线，就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打倒刘少奇。所以，“反修防修”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但最终的结果，文革“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第315页。）
杨继绳在文中写道：“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他分析称，毛之所以能把全中国的民众都“运动起来”，是靠中共长期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国人进行灌输。
文章写道，“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文章表示，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已“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并没有被彻底清除。现在，“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
杨继绳指出，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而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所以死抱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放是徒劳无益的。他写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革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文章表示，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的感情纠葛。因为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理智地去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
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