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7月16日讯】英国媒体最近发表文章说，不断增加的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对中共的统治越来越不满，尽管经济上富足，但腐败横行的中国社会让他们没有安全感并为之愤怒，他们不再保持沉默。文章还说，如果中共不能满足中产阶级民主变革的要求，那么将会面临解体的危机。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中产阶级：2.25亿让中国领导人担心的理由》。文章说，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飞速变化，使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从1990年代的几乎为零，增长到现在的2.25亿。
不过，众多专家认为，虽然中国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标准的人群增加，但这些人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是无法相比的，因为在中共统治下，他们随时可能失去自己的财富，沦为贫民。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无比焦虑的。
《经济学人》也指出，虽然中国“中产阶级”是富裕的，但是他们没有丝毫安全感——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微薄的社会保障，使很多家庭为养老而担忧；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倾家荡产；他们担忧自己的房屋，随时可能因为贪官心血来潮被剥夺；投资领域的混乱和缺乏监管，使他们担心自己的存款……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实际上在中国上下，其实全中国人民，甚至包括上层的老百姓，都对中共感到愤懑和不满，也都受到中共的毒害。从历史上看，中共过去的60多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实际上迫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
文章说，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共越来越不满。他们嘲笑强行灌输的马列教条；不满贪腐和裙带关系盛行；痛恨污染严重的现状，一些中产阶层试图以独立于中共的方式，如建立非政府组织来保护环境，但是都遭到了政府打压。
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鉴：“中国其实目前并不存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上的中产阶级。因为它政治上，其实并没有一个独立性。”
一般社会学观点认为，中产阶级因为受到过高等教育、见多识广、精通技术，往往成为社会民主转型的推动者。《经济学人》举例说，过去的韩国和台湾，都是在中产阶级推动下，促成了社会民主法制化的质变，但中国却成为特例，尤其在中共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鉴指出，中共除了采取高压政策，还想出了“利诱”的办法扼杀民主萌芽。
李善鉴：“在近些年来，中共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发展经济’，把很多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富裕’的这个方向来。但实际上是在转移他们对自身政治权利要求的注意力。这些人很长时间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从经济方面考虑，所以在政治上的表现，他是一个犬儒主义，他是回避，对个人的政治权利、社会的公益他们从来都是沉默的。”
不过，当自身生存也受到威胁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再只是忧虑，而是愤怒。《经济学人》报导说，虽然老一辈人对混乱有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但35岁以下的人愿意站出来反抗，比如，7月3号广东肇庆高要禄步镇数千名中产阶级人士抗议修建垃圾焚化炉。他们跟警察作战，并试图冲击政府大楼。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吴强，也列举了雷洋事件所引发的校友联署抗议并指出，这次抗争，第一次以精英大学的标签表达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集体焦虑和愤怒。他认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苏醒。
李善鉴指出，无论高压还是利诱都已经无法让中国民众保持沉默，中共即将面临全民的反抗。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中产阶级：2.25亿让中国领导人担心的理由》。文章说，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飞速变化，使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从1990年代的几乎为零，增长到现在的2.25亿。
不过，众多专家认为，虽然中国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标准的人群增加，但这些人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是无法相比的，因为在中共统治下，他们随时可能失去自己的财富，沦为贫民。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无比焦虑的。
《经济学人》也指出，虽然中国“中产阶级”是富裕的，但是他们没有丝毫安全感——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微薄的社会保障，使很多家庭为养老而担忧；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倾家荡产；他们担忧自己的房屋，随时可能因为贪官心血来潮被剥夺；投资领域的混乱和缺乏监管，使他们担心自己的存款……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实际上在中国上下，其实全中国人民，甚至包括上层的老百姓，都对中共感到愤懑和不满，也都受到中共的毒害。从历史上看，中共过去的60多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实际上迫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
文章说，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共越来越不满。他们嘲笑强行灌输的马列教条；不满贪腐和裙带关系盛行；痛恨污染严重的现状，一些中产阶层试图以独立于中共的方式，如建立非政府组织来保护环境，但是都遭到了政府打压。
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鉴：“中国其实目前并不存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上的中产阶级。因为它政治上，其实并没有一个独立性。”
一般社会学观点认为，中产阶级因为受到过高等教育、见多识广、精通技术，往往成为社会民主转型的推动者。《经济学人》举例说，过去的韩国和台湾，都是在中产阶级推动下，促成了社会民主法制化的质变，但中国却成为特例，尤其在中共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鉴指出，中共除了采取高压政策，还想出了“利诱”的办法扼杀民主萌芽。
李善鉴：“在近些年来，中共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发展经济’，把很多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富裕’的这个方向来。但实际上是在转移他们对自身政治权利要求的注意力。这些人很长时间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从经济方面考虑，所以在政治上的表现，他是一个犬儒主义，他是回避，对个人的政治权利、社会的公益他们从来都是沉默的。”
不过，当自身生存也受到威胁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再只是忧虑，而是愤怒。《经济学人》报导说，虽然老一辈人对混乱有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但35岁以下的人愿意站出来反抗，比如，7月3号广东肇庆高要禄步镇数千名中产阶级人士抗议修建垃圾焚化炉。他们跟警察作战，并试图冲击政府大楼。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吴强，也列举了雷洋事件所引发的校友联署抗议并指出，这次抗争，第一次以精英大学的标签表达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集体焦虑和愤怒。他认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苏醒。
李善鉴指出，无论高压还是利诱都已经无法让中国民众保持沉默，中共即将面临全民的反抗。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