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0日，走出监狱大门时，很多书籍，我都没有带，却带了35本《炎黄春秋》！五年的冤狱，《炎黄春秋》伴我度过了许多个凄风苦雨的日日夜夜。
中共夺取政权67年来，一批又一批敢讲真话的志士仁人受到严重迫害。在中共统治下，讲真话成为一件最奢侈的事。《炎黄春秋》是中共体制内唯一敢讲真话的杂志，却一次又一次遭到天天讲假话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打压。
此次《炎黄春秋》事件已经延烧一段时间了。表面上纷纷攘攘，实质上，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亲信、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向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公开叫板。你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不是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吗？你习近平不是批示“不要封杀，做好引导”吗？你习近平不是总讲“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吗？我刘云山看《炎黄春秋》就是不顺眼，不痛快，《炎黄春秋》就“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我就按照“文革”红卫兵的做派，直接抢占《炎黄春秋》，看你怎么着？习近平至今没说话，让你折腾，等你折腾够了，再收拾你。
我说刘云山打压《炎黄春秋》注定以失败而告终。理由如下：
第一，我同意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说法，《炎黄春秋》这个牌子，刘云山之流扛不动。刘云山及其“打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贾磊磊等人，都是西方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他们死后都要去见马克思的。但《炎黄春秋》的创办者们、顾问们、编委们，都是认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的，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所以，他们的刊物名中有“炎黄”两个字。那“春秋”呢？中国古代有个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古人云：“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刘云山这类乱臣贼子是最惧怕记录历史真相的“春秋”的。
第二，《炎黄春秋》的创办者是些什么人？第一个要数原中共军事学院院长萧克上将。他在创办《炎黄春秋》时，开宗明义，以“说真话、写信史”号召天下。他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第二个要数原中共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1991年萧克上将创办《炎黄春秋》时，指名前中共总理赵紫阳的旧部杜导正主持。杜导正决定接手《炎黄春秋》时，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抱定了“五不怕”：不怕离婚，不怕砍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以萧克和杜导正这种性格，《炎黄春秋》是不可能被压服的。
第三，《炎黄春秋》是怎么创办和运作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从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开始起步；中国的城镇改革，从计划外的乡镇企业开始突破。中共的媒体都是靠纳税人的钱办的，离开了纳税人的钱和强迫命令，所有中共党媒全部都要完蛋。《炎黄春秋》自1991年7月创刊以来，国家没有投过一分钱，没有给过一个编制，没有提供过一寸办公场地，完全靠创办人的良知，靠讲真话的力量，靠发行收入的支撑，走过了25年！2014年每期印量接近20万份，以中青年读者为主的搜狐手机网，订阅量达到327万。按经济规律办起来的《炎黄春秋》，一时可以强压下去，最终必将破“壳”重生，将来中国的杂志都得走这条路。
由于没有官方的编制和经费，《炎黄春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相对独立，这是编辑方针保持相对独立的重要保证。在《炎黄春秋》内部，也有一套相对民主的制度，包括用人、用钱、用稿。比如社内人事、财务等大事要由杂志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用稿要由编辑部集体讨论决定，社长和总编不能独断，大事集体投票决定。这套机制符合普世价值，顺应历史潮流。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以外，非专制独裁国家，办杂志大都这么办的！
第四，《炎黄春秋》的作者群是些什么人？今年已是百岁人瑞的原毛泽东秘书李锐，经历了满清、北洋、国民党、共产党的“四朝元老”周有光，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被评为“中国50位魅力人物”之一的资中筠，被誉为“中国法治的良心”、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当代中国最着名的法学家江平，原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原中共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高锴，原外交部官员、张闻天秘书、着名学者何方，原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郭道晖等。这是一个学贯中西、历经磨难、曾经盲从却逐步觉醒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思想开明、眼界开阔、曾经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旧部的离退休老干部群体。高压和欺骗对这个作者群根本不管用！
第五，《炎黄春秋》的读者群是些人什么人？爱《炎黄春秋》的读者，都是些追求真相、独立思考、爱憎分明、有世界眼光的人。封杀《炎黄春秋》事件发生后，立即有一批读者签署公开信声援。公开信表示，《炎黄春秋》敢讲真话，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经验教训，为开启民智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杂志却不断遭受打压。《炎黄春秋》的遭遇，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命运。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灭口！”所以，我们必须发出吼声：住手！伪《炎黄春秋》第八期出来后，立即有一位敏锐的读者，写了一篇《炎黄伪刊五问》，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至今为止，伪《炎黄春秋》的炮制者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回应！这个读者群遍及海内外，是一个不可能被忽悠、被糊弄的庞大群体。
第六，以“文革”手段打压《炎黄春秋》不得人心。十年“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在“文革”结束40年后的今天，13亿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不愿重回“文革”。最近，在杜导正夫人刚去世不久、杜老生病住院之际，刘云山手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打手们”突然宣布对《炎黄春秋》进行“夺权”，强占《炎黄春秋》的办公室、财务室，窃取并修改《炎黄春秋》官网密码，严重伤害了全中国一切有良知者的心！资中筠写道：“这样的以城管对小贩的暴力手段，或者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施加于一个机构，这样对待一位因丧妻之痛生病住院的老人，乘人之危，急不可耐地打家劫舍，鹊巢鸠占，还瞄准财务、出纳（恐怕那笔不大的资产也是重点目标），真是只有不敢想的，没有不敢做的……这种种暴行出自一个以‘文化’、‘艺术’为名的机构，最后一点文明的外衣已经撕去，礼义廉耻荡然无存”。人心丧尽者，能长久吗？
第七，刘云山为什么这么恨《炎黄春秋》？只因为刘云山是当代中国最邪恶的政治流氓江泽民的代理人。2015年《炎黄春秋》第1期发表了张金昌少将的文章《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文章写道：“我退休后，王守业虽未当上部长，但工作由他牵头。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投机钻营，在参加军委常务会议讨论营房有关议题时，利用拉老乡关系接近和拉拢中央军委领导的秘书×××，从吃请开始，礼尚往来，然后打得火热，亲如兄弟。4个月后，×××秘书竟以中央军委领导办公室的名义正式打电话给总后领导，要报王守业为营房部部长。1996年1月，军委正式任命王守业为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王守业是河南叶县人，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也是河南叶县人，所以这里虽然用xxx代替，但等于直接点名。文章的另一处还写道：“在一次与退下来的总后领导交谈时，我当面问过，我说：‘当时我向你多次汇报过王守业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问题，为什么他还能当部长？’他说：‘你不知道，当时×办打了电话的。’我说：‘不就是×××秘书打的电话吗？’他说：‘他的电话当然是代表×办的’。”这个×办，就是江泽民办公室。江泽民及其秘书贾廷安的丑行，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丑行。刘云山因此跟《炎黄春秋》过不去，将他完全置于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第八，刘云山为什么这么恨《炎黄春秋》？还因为习近平一家人跟《炎黄春秋》的因缘关系。习近平的父亲1962年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被迫害长达16年。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在一次讨论会上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我的意见是，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几个？也不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平时说几句不同意见就犯了罪了？”这种理念，正是日后习仲勋题写“《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由来。《炎黄春秋》周围聚集了一批红二代，习近平的大姐习干平，也曾出席《炎黄春秋》的春节联谊会。在刘云山强迫《炎黄春秋》变更主管单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时，一些老干部上书习近平。据李锐讲，习近平批了八个字：“不要封杀，做好引导”。习近平上台后，反贪打虎，勇猛异常，江泽民派系的许多“大老虎”被习近平一一拿下。金融领域的反腐直接触及到刘云山之子刘乐飞。刘云山非常清楚：习江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讲真话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刘云山以最拙劣的手段打压《炎黄春秋》，最终能有好果子吃吗？
《炎黄春秋》目前遭到的劫难，也有其必然性。看一看中共95年的历史，看一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68年的历史，敢讲真话的人，敢讲真话的媒体，有一个不遭灭顶之灾的吗？杜导正对《炎黄春秋》被夺权表现很激动，形容情况一如文革：“财务我们都是独立的，手里边800万总是有的吧，这个钱都困着，一下子变成它的人了、它的钱了。这是什么？这是公开的抢劫吧！我就想到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你这个单位、你这个头，他宣布你是走资派、反动的，我就夺了你的权了。”杜导正质问，面对他们这等老干部，党内“怎么可以下毒手、下狠手，没有一点商量的馀地”？
一群中共体制内的人，幻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共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宪政党”，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愿望无限美好，然而，“多情总被无情恼”。为什么？中共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假、恶、斗”。在中共体制内，根本不可能有他们幻想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不可能有依法治国，根本不可能有民主宪政。中共的腐败已经到了恶性癌症晚期的晚期了。如果杜导正这些老人们，能从刘云山的这次当头棒喝中彻底醒悟过来，《炎黄春秋》可起死回生。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有一句名言：“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刘云山对待《炎黄春秋》确实是发了疯，这也就离他最终灭亡不远了。习近平现在的第一要务是掌控军队，原来的七大军区向新的五大战区移交权力还没有最终完成，军队内江泽民的势力还没有清洗干净。一旦军国大事尘埃落定，就到了刘云山向隅而泣的时候了。
资中筠将《炎黄春秋》的宗旨概括为：“还原真相，开启民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我觉得还是比较帖切的。她在祭《炎黄春秋》文中写道：“我真不明白，真话、真相，乃至常识，就那么可怕吗？”我说：真的可怕，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就是中共灭亡之时！但讲真话，求真相，回归常识，符合天理人心。告别中共，告别马列，《炎黄春秋》必将浴火重生！
文章来源：作者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新唐人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明轩
中共夺取政权67年来，一批又一批敢讲真话的志士仁人受到严重迫害。在中共统治下，讲真话成为一件最奢侈的事。《炎黄春秋》是中共体制内唯一敢讲真话的杂志，却一次又一次遭到天天讲假话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打压。
此次《炎黄春秋》事件已经延烧一段时间了。表面上纷纷攘攘，实质上，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亲信、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向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公开叫板。你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不是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吗？你习近平不是批示“不要封杀，做好引导”吗？你习近平不是总讲“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吗？我刘云山看《炎黄春秋》就是不顺眼，不痛快，《炎黄春秋》就“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我就按照“文革”红卫兵的做派，直接抢占《炎黄春秋》，看你怎么着？习近平至今没说话，让你折腾，等你折腾够了，再收拾你。
我说刘云山打压《炎黄春秋》注定以失败而告终。理由如下：
第一，我同意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说法，《炎黄春秋》这个牌子，刘云山之流扛不动。刘云山及其“打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贾磊磊等人，都是西方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他们死后都要去见马克思的。但《炎黄春秋》的创办者们、顾问们、编委们，都是认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的，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所以，他们的刊物名中有“炎黄”两个字。那“春秋”呢？中国古代有个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古人云：“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刘云山这类乱臣贼子是最惧怕记录历史真相的“春秋”的。
第二，《炎黄春秋》的创办者是些什么人？第一个要数原中共军事学院院长萧克上将。他在创办《炎黄春秋》时，开宗明义，以“说真话、写信史”号召天下。他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第二个要数原中共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1991年萧克上将创办《炎黄春秋》时，指名前中共总理赵紫阳的旧部杜导正主持。杜导正决定接手《炎黄春秋》时，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抱定了“五不怕”：不怕离婚，不怕砍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以萧克和杜导正这种性格，《炎黄春秋》是不可能被压服的。
第三，《炎黄春秋》是怎么创办和运作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从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开始起步；中国的城镇改革，从计划外的乡镇企业开始突破。中共的媒体都是靠纳税人的钱办的，离开了纳税人的钱和强迫命令，所有中共党媒全部都要完蛋。《炎黄春秋》自1991年7月创刊以来，国家没有投过一分钱，没有给过一个编制，没有提供过一寸办公场地，完全靠创办人的良知，靠讲真话的力量，靠发行收入的支撑，走过了25年！2014年每期印量接近20万份，以中青年读者为主的搜狐手机网，订阅量达到327万。按经济规律办起来的《炎黄春秋》，一时可以强压下去，最终必将破“壳”重生，将来中国的杂志都得走这条路。
由于没有官方的编制和经费，《炎黄春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相对独立，这是编辑方针保持相对独立的重要保证。在《炎黄春秋》内部，也有一套相对民主的制度，包括用人、用钱、用稿。比如社内人事、财务等大事要由杂志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用稿要由编辑部集体讨论决定，社长和总编不能独断，大事集体投票决定。这套机制符合普世价值，顺应历史潮流。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以外，非专制独裁国家，办杂志大都这么办的！
第四，《炎黄春秋》的作者群是些什么人？今年已是百岁人瑞的原毛泽东秘书李锐，经历了满清、北洋、国民党、共产党的“四朝元老”周有光，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被评为“中国50位魅力人物”之一的资中筠，被誉为“中国法治的良心”、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当代中国最着名的法学家江平，原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原中共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高锴，原外交部官员、张闻天秘书、着名学者何方，原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郭道晖等。这是一个学贯中西、历经磨难、曾经盲从却逐步觉醒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思想开明、眼界开阔、曾经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旧部的离退休老干部群体。高压和欺骗对这个作者群根本不管用！
第五，《炎黄春秋》的读者群是些人什么人？爱《炎黄春秋》的读者，都是些追求真相、独立思考、爱憎分明、有世界眼光的人。封杀《炎黄春秋》事件发生后，立即有一批读者签署公开信声援。公开信表示，《炎黄春秋》敢讲真话，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经验教训，为开启民智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杂志却不断遭受打压。《炎黄春秋》的遭遇，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命运。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灭口！”所以，我们必须发出吼声：住手！伪《炎黄春秋》第八期出来后，立即有一位敏锐的读者，写了一篇《炎黄伪刊五问》，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至今为止，伪《炎黄春秋》的炮制者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回应！这个读者群遍及海内外，是一个不可能被忽悠、被糊弄的庞大群体。
第六，以“文革”手段打压《炎黄春秋》不得人心。十年“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在“文革”结束40年后的今天，13亿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不愿重回“文革”。最近，在杜导正夫人刚去世不久、杜老生病住院之际，刘云山手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打手们”突然宣布对《炎黄春秋》进行“夺权”，强占《炎黄春秋》的办公室、财务室，窃取并修改《炎黄春秋》官网密码，严重伤害了全中国一切有良知者的心！资中筠写道：“这样的以城管对小贩的暴力手段，或者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施加于一个机构，这样对待一位因丧妻之痛生病住院的老人，乘人之危，急不可耐地打家劫舍，鹊巢鸠占，还瞄准财务、出纳（恐怕那笔不大的资产也是重点目标），真是只有不敢想的，没有不敢做的……这种种暴行出自一个以‘文化’、‘艺术’为名的机构，最后一点文明的外衣已经撕去，礼义廉耻荡然无存”。人心丧尽者，能长久吗？
第七，刘云山为什么这么恨《炎黄春秋》？只因为刘云山是当代中国最邪恶的政治流氓江泽民的代理人。2015年《炎黄春秋》第1期发表了张金昌少将的文章《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文章写道：“我退休后，王守业虽未当上部长，但工作由他牵头。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投机钻营，在参加军委常务会议讨论营房有关议题时，利用拉老乡关系接近和拉拢中央军委领导的秘书×××，从吃请开始，礼尚往来，然后打得火热，亲如兄弟。4个月后，×××秘书竟以中央军委领导办公室的名义正式打电话给总后领导，要报王守业为营房部部长。1996年1月，军委正式任命王守业为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王守业是河南叶县人，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也是河南叶县人，所以这里虽然用xxx代替，但等于直接点名。文章的另一处还写道：“在一次与退下来的总后领导交谈时，我当面问过，我说：‘当时我向你多次汇报过王守业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问题，为什么他还能当部长？’他说：‘你不知道，当时×办打了电话的。’我说：‘不就是×××秘书打的电话吗？’他说：‘他的电话当然是代表×办的’。”这个×办，就是江泽民办公室。江泽民及其秘书贾廷安的丑行，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丑行。刘云山因此跟《炎黄春秋》过不去，将他完全置于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第八，刘云山为什么这么恨《炎黄春秋》？还因为习近平一家人跟《炎黄春秋》的因缘关系。习近平的父亲1962年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被迫害长达16年。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在一次讨论会上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我的意见是，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几个？也不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平时说几句不同意见就犯了罪了？”这种理念，正是日后习仲勋题写“《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由来。《炎黄春秋》周围聚集了一批红二代，习近平的大姐习干平，也曾出席《炎黄春秋》的春节联谊会。在刘云山强迫《炎黄春秋》变更主管单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时，一些老干部上书习近平。据李锐讲，习近平批了八个字：“不要封杀，做好引导”。习近平上台后，反贪打虎，勇猛异常，江泽民派系的许多“大老虎”被习近平一一拿下。金融领域的反腐直接触及到刘云山之子刘乐飞。刘云山非常清楚：习江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讲真话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刘云山以最拙劣的手段打压《炎黄春秋》，最终能有好果子吃吗？
《炎黄春秋》目前遭到的劫难，也有其必然性。看一看中共95年的历史，看一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68年的历史，敢讲真话的人，敢讲真话的媒体，有一个不遭灭顶之灾的吗？杜导正对《炎黄春秋》被夺权表现很激动，形容情况一如文革：“财务我们都是独立的，手里边800万总是有的吧，这个钱都困着，一下子变成它的人了、它的钱了。这是什么？这是公开的抢劫吧！我就想到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你这个单位、你这个头，他宣布你是走资派、反动的，我就夺了你的权了。”杜导正质问，面对他们这等老干部，党内“怎么可以下毒手、下狠手，没有一点商量的馀地”？
一群中共体制内的人，幻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共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宪政党”，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愿望无限美好，然而，“多情总被无情恼”。为什么？中共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假、恶、斗”。在中共体制内，根本不可能有他们幻想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不可能有依法治国，根本不可能有民主宪政。中共的腐败已经到了恶性癌症晚期的晚期了。如果杜导正这些老人们，能从刘云山的这次当头棒喝中彻底醒悟过来，《炎黄春秋》可起死回生。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有一句名言：“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刘云山对待《炎黄春秋》确实是发了疯，这也就离他最终灭亡不远了。习近平现在的第一要务是掌控军队，原来的七大军区向新的五大战区移交权力还没有最终完成，军队内江泽民的势力还没有清洗干净。一旦军国大事尘埃落定，就到了刘云山向隅而泣的时候了。
资中筠将《炎黄春秋》的宗旨概括为：“还原真相，开启民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我觉得还是比较帖切的。她在祭《炎黄春秋》文中写道：“我真不明白，真话、真相，乃至常识，就那么可怕吗？”我说：真的可怕，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就是中共灭亡之时！但讲真话，求真相，回归常识，符合天理人心。告别中共，告别马列，《炎黄春秋》必将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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