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8月29日讯】习近平、王岐山反腐3年多，中共发改委系统落马官员人数排名第一。发改委官员对中共地方大员能呼来唤去，被认为第二中央。分析认为，中共体制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结束中共制度，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8月28日，港媒刊登署名评论文章，讨论中共国务院属下发改委被反腐清算后的整改情况。文章认为，不抛弃中共体制，发改委作为官商勾结的大本营主要角色很难改变。
文章介绍，过去3年多，已有近30个中共国家发改委系统官员被调查，人数及涉案金额位踞国务院各部委之首。文章举例，中共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落马后，他的家中被搜出人民币现金2亿馀元，创下最大数额纪录。
据悉，发改委系统非常霸道，就连中共地方省长、书记到发改委审批项目，被发改委处长呼来喝去是家常便饭；级别较低的中共地方官员到发改委更苦，甚至没有座位，只能站在走廊外排队“罚站”。
发改委权限过大，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被认为是其糜烂的原因之一。文章揭示说，在国家发改委大院后面，开了许多种谘询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共发改委官员亲属、同学所经营的红顶中介。据称，中共地方当局申报的基建项目，若没有红顶中介引见、审核，根本排不上发改委的议事日程。
有些发改委官员在审批国家大型基建时，甚至为中共地方当局指定工程承包方，否则就想方设法拖延审批。中共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与其子，被认为是典型的例子，刘掌管能源审批项目，其子在外揽活，一明一暗进行密切配合。
有文章对红顶中介的描绘是：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据悉，红顶中介收取的费用，除小部分回流权力部门，成为福利“小金库”外，绝大部分成为贪官私人的腰包。
中共国家发改委沦为官商勾结大本营，主要是权力不受制约，“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本次整改中，该部门副处级以上中共官员，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情况被要求进行全面梳理。但表面上不准该部门亲属在该部门官员权力范围内经商，但很多中共官员亲属都是找代理人经营公司，自己只不过是在暗中操控。因此，新的整改工作被认为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
抛弃中共体制，效仿西方国家成功经验，通过官员财产公示、利益关系回避、政治透明化等整套阳光法案，遏制官员亲属的裙带式腐败行为，被认为是真正有效的做法。这一点需要习近平阵营拥有足够的改革决心。
（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8月28日，港媒刊登署名评论文章，讨论中共国务院属下发改委被反腐清算后的整改情况。文章认为，不抛弃中共体制，发改委作为官商勾结的大本营主要角色很难改变。
文章介绍，过去3年多，已有近30个中共国家发改委系统官员被调查，人数及涉案金额位踞国务院各部委之首。文章举例，中共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落马后，他的家中被搜出人民币现金2亿馀元，创下最大数额纪录。
据悉，发改委系统非常霸道，就连中共地方省长、书记到发改委审批项目，被发改委处长呼来喝去是家常便饭；级别较低的中共地方官员到发改委更苦，甚至没有座位，只能站在走廊外排队“罚站”。
发改委权限过大，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被认为是其糜烂的原因之一。文章揭示说，在国家发改委大院后面，开了许多种谘询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共发改委官员亲属、同学所经营的红顶中介。据称，中共地方当局申报的基建项目，若没有红顶中介引见、审核，根本排不上发改委的议事日程。
有些发改委官员在审批国家大型基建时，甚至为中共地方当局指定工程承包方，否则就想方设法拖延审批。中共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与其子，被认为是典型的例子，刘掌管能源审批项目，其子在外揽活，一明一暗进行密切配合。
有文章对红顶中介的描绘是：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据悉，红顶中介收取的费用，除小部分回流权力部门，成为福利“小金库”外，绝大部分成为贪官私人的腰包。
中共国家发改委沦为官商勾结大本营，主要是权力不受制约，“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本次整改中，该部门副处级以上中共官员，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情况被要求进行全面梳理。但表面上不准该部门亲属在该部门官员权力范围内经商，但很多中共官员亲属都是找代理人经营公司，自己只不过是在暗中操控。因此，新的整改工作被认为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
抛弃中共体制，效仿西方国家成功经验，通过官员财产公示、利益关系回避、政治透明化等整套阳光法案，遏制官员亲属的裙带式腐败行为，被认为是真正有效的做法。这一点需要习近平阵营拥有足够的改革决心。
（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