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1日起，中共军网开始刊登“军事解密”系列，首个系列讲述的乃是中共“红色特工”，其中就包括中共绝无仅有的“五方特务”袁殊。其“五方特务”的意思是除了为中共提供情报外，还同时兼有中统、军统、日伪以及青红帮成员等多重身份。
这样的人物在近代历史上十分罕见，不过，军网没有披露的是他可悲的下场。笔者文中的若干史料来自顾雪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一文。顾雪雍的舅父恽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因此了解不少内幕。
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的袁殊，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16岁时参加北伐战争，左倾思想出现端倪。之后留学日本，学习新闻学，并开始接触马恩思想。回国后，他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左联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并积极发表着作和译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不久，袁殊离开左联，1931年加入中共并参加了中共中央特科，在中共另一个有名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手下从事情报工作。潘汉年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入国民党上层。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这也使他获取的涉日情报又快又准。岩井后来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
为了获取更广泛的情报，袁殊还加入了上海有名的青红帮，成为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的兄弟。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自此，袁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为中共输送多方情报。
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与日本领事馆的关系，引起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重视，他也因此获得了军统身份，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来他还出面组织了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着的汉奸的行动，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后，因身份被南京伪政府特务组织识破，袁殊差点被处死。在生死关头，岩井将其救下。为感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开了汉奸身份。
至此，袁殊成为了拥有五方背景的“五方特务”，但其核心还是为中共服务。
有着如此多重身份的袁殊，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直至1946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甚至利用日本人岩井英一的钱为中共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彼时，“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据点。他从日本人手中获取的情报包括远东慕尼克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等等，而他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则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中共依据这些情报，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方便人员进出，而栗裕部队则凭藉及时的情报，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至于给国民党军统的情报，袁殊则是由选择性的。但他亦接受军统的命令，还为军统组织了两次特别行动，比如暗杀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等。
在日伪期间，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伪职，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根据顾雪雍的文章，袁殊之所以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还在于他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在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后，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日伪政府于是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
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于是人们渐渐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
这说明，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而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共假抗日、真破坏的险恶用心。
1955年潘汉年被捕时，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事实上，潘的真正罪名是在毛的授意下，与日军秘密谈判。
顾雪雍在文章中披露，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就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并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其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
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通报了会谈内容。
潘汉年代表毛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毫无疑问，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由于袁殊的成功伪装，国民党一直都没有识破其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晓袁殊去了中共的根据地，“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也就是曾庆红的老爸亲自找袁殊谈话，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此后，他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等工作。然而，名字虽然改了，但历史的印记无法抹去。袁殊的馀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共建政后，袁殊来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其上级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的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果不其然，潘汉年很快被逮捕，受其牵连，袁殊也随后被捕，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袁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不知道他为何而“羞”。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北京。其妻子离婚后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了界线。而潘汉年早已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
受潘、袁案牵连的共有2千多人，这是中共炮制的又一大冤案，而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握了毛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毛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必须将知情者灭口，而这是毛一贯的残忍作风。
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袁殊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状况不佳。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春节，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
晚年，袁殊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1987年11月26日，袁殊死于北京，应了潘汉年那句谶语：“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这样的人物在近代历史上十分罕见，不过，军网没有披露的是他可悲的下场。笔者文中的若干史料来自顾雪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一文。顾雪雍的舅父恽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因此了解不少内幕。
误入歧途成为“五方特务”
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的袁殊，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16岁时参加北伐战争，左倾思想出现端倪。之后留学日本，学习新闻学，并开始接触马恩思想。回国后，他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左联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并积极发表着作和译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不久，袁殊离开左联，1931年加入中共并参加了中共中央特科，在中共另一个有名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手下从事情报工作。潘汉年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入国民党上层。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这也使他获取的涉日情报又快又准。岩井后来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
为了获取更广泛的情报，袁殊还加入了上海有名的青红帮，成为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的兄弟。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自此，袁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为中共输送多方情报。
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与日本领事馆的关系，引起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重视，他也因此获得了军统身份，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来他还出面组织了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着的汉奸的行动，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后，因身份被南京伪政府特务组织识破，袁殊差点被处死。在生死关头，岩井将其救下。为感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开了汉奸身份。
至此，袁殊成为了拥有五方背景的“五方特务”，但其核心还是为中共服务。
为中共提供大量情报
有着如此多重身份的袁殊，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直至1946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甚至利用日本人岩井英一的钱为中共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彼时，“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据点。他从日本人手中获取的情报包括远东慕尼克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等等，而他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则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中共依据这些情报，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方便人员进出，而栗裕部队则凭藉及时的情报，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至于给国民党军统的情报，袁殊则是由选择性的。但他亦接受军统的命令，还为军统组织了两次特别行动，比如暗杀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等。
在日伪期间，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伪职，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参与屠杀国民党报人
根据顾雪雍的文章，袁殊之所以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还在于他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在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后，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日伪政府于是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
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于是人们渐渐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
这说明，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而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共假抗日、真破坏的险恶用心。
代表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
1955年潘汉年被捕时，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事实上，潘的真正罪名是在毛的授意下，与日军秘密谈判。
顾雪雍在文章中披露，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就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并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其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
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通报了会谈内容。
潘汉年代表毛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毫无疑问，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改名但抹不去印记
由于袁殊的成功伪装，国民党一直都没有识破其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晓袁殊去了中共的根据地，“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也就是曾庆红的老爸亲自找袁殊谈话，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此后，他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等工作。然而，名字虽然改了，但历史的印记无法抹去。袁殊的馀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坐了二十多年中共的牢
中共建政后，袁殊来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其上级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的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果不其然，潘汉年很快被逮捕，受其牵连，袁殊也随后被捕，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袁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不知道他为何而“羞”。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北京。其妻子离婚后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了界线。而潘汉年早已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
受潘、袁案牵连的共有2千多人，这是中共炮制的又一大冤案，而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握了毛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毛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必须将知情者灭口，而这是毛一贯的残忍作风。
死前常嚎啕大哭
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袁殊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状况不佳。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春节，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
晚年，袁殊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1987年11月26日，袁殊死于北京，应了潘汉年那句谶语：“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