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坚持写时评博文，但现在，无论是博客还是公众号，时评博文越来越难写，也越来越不好发出来了。一个月前，只是在公众号上发了几张天堂如此美丽的夜景照片，又被禁言一个月，实际上离上次解禁才10天，公众号又一次被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公众号被永久封掉，现在的言论环境让每一个写作者处于焦灼无奈之中。
许多读者常常问我，为什么公众号上的文章不能及时更新？我只能如实回答：写出来的文章常常发不出来，每一次发文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折磨，无论怎么修改编排，总是达不到幕后审查者的标准，毫无疑问，自由言说的空间己经越来越少，不仅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不能碰触，连国际问题也不能有自己的观点，信息时代的封禁与隔绝只能让奴才犬儒盛行。
有个读者给我留言说：虽然我们不曾相识，也不了解、但是我始终关注着您的文章，虽然您的文章经常被封，但您的文章我都曾仔细阅读过。分享着您的快乐与忧伤，但更多的是忧伤和焦虑！从您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的热爱，正可谓爱之深恨之切！能够认识您，真可谓三生有幸！
这是对我的肯定和支持，也是对我的鞭策和警醒！实际上，做为一个社会批评者，并不是在抹黑这个社会，而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改变，变得更公正，变得更光明，变得更美好！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漠不关心，那就真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一个时代的悲哀。
梁发芾先生在《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的文章中就叙述过这样的场景：当英军登陆后，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喝彩声。
巴金生前一直呼吁国人说真话，李悦在《一个时代的终结》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忏悔的晚年也是说真话的晚年。李悦认为，有人发现，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会选择集体下跪说：我忏悔！但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
但巴金却在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仍然跪着说：“我忏悔！”“我忏悔！”这才是巴金一生中最闪光的时刻，也是巴金最值得后人纪念的可贵之处。巴金曾说：“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持他。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同胞会默默地与他保持距离。”
美国知名学者乔姆斯基曾经来中国讲学，曾经目睹过这样的一幕：我在北大校门口看到三个警察追着一位60多岁的上访老妇用警棍暴打。老妇被打得大吐鲜血、大喊救命！当时在场的上千名学生、教授，竟然没人理睬！看到这场景，我上前阻止，警察指我骂道：洋鬼子，敢管闲事，连你一起打！那一刻我后悔了，我竟然来这样一个麻木变态的国家做访问学者。
巴金和乔姆斯基的话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一个美国人敢于站出来主持公道敢说真话，是因为没有恐惧。而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不敢说真话，常常是因为恐惧，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匮乏也是最珍贵的诉求，一个文明社会，要仰赖免于恐惧的自由，才能维持互信，维系正常的政治社会生活秩序。
1941年，罗斯福在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提出，美国人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应该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在战争渐行渐远之后，免于恐惧的自由，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写进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让自己的民众远离恐惧的威胁，无论是何种恐惧，同时应建立一种鼓励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实现自己与生俱来的潜能的秩序。
朱学东先生在其旧文中坦言：即便面对恐惧，我们也当如昂山素季所言：“但也许，我们只是破碎的玻璃，不堪一握。细小而锐利的玻璃碎片，闪烁着捍卫自己抗拒压榨的力量，是勇气之光的生动象征。而这样的勇气，正是那些志在摆脱压迫桎梏的人们的精魂所在。”
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恩赐，也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携力同行才能真正拥有。
──转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许多读者常常问我，为什么公众号上的文章不能及时更新？我只能如实回答：写出来的文章常常发不出来，每一次发文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折磨，无论怎么修改编排，总是达不到幕后审查者的标准，毫无疑问，自由言说的空间己经越来越少，不仅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不能碰触，连国际问题也不能有自己的观点，信息时代的封禁与隔绝只能让奴才犬儒盛行。
有个读者给我留言说：虽然我们不曾相识，也不了解、但是我始终关注着您的文章，虽然您的文章经常被封，但您的文章我都曾仔细阅读过。分享着您的快乐与忧伤，但更多的是忧伤和焦虑！从您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的热爱，正可谓爱之深恨之切！能够认识您，真可谓三生有幸！
这是对我的肯定和支持，也是对我的鞭策和警醒！实际上，做为一个社会批评者，并不是在抹黑这个社会，而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改变，变得更公正，变得更光明，变得更美好！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漠不关心，那就真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一个时代的悲哀。
梁发芾先生在《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的文章中就叙述过这样的场景：当英军登陆后，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喝彩声。
巴金生前一直呼吁国人说真话，李悦在《一个时代的终结》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忏悔的晚年也是说真话的晚年。李悦认为，有人发现，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会选择集体下跪说：我忏悔！但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
但巴金却在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仍然跪着说：“我忏悔！”“我忏悔！”这才是巴金一生中最闪光的时刻，也是巴金最值得后人纪念的可贵之处。巴金曾说：“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持他。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同胞会默默地与他保持距离。”
美国知名学者乔姆斯基曾经来中国讲学，曾经目睹过这样的一幕：我在北大校门口看到三个警察追着一位60多岁的上访老妇用警棍暴打。老妇被打得大吐鲜血、大喊救命！当时在场的上千名学生、教授，竟然没人理睬！看到这场景，我上前阻止，警察指我骂道：洋鬼子，敢管闲事，连你一起打！那一刻我后悔了，我竟然来这样一个麻木变态的国家做访问学者。
巴金和乔姆斯基的话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一个美国人敢于站出来主持公道敢说真话，是因为没有恐惧。而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不敢说真话，常常是因为恐惧，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匮乏也是最珍贵的诉求，一个文明社会，要仰赖免于恐惧的自由，才能维持互信，维系正常的政治社会生活秩序。
1941年，罗斯福在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提出，美国人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应该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在战争渐行渐远之后，免于恐惧的自由，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写进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让自己的民众远离恐惧的威胁，无论是何种恐惧，同时应建立一种鼓励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实现自己与生俱来的潜能的秩序。
朱学东先生在其旧文中坦言：即便面对恐惧，我们也当如昂山素季所言：“但也许，我们只是破碎的玻璃，不堪一握。细小而锐利的玻璃碎片，闪烁着捍卫自己抗拒压榨的力量，是勇气之光的生动象征。而这样的勇气，正是那些志在摆脱压迫桎梏的人们的精魂所在。”
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恩赐，也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携力同行才能真正拥有。
──转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