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0月29日讯】一名学生时期就入党，毕业后当班主任，在中国过着优渥生活的一个人，却甘心放下一切、逃离中国。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竟然是一次简短的对话。
9月份，法拉盛居民余春光来到美国整整两年了。“人的命运是被安排的，我从来没想到自己能落脚到纽约。我原来的理想是到加州……”他说。每当回想过去几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总感觉冥冥中有种力量在引领着他。
如果没有碰到那个叫杰森·沃德的老师、没有他提出的奇怪问题、没有中国互联网上的“3Q大战”、没有翻墙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许他还是那个广州重点中学里的优秀班主任，一边“帮扶问题学生”，一边享受着他的优厚薪金和家长们的送礼；每年去欧洲或者来美国游山玩水，和爸爸、弟弟一样，过着惬意的“两面人”的生活。
余春光从小就向往西方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上大学时选择了英语专业。小学时光在崇拜黎明和郭富城的狂热中瞬间而过；到了初中，他开始遇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困顿。那时父亲的生意失败，为躲避债主到处搬家。“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饿着肚子不断换学校的日子。由于营养不良，我的头发都是枯黄的。”那时，他听到了玛丽亚·凯利的一首歌《英雄》：“其实你心中有一位英雄，当你窥视你的内心，你无须害怕你现在是什么样。答案显而易见，当你到达灵魂深处，你所领悟的哀伤都将消散……你不再畏惧，你清楚你能克服一切……。”
余春光听着这首歌，在饥饿中冲刺高考。他考上了广东一个沿海城市的师范学院的英语系。他学习成绩优秀，连续四年获得一等奖学金，还当上了系学生会的秘书长。
2003年大三那年，系党组织找到了他，要发展他为“预备党员”。他说：“他们把名额限制得很少，这让我感到自己很出色，沾沾自喜。我知道这对我的前途大有好处。”
余春光的家人中有一半是中共党员。外公当过茂名市局级机关的党委书记，外婆是主管卫生的官员；爸爸曾经是解放军空军的军官；姨丈还是省级的政协委员。这样红色家庭中的孩子，当然是要入党的。
他开始用党员的身分认识周围的事物，这让他纠结和困惑：“因为我是学英语的，我为了练习听力，花几百块钱买了台高级收音机收听外国的广播。广播里的价值观和共产党要我做的格格不入啊。”余春光就这样一边听着《美国之音》、《BBC》，一边按时给党写思想汇报，发誓为党“奋斗终生”。
“说实话，我开始时是很厌恶这一套的，感觉像套上了一个面罩，这个东西覆盖着我，给我另外的一个表皮。但是写着写着，我就不太讨厌了，慢慢就习惯了，变成了一个‘两面人’。”毕业时余春光成为一个正式党员。
他还是爱听凯利的《英雄》。然而春风得意的日子，他既不感到恐惧，也没有哀伤，渐渐地淡忘了心中的“英雄”。
因为学生党员的身分，余春光刚一毕业就被佛山一家重点中学聘为班主任，这是其他同学享受不到的好处。班主任意味着更快的升迁、更大的权力、更肥的待遇。但是做为交换的是，学校要求他“帮扶”思想有“问题”的学生。
什么是有问题的学生？“就是那些在每周一升国旗、唱国歌时不认真的学生。”因为每个月各个班都要评比，自己这个班的表现不光影响着个人的业绩，还牵扯到其他任科老师的利益。每当他质问学生“为什么在唱国歌这么庄严的时候不认真呢？”孩子们就以不作声做为抵制。
终于，他在一天晚自习的时候抓住了那几个学生的小辫子。他发现这几个男生出去开生日派对，还喝了啤酒。他就把他们的家长找来了，让他们把学生领回去，不准在学校过夜：“我就是想给他们个教训，制造这个气氛，让他们看看不听管制有什么后果。”
可是连他自己都讨厌这种“教育”：“这不是教育而是‘教唆’。我小学入少先队，中学入团，大学入党，一直在被管制当中。现在我又在向别人输出这种管制，可是我内心是渴望自由的。”于是，两年之后余春光跳槽到广州，他希望在大城市能够自由一些。他在广州越秀区一所重点高中里谋到了一个职位，还是当班主任。
可是那里管制得更严厉。还是老一套，他还是要做“帮扶”工作，管学生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他形容“我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火坑”。后来，他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力资源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想改行，“我不想再从事所谓的教育事业了，我厌恶透了。”这期间他攒了20万元钱，想到国外留学。后来他结婚用了这笔钱，就不再想留学的事情了。
从2009年到2012年，余春光的学校加入了一个中美EBUS计划，即每年暑假派一部分学生到美国学习大学预科课程，有两年是他带的队。
记得那是2011年7月的一天，他的女儿才出生几个月。当他在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草坪上等待学生下课的时候，他和对方学校的一个老师攀谈了起来。这个老师叫杰森·沃德，也是个年轻的爸爸。一开始，他们的话题是各自的小女儿。
正当两个爸爸拿着手机炫耀自己的宝贝女儿的照片时，忽然，杰森老师的手机上跳出一个视频。在视频里面，一个穿白衬衣的年轻人站在一队坦克前面，似乎试图阻挡坦克车队的前进。坦克朝边上转了一下头，这个年轻人又站到那坦克前。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视频到这里中断了。杰森问：“你能告诉我这个年轻人后来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吗？”
余春光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镜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就根据自己对中国状况的理解回答道：“不是枪毙就是无期徒刑。”
他从那天开始知道了“六四”这个词。他隐约记得自己8、9岁的时候在电视上看过北京“暴徒”烧军车的画面。彷彿一个巨大的幕布被掀开了一角，诱惑着他想看那幕布的后面是什么。他回国之后立刻开始寻找真相。（未完待续）
接下期： http://www.ntdtv.com/xtr/b5/2016/10/29/a1293806.html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9月份，法拉盛居民余春光来到美国整整两年了。“人的命运是被安排的，我从来没想到自己能落脚到纽约。我原来的理想是到加州……”他说。每当回想过去几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总感觉冥冥中有种力量在引领着他。
如果没有碰到那个叫杰森·沃德的老师、没有他提出的奇怪问题、没有中国互联网上的“3Q大战”、没有翻墙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许他还是那个广州重点中学里的优秀班主任，一边“帮扶问题学生”，一边享受着他的优厚薪金和家长们的送礼；每年去欧洲或者来美国游山玩水，和爸爸、弟弟一样，过着惬意的“两面人”的生活。
心中的“英雄”去哪了？
余春光从小就向往西方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上大学时选择了英语专业。小学时光在崇拜黎明和郭富城的狂热中瞬间而过；到了初中，他开始遇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困顿。那时父亲的生意失败，为躲避债主到处搬家。“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饿着肚子不断换学校的日子。由于营养不良，我的头发都是枯黄的。”那时，他听到了玛丽亚·凯利的一首歌《英雄》：“其实你心中有一位英雄，当你窥视你的内心，你无须害怕你现在是什么样。答案显而易见，当你到达灵魂深处，你所领悟的哀伤都将消散……你不再畏惧，你清楚你能克服一切……。”
余春光听着这首歌，在饥饿中冲刺高考。他考上了广东一个沿海城市的师范学院的英语系。他学习成绩优秀，连续四年获得一等奖学金，还当上了系学生会的秘书长。
2003年大三那年，系党组织找到了他，要发展他为“预备党员”。他说：“他们把名额限制得很少，这让我感到自己很出色，沾沾自喜。我知道这对我的前途大有好处。”
余春光的家人中有一半是中共党员。外公当过茂名市局级机关的党委书记，外婆是主管卫生的官员；爸爸曾经是解放军空军的军官；姨丈还是省级的政协委员。这样红色家庭中的孩子，当然是要入党的。
他开始用党员的身分认识周围的事物，这让他纠结和困惑：“因为我是学英语的，我为了练习听力，花几百块钱买了台高级收音机收听外国的广播。广播里的价值观和共产党要我做的格格不入啊。”余春光就这样一边听着《美国之音》、《BBC》，一边按时给党写思想汇报，发誓为党“奋斗终生”。
“说实话，我开始时是很厌恶这一套的，感觉像套上了一个面罩，这个东西覆盖着我，给我另外的一个表皮。但是写着写着，我就不太讨厌了，慢慢就习惯了，变成了一个‘两面人’。”毕业时余春光成为一个正式党员。
他还是爱听凯利的《英雄》。然而春风得意的日子，他既不感到恐惧，也没有哀伤，渐渐地淡忘了心中的“英雄”。
为党卖命 输出控制
因为学生党员的身分，余春光刚一毕业就被佛山一家重点中学聘为班主任，这是其他同学享受不到的好处。班主任意味着更快的升迁、更大的权力、更肥的待遇。但是做为交换的是，学校要求他“帮扶”思想有“问题”的学生。
什么是有问题的学生？“就是那些在每周一升国旗、唱国歌时不认真的学生。”因为每个月各个班都要评比，自己这个班的表现不光影响着个人的业绩，还牵扯到其他任科老师的利益。每当他质问学生“为什么在唱国歌这么庄严的时候不认真呢？”孩子们就以不作声做为抵制。
终于，他在一天晚自习的时候抓住了那几个学生的小辫子。他发现这几个男生出去开生日派对，还喝了啤酒。他就把他们的家长找来了，让他们把学生领回去，不准在学校过夜：“我就是想给他们个教训，制造这个气氛，让他们看看不听管制有什么后果。”
可是连他自己都讨厌这种“教育”：“这不是教育而是‘教唆’。我小学入少先队，中学入团，大学入党，一直在被管制当中。现在我又在向别人输出这种管制，可是我内心是渴望自由的。”于是，两年之后余春光跳槽到广州，他希望在大城市能够自由一些。他在广州越秀区一所重点高中里谋到了一个职位，还是当班主任。
可是那里管制得更严厉。还是老一套，他还是要做“帮扶”工作，管学生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他形容“我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火坑”。后来，他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力资源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想改行，“我不想再从事所谓的教育事业了，我厌恶透了。”这期间他攒了20万元钱，想到国外留学。后来他结婚用了这笔钱，就不再想留学的事情了。
一个美国老师的提问
从2009年到2012年，余春光的学校加入了一个中美EBUS计划，即每年暑假派一部分学生到美国学习大学预科课程，有两年是他带的队。
记得那是2011年7月的一天，他的女儿才出生几个月。当他在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草坪上等待学生下课的时候，他和对方学校的一个老师攀谈了起来。这个老师叫杰森·沃德，也是个年轻的爸爸。一开始，他们的话题是各自的小女儿。
正当两个爸爸拿着手机炫耀自己的宝贝女儿的照片时，忽然，杰森老师的手机上跳出一个视频。在视频里面，一个穿白衬衣的年轻人站在一队坦克前面，似乎试图阻挡坦克车队的前进。坦克朝边上转了一下头，这个年轻人又站到那坦克前。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视频到这里中断了。杰森问：“你能告诉我这个年轻人后来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吗？”
余春光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镜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就根据自己对中国状况的理解回答道：“不是枪毙就是无期徒刑。”
他从那天开始知道了“六四”这个词。他隐约记得自己8、9岁的时候在电视上看过北京“暴徒”烧军车的画面。彷彿一个巨大的幕布被掀开了一角，诱惑着他想看那幕布的后面是什么。他回国之后立刻开始寻找真相。（未完待续）
接下期： http://www.ntdtv.com/xtr/b5/2016/10/29/a1293806.html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