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撤销河北高院（1995年）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在聂树斌蒙冤21年后，在此案复查逾11年后，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不正义的正义结果。
2号中午，杭州阳光明媚，在浙大西溪校区的树荫下，一家电视台采访我，问我对此事的评价。我说：痛并快乐着；法治的阳光明媚，而我们仍然在阴影下讨论冤案。
记者问我：冤案纠正了，不是法治的胜利吗？
结果正确不等于正确结果，正义实现了，但这不是我要的正义。
正义，必须以正义的方式实现。
1、法治不是结果正义，而是过程正义
真凶出现后纠正一个冤案需要11年，而真凶又被提前行刑造成悬案，聂树斌的无罪之路，是法治之耻。
如果纠正冤案等于法治的胜利，那么，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后都沉冤昭雪，能否说，封建专制社会能够纠正冤案，也是法治社会？
显然，冤案昭雪，只是起码的良心道义，与法治无关。
所有国家、任何朝代，都会尽力减少冤案发生，尤其是命案。这是考量政权合法性、社会有序性的基本标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非现代法治社会才有的理念，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人心公道。如《晋书．元帝纪》云：“其有政绩可述，刑狱得中，人无怨讼，久而日新。”在历代统治者心中，无冤少怨都是重要的政绩内容。
在古代，冤案经常可以惊动最高统治者。如明成祖亲自纠正沈师桥被错误羁押案，嘉靖纠正李玉英冤案。干隆更是亲自纠正了“隐形轮奸”（利用巫术、隐形法轮奸妇女）案的错误，并亲批“矜慎庶狱，罪疑惟轻”八字方针。
所以，司法的最低限度是无冤。就这一点，我不同意陈兴良教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的论断。纵观世界历史，无冤是所有正常司法体制的基本追求，有冤必纠也是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
无冤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而是社会的最低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的优势不是纠正冤案，而是以正确的方式纠正冤案。
结果正确，不是法治的特征；程式正确，才是法治的特征。如果把结果正确等于法治核心，就很难理解辛普森案件中美国人的态度。辛普森案宣判后，68%的受访人认为辛普森有罪，但80%的受访民众认为法庭审判的程式是正义的。
极权与民主制度，都会出现错误，不同的是，极权体制是御笔纠错，而法治社会是自动纠错。在尼克森的水门事件中，即使总统也不敢对抗法官要求交出录音带的裁定。而在聂树斌案中，一个副部级的张越，竟然可以单挑整个国家法律制度21年。
聂树斌案的无罪之路，不是法治化的纠错过程。聂树斌案是一个普通杀人案，判决书漏洞百出却得以维系，再审之诉不被受理；真凶出现后被提前杀掉；原审河北法院拒绝认错，只能由山东高院异地再审；最终以最高法院再审结束，主审的是副部级法官。
这是一个无法复制、高层决策、逆向法治的纠错过程。
我看不到希望，却感受到绝望。
2、即使真凶未落网，也是错案
聂树斌案最终被判无罪，是因为真凶落网。
但是，从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的再审判决来看，即使真凶没有落网，聂案也是一个不折不扣、严重违法的错案。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从九个方面认为原审错误（以下均原文引用）：
（1）聂树斌被抓获之时无任何证据或线索指向其与康某1被害案存在关联；
（2）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缺失，严重影响在卷讯问笔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3）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4）原审卷宗内案发之后前50天内证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况的证人证言缺失，严重影响在案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5）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重要原始书证；
（6）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
（7）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
（8）原审认定康某1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9）原办案程式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
毫无疑问，这九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有问题，都是严重错误，都属于“事实基本不清楚、证据基本不确凿”，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错案。
这些司法人员的法律知识一定是体育老师教的。
退一万步讲，假如聂树斌真的杀了人，原审判决也是错判，这才是法治社会的正确逻辑。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米兰达对强奸杀人供认不讳，但因为被迫认罪，美国最高法院仍然再审改判米兰达无罪。在聂案中，如此严重的程式违法、证据不清，即便碰巧结果对了，也是偶然事件。换言之，如果承认存在严重错误判决的合法性，即使在聂树斌案中没有杀错人，也必然在其他案件中杀错很多人。
像考勤表丢失、作案工具有疑问等严重问题，是基本的常识性错误，绝非法治理念落后、制度不健全的原因。这些严重错误，即使放在一千年前的司法体制下，也不能轻易下判。
从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的判决书来看，原审判决是一个完全违反“常识、常理、常情”的判决，简直是草菅人命。
即使真凶不落网，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判决，如何在各方抗议下顽固地维系了21年？
细思恐极，司法实践中，有以上九个错误中的一个或数个的判决，是否还在延续着合法性？
还有多少这样滥杀无辜的判决，令人不寒而栗。
3、法官明知有错仍然判死，构成故意杀人罪
作为公诉机关的最高检察院也认为聂案错误明显，“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提出，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仅能证明被害人康某1死亡的事实，单纯依靠间接证据不能证实康某1死亡与聂树斌有关。”
如果21年后隔空审理时，控辩审三方都能高度一致地认为聂案是错案，那么，21年前直接面对聂树斌和原始证据的法官，更知道这是错判。
接下来的问题是，明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仍然下判的法官，如何追责？
根据刑法理论，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而放任的，是故意犯罪。据此，聂案原审的司法人员，如果明知可能是错案，仍然放任其发生，致使被害人被判处死刑，已经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领导的干预，能否影响定罪？有传言说，原审法官也提出质疑，但领导批示从重从快处理。在刑法理论上，这一问题很清楚：批示的领导属于教唆犯，而下判的法官属于实行犯。两者都是共同犯罪，构成故意杀人罪。唯一的例外是，法官丧失意志自由，如被领导拿枪顶着下判，显然，不可能出现这样荒唐的局面。
在聂树斌案中，更多的学者在反思制度之恶，而忽视了法官之恶。
再恶的制度，也要个人的配合；再好的制度，也要个人的努力。
把个人之恶推卸给制度之恶的做法，本身就是最恶的制度。
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教授在《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一书中，记录了一个让受试者电击无辜者的心理实验，发现“服从受试者最常见的思维调整是：他认为自己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他将所有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主试这个法定权威，从而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外部权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以道德责任行动的个体。”正是司法人员把责任推给领导的心理，才导致如此肆无忌惮的迫害无辜者。
司法人员因领导干预而下判，与纳粹军人受命开枪杀犹太平民的道理一样，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不是免责的理由。
防止集体作恶最有效的做法，是让每一个参与作恶的人付出最高代价。聂案，犹如河北公检法对聂树斌的轮奸。共同犯恶的轮奸，是加重、而不是减轻处罚的事由。杀掉聂树斌，当初是为了预防他人再犯；同样，严惩乱判的法官，今天也是预防冤案的最好做法。
唐律实行“诬告反坐”制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康得讲：“如果你打了别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杀了你自己。”让假借国家权力、对他人行恶的人明白，害人就是害己，才能让制造冤案的手有所颤抖。
当然，我反对同态报复，更反对以恶制恶。
但是，作恶无成本，集体作恶时法不责众，是中国司法乱象的根本原因。法治的成功不是靠道德约束的，在辛普森被判无罪后，仅因为在法庭上撒谎没有说过“黑鬼”（这是律师的圈套），福尔曼警官就被定为伪证罪。即使总统克林顿在法庭上对性丑闻撒谎（非刑事案件），也要被吊销律师执照并罚款。美国的司法公正、法庭尊严，不是人性美好的结果，而是严刑峻法的产物。
可是，如果面对聂树斌这样“事实基本不清、证据基本不实”的明显错案，如果司法人员以领导批示为由，就可以轻描淡写、一笑而过，则永远会不断有聂树斌在天国哭泣。
我反对案件终身负责制，也反对把法官当成圣人而无限追责。
但我坚持认为，司法人员把明显无罪的人送上刑场，构成故意杀人罪。
我们有理由推测，聂树斌案是河北司法人员集体制造错案，并不断掩盖冤案的过程。放在任何朝代，这样系统性的陷害，都会引发官场大追责。
即使天塌下来，也要让每一个参与错判、掩盖冤情的人，罪有应得，这才是法治的胜利。
我们用了21年纠正了冤案，更应当用21年完成追责。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在聂树斌蒙冤21年后，在此案复查逾11年后，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不正义的正义结果。
2号中午，杭州阳光明媚，在浙大西溪校区的树荫下，一家电视台采访我，问我对此事的评价。我说：痛并快乐着；法治的阳光明媚，而我们仍然在阴影下讨论冤案。
记者问我：冤案纠正了，不是法治的胜利吗？
结果正确不等于正确结果，正义实现了，但这不是我要的正义。
正义，必须以正义的方式实现。
1、法治不是结果正义，而是过程正义
真凶出现后纠正一个冤案需要11年，而真凶又被提前行刑造成悬案，聂树斌的无罪之路，是法治之耻。
如果纠正冤案等于法治的胜利，那么，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后都沉冤昭雪，能否说，封建专制社会能够纠正冤案，也是法治社会？
显然，冤案昭雪，只是起码的良心道义，与法治无关。
所有国家、任何朝代，都会尽力减少冤案发生，尤其是命案。这是考量政权合法性、社会有序性的基本标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非现代法治社会才有的理念，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人心公道。如《晋书．元帝纪》云：“其有政绩可述，刑狱得中，人无怨讼，久而日新。”在历代统治者心中，无冤少怨都是重要的政绩内容。
在古代，冤案经常可以惊动最高统治者。如明成祖亲自纠正沈师桥被错误羁押案，嘉靖纠正李玉英冤案。干隆更是亲自纠正了“隐形轮奸”（利用巫术、隐形法轮奸妇女）案的错误，并亲批“矜慎庶狱，罪疑惟轻”八字方针。
所以，司法的最低限度是无冤。就这一点，我不同意陈兴良教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的论断。纵观世界历史，无冤是所有正常司法体制的基本追求，有冤必纠也是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
无冤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而是社会的最低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的优势不是纠正冤案，而是以正确的方式纠正冤案。
结果正确，不是法治的特征；程式正确，才是法治的特征。如果把结果正确等于法治核心，就很难理解辛普森案件中美国人的态度。辛普森案宣判后，68%的受访人认为辛普森有罪，但80%的受访民众认为法庭审判的程式是正义的。
极权与民主制度，都会出现错误，不同的是，极权体制是御笔纠错，而法治社会是自动纠错。在尼克森的水门事件中，即使总统也不敢对抗法官要求交出录音带的裁定。而在聂树斌案中，一个副部级的张越，竟然可以单挑整个国家法律制度21年。
聂树斌案的无罪之路，不是法治化的纠错过程。聂树斌案是一个普通杀人案，判决书漏洞百出却得以维系，再审之诉不被受理；真凶出现后被提前杀掉；原审河北法院拒绝认错，只能由山东高院异地再审；最终以最高法院再审结束，主审的是副部级法官。
这是一个无法复制、高层决策、逆向法治的纠错过程。
我看不到希望，却感受到绝望。
2、即使真凶未落网，也是错案
聂树斌案最终被判无罪，是因为真凶落网。
但是，从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的再审判决来看，即使真凶没有落网，聂案也是一个不折不扣、严重违法的错案。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从九个方面认为原审错误（以下均原文引用）：
（1）聂树斌被抓获之时无任何证据或线索指向其与康某1被害案存在关联；
（2）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缺失，严重影响在卷讯问笔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3）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4）原审卷宗内案发之后前50天内证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况的证人证言缺失，严重影响在案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5）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重要原始书证；
（6）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
（7）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
（8）原审认定康某1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9）原办案程式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
毫无疑问，这九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有问题，都是严重错误，都属于“事实基本不清楚、证据基本不确凿”，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错案。
这些司法人员的法律知识一定是体育老师教的。
退一万步讲，假如聂树斌真的杀了人，原审判决也是错判，这才是法治社会的正确逻辑。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米兰达对强奸杀人供认不讳，但因为被迫认罪，美国最高法院仍然再审改判米兰达无罪。在聂案中，如此严重的程式违法、证据不清，即便碰巧结果对了，也是偶然事件。换言之，如果承认存在严重错误判决的合法性，即使在聂树斌案中没有杀错人，也必然在其他案件中杀错很多人。
像考勤表丢失、作案工具有疑问等严重问题，是基本的常识性错误，绝非法治理念落后、制度不健全的原因。这些严重错误，即使放在一千年前的司法体制下，也不能轻易下判。
从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的判决书来看，原审判决是一个完全违反“常识、常理、常情”的判决，简直是草菅人命。
即使真凶不落网，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判决，如何在各方抗议下顽固地维系了21年？
细思恐极，司法实践中，有以上九个错误中的一个或数个的判决，是否还在延续着合法性？
还有多少这样滥杀无辜的判决，令人不寒而栗。
3、法官明知有错仍然判死，构成故意杀人罪
作为公诉机关的最高检察院也认为聂案错误明显，“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提出，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仅能证明被害人康某1死亡的事实，单纯依靠间接证据不能证实康某1死亡与聂树斌有关。”
如果21年后隔空审理时，控辩审三方都能高度一致地认为聂案是错案，那么，21年前直接面对聂树斌和原始证据的法官，更知道这是错判。
接下来的问题是，明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仍然下判的法官，如何追责？
根据刑法理论，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而放任的，是故意犯罪。据此，聂案原审的司法人员，如果明知可能是错案，仍然放任其发生，致使被害人被判处死刑，已经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领导的干预，能否影响定罪？有传言说，原审法官也提出质疑，但领导批示从重从快处理。在刑法理论上，这一问题很清楚：批示的领导属于教唆犯，而下判的法官属于实行犯。两者都是共同犯罪，构成故意杀人罪。唯一的例外是，法官丧失意志自由，如被领导拿枪顶着下判，显然，不可能出现这样荒唐的局面。
在聂树斌案中，更多的学者在反思制度之恶，而忽视了法官之恶。
再恶的制度，也要个人的配合；再好的制度，也要个人的努力。
把个人之恶推卸给制度之恶的做法，本身就是最恶的制度。
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教授在《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一书中，记录了一个让受试者电击无辜者的心理实验，发现“服从受试者最常见的思维调整是：他认为自己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他将所有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主试这个法定权威，从而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外部权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以道德责任行动的个体。”正是司法人员把责任推给领导的心理，才导致如此肆无忌惮的迫害无辜者。
司法人员因领导干预而下判，与纳粹军人受命开枪杀犹太平民的道理一样，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不是免责的理由。
防止集体作恶最有效的做法，是让每一个参与作恶的人付出最高代价。聂案，犹如河北公检法对聂树斌的轮奸。共同犯恶的轮奸，是加重、而不是减轻处罚的事由。杀掉聂树斌，当初是为了预防他人再犯；同样，严惩乱判的法官，今天也是预防冤案的最好做法。
唐律实行“诬告反坐”制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康得讲：“如果你打了别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杀了你自己。”让假借国家权力、对他人行恶的人明白，害人就是害己，才能让制造冤案的手有所颤抖。
当然，我反对同态报复，更反对以恶制恶。
但是，作恶无成本，集体作恶时法不责众，是中国司法乱象的根本原因。法治的成功不是靠道德约束的，在辛普森被判无罪后，仅因为在法庭上撒谎没有说过“黑鬼”（这是律师的圈套），福尔曼警官就被定为伪证罪。即使总统克林顿在法庭上对性丑闻撒谎（非刑事案件），也要被吊销律师执照并罚款。美国的司法公正、法庭尊严，不是人性美好的结果，而是严刑峻法的产物。
可是，如果面对聂树斌这样“事实基本不清、证据基本不实”的明显错案，如果司法人员以领导批示为由，就可以轻描淡写、一笑而过，则永远会不断有聂树斌在天国哭泣。
我反对案件终身负责制，也反对把法官当成圣人而无限追责。
但我坚持认为，司法人员把明显无罪的人送上刑场，构成故意杀人罪。
我们有理由推测，聂树斌案是河北司法人员集体制造错案，并不断掩盖冤案的过程。放在任何朝代，这样系统性的陷害，都会引发官场大追责。
即使天塌下来，也要让每一个参与错判、掩盖冤情的人，罪有应得，这才是法治的胜利。
我们用了21年纠正了冤案，更应当用21年完成追责。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